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门第的婚事》吹弹不破

5、第 5 章 白乙竹没有

　　白乙竹没有露出任何惊喜的表情。她只是点了点头，走到领舞的位置上，站好。音乐再次响起的时候，她深吸了一口气，把手臂展开，从指尖到指尖，是一条笔直的、流畅的线。
　　她跳得很好。
　　每一个动作都有始有终，力量从脚底传上来，经过腰、背、肩、臂，最后从指尖送出去，像是要把什么东西远远地抛出去，抛到你看不见的地方。
　　一遍跳完，周编导没有说话。他又放了一遍。白乙竹又跳了一遍。这一遍比刚才更好，她在这个位置上找到了更多的空间，更大的幅度，她的身体像是被打开了一把锁，舒展开来，流动起来。

　　第三遍跳完的时候，排练厅里响起了掌声。
　　不是周编导在鼓掌，他从来不鼓掌。是其他几个跳舞的姑娘在鼓掌。她们站在各自的把杆前面，拍着手，脸上带着真诚的、不加掩饰的赞赏。在文工团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技术是最硬的通货，白乙竹刚才用自己的技术挣到了一份尊重。
　　白乙竹微微喘着气，额头上沁出一层薄汗。她冲着鼓掌的几个人笑了一下，眼睛亮晶晶的，说了声“谢谢”，声音不大，带着一点不好意思。苏小曼坐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排练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白乙竹换下舞衣，穿上一件军绿色的棉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从排练厅的后门出来。北风迎面吹来，她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往食堂的方向走。
　　走了大约二十步，她停下了。

　　排练厅前面的水泥路边上，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墨绿色的车身，帆布顶棚，引擎盖上还带着一点没化干净的霜。车旁边站着一个人。
　　赵西洲。
　　他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里面是军绿色的毛衣，没有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他靠着车门站着，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姿态很放松，像是在等人，又像是只是站在那里看看风景。

　　他看到白乙竹的时候，目光在她脸上驻足，这次不是一扫而过，也不是那种看故人的复杂眼神，而是一种更直接的、更坦率的注视。
　　“白乙竹同志......”他说。
　　白乙竹的脚步慢了下来，但没有停。她走到他面前大约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抬起头看他。他比她高出将近一个头，她需要微微仰着脸才能看到他的眼睛。
　　“赵西洲同志？”她说，“你怎么来了？”

　　赵西洲沉默了一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白色的，角上绣着一朵兰花。
　　白乙竹看了一眼那块手帕，心里动了一下，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她只是微微睁大了眼睛，做出一个“原来在这里”的表情。
　　“掉在车上了，”赵西洲说，把手帕递过来。
　　白乙竹接过手帕，说了声“谢谢”。她的手指碰到他的手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缩回去，就那么碰了一下，然后分开了。
　　赵西洲把手插回口袋里，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排练厅的方向。
　　“我刚才在里面，”他说。
　　白乙竹愣了一下：“什么？”
　　“排练厅，”赵西洲说，目光从排练厅的窗户上收回来，重新落在她脸上，“我在后面站了一会儿。看你跳舞。”

　　白乙竹没有说话。她在排练厅里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有人在看。想起自己刚才跳的那几遍，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跳跃，都被他看在眼里。她忽然觉得脸上有一点热，但很快就压下去了。
　　“跳得比电视上的还好，”赵西洲说。他的语气很平淡，不像是在夸人。目光也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变得柔和了一些，只是柔和了一点，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白乙竹笑了一下。

　　她的眼睛弯了弯，嘴角往上翘了一点，露出一点牙齿。
　　“谢谢，”她说。
　　两个人站在吉普车旁边，北风从他们之间穿过去，把白乙竹马尾上的一缕碎发吹到了脸上。她伸手把那缕头发别到耳后，动作很自然。
　　赵西洲看着她做这个动作，目光停了一下。
　　“你吃了吗？”他问。
　　“还没有，”白乙竹说，“正要去食堂。”
　　“别去食堂了，”赵西洲说，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我请你吃饭。”

