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门第的婚事》吹弹不破

51、报到 “XX

　　“XX军区政治部
　　关于白乙竹同志调动工作的通知
　　XX军区政治部干部处 〔1983〕政干调字第47号
　　军区文工团、政治部□□：
　　经研究决定：
　　一、调白乙竹同志由XX军区文工团至军区政治部□□创作组任创作员（正连职），试用期半年。
　　二、该同志限于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前到□□报到，并办理工作交接手续。文工团方面协助结清供给关系、党团关系及档案转移。
　　三、白乙竹同志原任文工团演员队副分队长职务自然免除。
　　特此通知。
　　XX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公章）
　　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

　　白乙竹终于拿到了调令。

　　薄薄一张纸，盖着鲜红的公章，她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条路径在文工□□统里并不少见——会表演、懂本子的人转创作员，本就是常规操作。更重要的是，她可以从那个“出了人命”的舞台上彻底退下来，安安稳稳地躲到幕后去。风头总会过去的，流言总会消散的，只要她不再出现在风口浪尖上。

　　公公那边也说得过去。创作员是正经的技术编制，不算贬职，外人看来是“调养”，面子上圆得住。

　　事情似乎都在慢慢好转。

　　参谋长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强，脸色渐渐有了血色，说话的声音也比从前有力气了。白乙竹心里惦记着换肾手术的事，前后问过主治医生好几次，得到的答复总是“再观察观察”。

　　这天下午，她趁着送饭的机会，又去了一趟医生的办公室。

　　主治医生姓方，四十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刚从国外进修回来不久。白乙竹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一张CT片子，见她进来，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方医生，我想再问一下参谋长的手术安排，大概什么时候能做？”

　　方医生示意她坐下，开口道：“白同志，我跟你说实话。参谋长这个情况，我们最近又做了一次全面的评估。他的肾功能虽然受损，但代偿功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加上他年纪也不小了，这个年纪做换肾手术，风险和术后恢复的难度都比年轻人要大得多。”

　　白乙竹的心提了起来：“那您的意思是……”

　　方医生翻开病历本，指着上面的数据给她看：“你看这几个指标：肌酐清除率、血尿素氮、尿蛋白定量。最近三次复查的数据都在缓慢改善，虽然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但趋势是向好的。我们在国外的学术会议上也讨论过类似的病例，对于中老年患者，如果能通过药物控制和饮食调理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不手术反而是更优的选择。”

　　他合上病历本，语气认真：“当然，这不是说完全排除手术的可能。我们现在的方案是先保守治疗三个月，每个月做一次全面检查。如果指标持续向好，那就继续观察；如果出现恶化，再考虑手术。毕竟换肾是大手术，术后要长期服用抗排异药物，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也不小。能不做，尽量不做。”

　　白乙竹听完，悬了许久的心稍稍落下来一些：“那就是说，暂时先观察，有可能不用手术？”

　　“对。”方医生点点头，“目前来看，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你回去跟参谋长也说一下，让他放宽心，积极配合治疗，保持心情愉快，这对病情恢复很有帮助。”

　　白乙竹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时候，脚步轻快了许多。窗外的阳光斜斜地洒进走廊，在地砖上铺了一层暖融融的金色。

　　转眼就到了春节前夕。

　　白乙竹要去□□报到的日子定在一月十日，临行前，她专程去医院跟参谋长道别。

　　病房里暖气烧得足，参谋长半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份《解放军报》，见她进来，把报纸折好放在床头柜上。

　　“后天就去报到了？”他问。

　　“嗯。”白乙竹说。

　　参谋长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创作组那边有个负责人叫周德夫，是我在抗大时候的小战友。这个人嘛……”

　　“业务上是没问题的，老资格了，写过不少好东西。就是脾气有点倔，认死理，尤其是对……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你去了之后，工作上多听他的意见，别跟他顶嘴。”

　　白乙竹点点头：“我知道了。”

　　参谋长看了她一眼，又说：“创作组的工作跟你以前在文工团不一样，坐办公室的时候多，下部队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要去师团宣传队辅导业余创作，条件艰苦，你自己心里有个准备。”

　　“我晓得的。”白乙竹应道。

　　第二天一早，白乙竹收拾妥当，跟着赵西洲进了京。

　　报到那天，白乙竹特意起了个大早。

　　她推门出去，只见赵西洲推着一辆二八大杠，停在院门口。

　　“你怎么没去上班？”白乙竹有些意外。

　　“请了半天假。”赵西洲跨在车上，一只脚撑着地，“走吧，我送你过去。”

　　白乙竹本想说不必麻烦，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点了点头，锁上门，坐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

　　腊月的风冷飕飕的，吹在脸上像刀子刮。白乙竹缩了缩脖子，把围巾往上拉了拉。赵西洲在前面蹬着车，脊背挺得笔直。

　　一路上赵西洲骑得不快不慢，冬天的风吹得路边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哗啦啦响。他头也不回地说：“□□在政治部大院东边那栋楼，三层，苏式建筑，灰色外墙，很好认。”

