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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4 章 电梯到了。 ...

  •   电梯到了。门开了,走廊里的冷风灌进来,白乙竹打了个寒噤。
      赵西洲大步走了出去,这次比进来的时候走得更快。白乙竹在后面跟着,军大衣的下摆扫过走廊的地毯。

      她看着他的背影——宽阔的肩,笔直的脊背,走路的时候微微偏左,似乎是长年负重留下的习惯。
      她想,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拒绝,还是试探,还是仅仅在表明态度?
      她想不明白。

      但她知道一件事,赵参谋长说他观察了她一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个军区副参谋长,花了一年的时间观察一个文工团的小舞蹈演员。
      这不是随便说说的。
      白乙竹加快脚步,跟上了赵西洲的步伐。走到门口的时候,北风迎面吹来,她把脸埋进大衣领子里,只露出一双眼睛。

      车子发动了。赵西洲坐在前面,她坐在后面。回去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车里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和暖风机的呼呼声。
      她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路灯。灯光一段一段地照进来,又暗下去,照进来,又暗下去。

      她想,赵西洲,你说得对,你爸看中的不代表你看中的。
      但没关系。
      她有耐心。她练了二十年的耐心,从六岁起每天压腿下腰,一个动作重复几百遍,脚趾甲掉了三个还能接着跳。跟这些苦比起来,等一个男人转过头来看她一眼,实在算不了什么。
      车子驶出南区大门的时候,哨兵敬了一个礼。白乙竹在黑暗中微微笑了一下。

      车子在文工团宿舍楼下停住的时候,白乙竹的手在军大衣口袋里摸到了那块手帕。
      那是一块白色的棉布手帕,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蓝线绣的,颜色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了。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块手帕,跟了她三年,叠得整整齐齐,每次用完都洗干净晾好。

      她看了一眼赵西洲。他坐在副驾驶座上,没有下车的意思,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撑着下巴,目光落在挡风玻璃外面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上。路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在他脸上切出明暗分明的两半。

      白乙竹推开车门,一条腿迈出去,身子探出车门的时候,手指松开,那块手帕从指缝间滑落,无声地落在副驾驶座的脚垫上。白色的布料在深色的脚垫上很显眼,但车里光线暗,如果不特意低头看,不会发现。

      她下了车,关上车门,弯腰冲着车窗里面说了一声“谢谢”。
      赵西洲没有回头,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算是回应。
      白乙竹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来,走回到驾驶座的车窗旁边,敲了敲玻璃。

      赵西洲摇下车窗,看了她一眼。这次看的时间比之前长了一些,而不是之前那种一扫而过的半秒。但目光仍然是平的,没有温度。

      “今天麻烦你了,”白乙竹说,声音落落大方,带着一点笑意,“赵叔叔那边,也请你帮我带个好。”
      她伸出手来。
      赵西洲看着那只手,顿了一秒,然后伸出手来握了一下。他的手干燥,骨节分明,力道不重不轻,是一个标准的、不出错的握手。
      但在他松开之前,他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脸上。
      这次不是两秒。是五秒,六秒,也许更久。白乙竹没有躲闪,迎着他的目光站着,嘴角还挂着那个得体的笑容。

      赵西洲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很久。
      那种眼神很奇怪。不是欣赏,不是审视,不是打量,而像是一个人站在一幅旧照片前面,照片上的人他认识,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是故人,又是陌生人。
      他的手松开了。
      “回去吧,”他说,“外面冷。”
      白乙竹点了点头,转身往宿舍楼里走。她走得不算快,脊背挺直,步伐均匀,没有回头。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她的后背上,一直跟着她,直到她走进楼门,拐过楼梯口,消失在视线之外。
      她没有回头。但她在楼梯拐角处站了会,闭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宿舍在三楼,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洗衣粉和搪瓷盆混合的气味。有人在走廊尽头的公用洗漱间里哗哗地接水,有人在房间里拉二胡,断断续续的。白乙竹推开306的门,一股热腾腾的煤炉味扑面而来。

