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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十二米 我在沈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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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沈岸的沙发上睡了三天。
不是他不让我睡床,是我不肯。第一天他说你睡床我睡沙发,我说不用,沙发挺舒服的。第二天他醒来发现我还在沙发上,站在旁边看了我很久,说你是不是傻。第三天他直接把我行李箱拖进了卧室,说你再睡沙发我就把沙发扔了。
我说,你扔。
他真的去搬沙发了。
我拉住他的胳膊,他回过头看我,两个人僵持了几秒钟,最后我先松了手。他弯下腰把沙发推回原位,直起身的时候喘了口气,嘟囔了一句:“体力不如从前了。”
我笑了一声,他也笑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了他的床上。他睡左边,我睡右边,中间隔了大概二十厘米。被子是深灰色的,很软,有一股柠檬洗衣液的味道。我平躺着看着天花板,听见他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
“睡不着?”我问。
“嗯。”
“怎么了?”
沉默了几秒。他说:“不习惯。”
我没有问他是不习惯床上多了一个人,还是不习惯我终于来了。也许两者都有。我侧过身,面朝他。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房间里很暗,但足够我看见他的轮廓。
他平躺着,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
“沈岸。”
“嗯。”
“我在呢。”
他没有回答。但过了一会儿,他的手从被子下面伸过来,指尖碰到了我的手指。轻轻地,像试探,像确认,像怕惊动什么。我没有动,让他的手指慢慢滑进我的指缝里,一根一根地,扣住了。
他的手指是凉的。
我握紧了一些。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的手还握着我的,一夜没松。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都在找房子。
他白天上班,我就一个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转。中介带我看了七八套,有的太贵,有的太小,有的没有阳光,有的离地铁站太远。每看完一套我就拍照片发给他,他上班间隙回一句“不行”或者“再看看”。没有一套让他说“好”的。
第五天晚上,他从公司回来,进门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钥匙。
“怎么了?”我问。
他把钥匙放在茶几上,说:“楼下有一套房子在出租,两室一厅,朝南。我帮你看了,还不错。”
“楼下?”
“嗯,三楼。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贴的告示,打电话约了中午去看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像在做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我注意到他的耳朵尖是红的。
我说:“你不想让我搬太远。”
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只是说了一句:“楼下方便,你做饭的时候我可以蹭饭。”
我笑了,把那把钥匙拿起来看了看,是一把很普通的铜色钥匙,上面贴着一个白色的标签,写着门牌号。
“那就这套吧。”我说。
搬家那天是周六。其实也没什么好搬的,我的行李只有一个箱子,新家那边的家具都是现成的。我们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东西归置好了。他把最后一只杯子放进厨房的碗柜里,关上门,转过身,忽然站在原地不动了。
“怎么了?”我问。
他看着这个新的、空的、但已经有了生活痕迹的房间,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你现在离我只有两层楼了。”
我说,嗯。
“十二米。”他说。
“你量过?”
“我步测的。从你家门口到我家门口,四十二步。我一步大概三十厘米,十二米六。刨掉误差,十二米。”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他。他站在那里,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袖子卷到手肘,手插在裤兜里,认真地跟我算着距离。阳光从朝南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柔和。
我说:“沈岸,你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吗?”
他说:“你闭嘴。”
我说:“那你过来。”
他走过来,走到我面前。我伸出手,把他T恤领口翻出来的标签塞了回去。我的手指擦过他的后颈,他微微缩了一下,但没有躲开。
“十二米,”我说,“太近了。”
他看着我。
“近到我一喊你就能听见。”我说。
他的嘴角慢慢弯了起来。不是大笑,不是微笑,是那种从心底溢出来的、藏都藏不住的、浅浅的弧度。那个弧度让他的整张脸都亮了起来,像一盏灯被拧亮了。
“那你喊一声试试。”他说。
“沈岸。”
“嗯。”
“没事了。”
他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力道不轻不重,和很多年前他在走廊上拍我的那一下一模一样。但这一次,他的手没有拿开。就那样搭在我肩膀上,掌心的温度隔着薄薄的衣料传过来。
窗外,三月的风把新买的窗帘吹起来,又放下,吹起来,又放下。窗帘是浅蓝色的,他挑的,说这个颜色像南方的天空。
上海的天空其实没有那么蓝。但他说像,就像吧。
反正我现在住在这片天空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