　　快到军区大院的时候，赵西洲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在政治部那栋楼的二楼。一楼是值班室、传达室、干部科、财务科。二楼是宣传部，□□和创作组也挂在宣传口下面，都在二楼。三楼是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你到了之后先去传达室登记，然后上二楼最里头那间，门牌上写着‘□□创作组’。”

　　白乙竹在后面“嗯”了一声，把这些话默默记在心里。

　　自行车在军区大院门口停下来。

　　赵西洲一只脚撑着地，等她下车。

　　白乙竹跳下来，整了整衣领，转过身看着他，认真地说了句：“谢谢你。”

　　赵西洲微微点了点头，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只说了一句：“去吧。”

　　然后调转车头，蹬了几步，便融入了街上的车流人海中。

　　军区政治部□□的办公楼是一栋五十年代建的苏式三层楼，灰色的外墙，方正的门窗，透着一股子严肃稳重的气息。

　　楼门口的墙上钉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写着“XX军区政治部”几个大字。

　　白乙竹推开玻璃门，一股热气夹杂着旧纸张和墨水的气味扑面而来。

　　走廊两侧的墙上贴着几张宣传画，最显眼的是“学习十二大精神”的大红标语，毛笔手写，笔画粗壮有力，边角已经有些卷起来了。

　　旁边还贴着“五讲四美三热爱”和“计划生育光荣榜”的告示，红纸黑字，透着一股浓厚的时代气息。

　　传达室里坐着一个老大爷，戴着老花镜，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缸子，正就着缸子沿儿喝茶。见有人进来，他放下缸子，从老花镜上方打量了白乙竹一眼。

　　“哪个单位的？找谁？”

　　白乙竹从口袋里掏出调令，递了过去：“□□，创作组，白乙竹，今天来报到。”

　　老大爷接过调令，凑近了仔细看了看，又从抽屉里翻出一个蓝皮的登记簿，戴上老花镜，用铅笔一笔一划地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在白乙竹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勾。

　　“二楼，最里头那间，门牌上写着‘□□创作组’。”老大爷把调令递还给她，又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

　　“谢谢您。”白乙竹接过调令，沿着楼梯往上走。

　　楼梯是水磨石的，边角已经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发亮。楼道里混杂着一股旧稿纸的霉味、墨盒的油墨味、大前门香烟的烟草味，还有走廊尽头开水房里飘来的茉莉花茶香，以及冬天烧蜂窝煤留下的淡淡硫磺气息。

　　白乙竹调整了下呼吸，努力让自己适应。

　　走上二楼，顺着走廊一直走到最里头，果然看见一扇门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上面写着“□□创作组”六个字。

　　她先去见了郑部长，随后郑部长领着她去了那间办公室。

　　白乙竹站在门口，整了整衣领，抬手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嗓音有些沙哑，带着几分不耐烦。

　　郑部长和白乙竹推门进去。

　　这是一间朝南的房间，采光不错，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影。

　　窗台上摆着两盆文竹，叶片有些发黄，半死不活地耷拉着，显然是疏于打理。

　　靠门的那面墙立着一排铁皮资料柜，漆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铁皮，上面贴着各种标签，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

　　靠窗的位置摆着三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稿纸、书籍和文件夹。靠里墙的位置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架油印机，旁边的地上堆着几摞厚厚的资料。

　　房间里有三个人。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一件半旧军装，袖子挽到肘部，露出瘦削的前臂。他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刀刻的一样。此刻他正低着头，手里握着一支钢笔，在一沓稿纸上写着什么，笔尖沙沙作响，头也不抬。

　　另外两个男人坐在对面的位置上。一个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前的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稿纸，他正趴在上面，用钢笔一行一行地改着，眉头皱成一个“川”字。

　　另一个三十来岁，头发翘起一撮，正在用剪刀小心翼翼地裁剪一本《解放军文艺》的合订本，神情专注。

　　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年轻姑娘，二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袖子卷到手腕，正在一台油印机前推着墨辊，袖口沾了一小块蓝色的油墨。见有人进来，她抬起头，冲白乙竹笑了笑，但很快又低下头去，继续推她的墨辊。

　　郑部长朝屋里扫了一眼，说了句：“老周，给你们组添个人。白乙竹，文工团调过来的，你先带她熟悉熟悉环境。”

　　说完就走了，皮鞋踩在水磨石地上的声音渐渐远去。

　　这时，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终于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在白乙竹身上扫了一眼，没有任何表情，甚至连身子都没有欠一下，只是抬了抬下巴，朝墙角的方向扬了扬。

　　“那儿是你的桌子。”他冷冷地说，“先把去年积的稿子理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