      程媛媛已经躺在了上铺,被子裹到下巴,只露出一张圆脸和两只眼睛。听到门响,她立刻坐了起来。
      “回来了?”她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好奇,“怎么样?”
      白乙竹把军大衣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弯下腰换拖鞋。动作很慢,一只鞋穿了很久。
      “就那样,”她说,“见了面,说了几句话,回来了。”
      程媛媛从上铺探下头来:“就这些?那个赵参谋长什么样?他儿子什么样?”
      白乙竹把另一只拖鞋也穿上了,站直身子,拿起搪瓷盆去倒水。她的声音从门口飘过来,懒懒的,不愿意多谈的样子:“就是个首长,有个儿子,好像在部队当连长的吧。没什么特别的。”

      程媛媛不满意这个回答,但她听出了白乙竹语气里的那层意思:不想说。跟白乙竹做了一年多的室友,她知道这个人不想说的时候怎么问都没用。
      “切,”程媛媛重新躺下去,“神秘兮兮的。”
      白乙竹端着脸盆去了洗漱间。水龙头拧开,冷水冲进盆里,溅出来几滴打在胳膊上,冰凉的。她把手伸进冷水里,慢慢地洗。
      镜子里的自己卸掉了所有的表情。没有笑容,没有矜持,没有害羞,什么都没有。一张干干净净的素脸,眼睛下面有一圈淡淡的青灰色,是这些天排练累出来的。
      她把今天晚上的事情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

      还有那块手帕。
      她把手从水里抽出来,甩了甩水珠,用毛巾擦干。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她在心里对自己说:那块手帕他会看到的。也许明天,也许后天。也许他会捡起来,也许不会。但至少,她给了他一个理由。
      如果他不来,那就是命。
      如果他来了——

      她关掉水龙头,端着盆回了宿舍。
      宿舍里另外两张床空着,两个室友一个回家探亲了,一个在值班。只有她和程媛媛两个人。白乙竹把脸盆放在床底下,脱了外套,穿着一件旧毛衣爬上自己的下铺,拉上帘子——这是她用一块旧床单改的帘子,拉起来就是一个人的小世界。
      她刚躺下,门被人推开了。
      苏小曼踩着高跟鞋走进来,笃笃笃的,每一步都带着一种刻意的、表演性质的声响。

      她站在门口,看了一眼白乙竹拉上的帘子,又看了一眼上铺的程媛媛,嘴角翘起来。
      “哟,”她说,“白乙竹回来了?”
      白乙竹在帘子后面没有应声。

      苏小曼走到自己的床位旁边,她睡在程媛媛对面的上铺,白乙竹对面的下铺空着,她很少在宿舍待,经常回家住——把包往床上一扔,转过身来,靠在床架上,双手抱在胸前。
      “听说你今天晚上被赵参谋长叫去了?”苏小曼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尖尖的、细细的刺,“怎么样啊?赵参谋长是不是要给你介绍对象?”
      白乙竹还是没有说话。程媛媛在上铺翻了个身,面朝墙,装作没听见。
      苏小曼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回应,笑了笑,声音更大了些:“我跟你说句实在话,白乙竹。你也别不爱听。”
      她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享受这个说话的时机。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苏小曼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居高临下的笃定,“高干子弟都讲究联姻了。你知道什么叫联姻吧?就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不是你长得好看就行了的。人家要看你的家庭背景,看你的社会关系,看你能给人家带来什么。光靠一张脸——”
      她停顿了一下,轻轻笑了一声。
      “——麻雀变凤凰的日子,早就没有了。”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煤炉里的蜂窝煤烧得通红,偶尔发出一声细微的噼啪声。
      白乙竹的帘子动了一下。她从里面伸出手来,拿起床头柜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水,又把杯子放回去。动作不紧不慢的,跟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苏小曼,”她的声音从帘子后面传出来,平平淡淡的,“你说完了没有?说完了我要睡觉了,明天还要排练。”
      苏小曼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她没想到白乙竹会是这个反应,不争辩,不生气,不反驳,她刚才说的那些话就跟是一阵风吹过去了,什么都没留下。
      这种不在意,比任何反驳都让人难受。
      苏小曼的笑容重新挂上来了,但这次明显勉强了一些:“我就是好心提醒你。你爱听不听。”
      “嗯,”白乙竹的声音从帘子后面飘出来,带着一点困意,“谢谢你的好心。晚安。”
      苏小曼站在原地,嘴唇抿了抿,转身去铺床了。高跟鞋的声音笃笃笃的,比刚才重了几分。
      程媛媛在上铺把脸埋进枕头里,无声地笑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排练厅。