　　白乙竹看了他一眼。他的表情仍然不是很热情，但跟昨晚比起来，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昨晚他是连看都不看她一眼的，今天他主动来找她，主动请她吃饭，主动帮她拉开了车门。
　　她没有犹豫，弯腰坐进了车里。

　　车子驶出大院，往市区方向开。白乙竹坐在副驾驶座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的街景从军区大院的整齐划一慢慢变成市区的嘈杂纷乱。路边有小贩推着车卖烤红薯，有穿着棉袄的妇女抱着孩子在等公交车，有骑着自行车的中年男人车后座上绑着一捆大葱。
　　赵西洲把车停在一家小饭馆门口。店面不大，门头上的招牌写着“老地方家常菜”，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门口蹲着一只花猫，看到车停下来，懒洋洋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慢吞吞地走了。
　　两个人进了饭馆，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服务员拿过来一张塑封的菜单，赵西洲看了一眼，递给白乙竹。
　　“你点，我都可以。”他说。
　　白乙竹接过菜单，翻了翻，点了一个酸辣白菜，一个木须肉，一个西红柿蛋汤。都是便宜的菜，分量不大。

　　菜上来之后，两个人开始吃饭。白乙竹吃得不快不慢，筷子夹菜的动作很轻，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她吃饭的样子很好看，珍惜每一口食物。她小时候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如果发出声音，母亲会用筷子敲她的手指。后来在文工团，吃饭更有讲究，不能吃太多，不能吃太少，不能吃太快，不能吃太慢。
　　赵西洲吃得也不快。他夹了一筷子木须肉，嚼了两口，放下筷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饭馆里放着一台收音机，正在播午间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字正腔圆，说着某个工厂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消息。收银台后面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一边织毛衣一边跟着收音机哼歌。
　　这顿饭吃了大约二十分钟。期间两个人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要不要加辣？”“不用。”“够不够吃？”“够了。”“喝不喝茶？”“谢谢。”
　　但奇怪的是，这种沉默并不尴尬。它像是一条浅浅的河，两个人各站一边，谁也没有急着要过去的意思，但谁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吃完饭，赵西洲结了账，两个人走出饭馆。北风小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半个脸，照在身上有一点薄薄的暖意。
　　赵西洲站在车旁边，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白乙竹。
　　“下午有事吗？”他问。

　　“那，”他说，“去看个电影？附近有个电影院。”
　　他的表情说不上热情——眉头微微皱着，嘴角还是那个向下的弧度，双手插在皮夹克的口袋里，肩膀微微缩着，像是在抵御寒冷，又像是在抵御别的什么东西。他说“看电影”这三个字的时候，没有任何暧昧的、浪漫的意味。

　　白乙竹忽然觉得有些好笑。她在文工团见过男兵请女兵看电影，无一不是提前买好票，站在宿舍楼下等，手里攥着两张电影票，脸上带着紧张的红晕，说话结结巴巴的。但赵西洲这个样子，不像是在约一个姑娘看电影，倒像是在完成一项不太情愿的战斗任务。

　　“赵西洲同志，”她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赵西洲看着她，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在冬天的阳光下显得很浅。

　　“什么事？”他问。
　　“你来找我，”白乙竹说，两只手插在棉袄的口袋里，下巴缩在领子里，只露出一双眼睛，“不是因为手帕。也不是因为看我跳舞跳得好。”
　　她顿了顿。
　　“你是有话要说。”

　　赵西洲沉默了很久。
　　风从两个人之间穿过去，把他额前的一缕头发吹了起来，露出那道浅浅的疤痕。他没有去拨那缕头发，就那么让它飘着，像是忘了它的存在。
　　“上车吧，”他说，拉开了车门。
　　白乙竹上了车。赵西洲没有发动车子，两个人在车里坐着，挡风玻璃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蒙了一层薄纱。
　　赵西洲把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指节微微发白。他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棵光秃秃的槐树，看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