      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厅在礼堂后面,是一间高大的平房,水泥地面,四面墙上镶着大镜子,把杆沿着镜子根儿装了一圈。暖气片在角落里滋滋地响,但温度不够,跳舞的时候还是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
      今天的排练是为了一个重要的新剧目——编导从北京带回来的任务,说是要选一个节目参加明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汇演里表现突出的还有机会出国演出。

      出国这两个字在排练厅里炸开了,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

      美国,日本,法国,东欧那些国家——不管去哪,只要能出去,就是天大的好事。

      编导姓周,四十多岁,瘦高个,戴一副黑框眼镜,年轻时是总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后来伤了膝盖,转业到军区文工团当编导。他的要求出了名的严,一个动作能让你做一百遍,做到他满意为止。
      今天排的是一段女子群舞,主题是“春江花月夜”的改编版本——把古曲和现代舞结合起来,动作既有古典舞的柔美,又有现代舞的力量感。周编导选了八个人,白乙竹在里面,苏小曼也在里面。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白乙竹站在第三位。不是领舞的位置,但她不在乎。她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就全情投入,手臂舒展的时候,她想象自己的手臂是柳枝,被春风拂动;旋转的时候,她把重心压得很低,脚下的每一步都踩在节拍的正中心;跳跃的时候,她的滞空时间比别人长一点,落地的声音比别人轻一点。
      这不是天赋。这是苦功。
      从六岁开始,她每天比别人多练一个小时。别人压腿压一百下,她压两百下。别人练到晚上九点,她练到十点。她的身体就是她的本钱,这不是她追求的艺术,这是她追逐的生存。

      周编导站在前面,双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目光从每个人身上扫过去,像一把尺子,量着每个人的高度、角度、弧度。
      第一遍跳完,所有人都喘着气,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等点评。
      周编导没有说话。他走到录音机前,把磁带倒回去,按下播放键,音乐又响起来了。
      第二遍跳完。第三遍跳完。
      到第四遍的时候,苏小曼出错了。一个简单的阿拉贝斯克,她的腿抬得不够高,脚尖也没有绷直,重心偏移了,整个人晃了一下。这在群舞里是很明显的,八个人,七个是整齐的,一个晃了,像一排牙齿里缺了一颗。
      周编导按停了音乐。
      “苏小曼,”他说,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排练厅里格外清晰,“你的阿拉贝斯克是怎么练的?腿抬到多少度?九十度有没有?”

      苏小曼的脸红了。她咬着嘴唇,没有说话。
      “再来一遍,”周编导说,“其他人休息,苏小曼单独来。”
      苏小曼单独做了一遍。比刚才好一些,但还是不够。她的基本功底子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她能进文工团,能当领舞,靠的不是技术,是她父亲的关系。但在这个排练厅里,关系不好使。周编导不吃那一套。
      “不行,”周编导摇了摇头,摘下眼镜擦了擦,“苏小曼,你先在旁边练基本功。这个段落你暂时不要跳了。”
      苏小曼愣在原地,嘴唇抖了抖,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她退到排练厅的角落,靠着镜子坐了下来,狠狠地盯着还在场上的所有人。

      周编导看了看剩下的七个人,目光在白乙竹身上停了一下。
      “白乙竹,”他说,“你站到苏小曼的位置上来,跳领舞。”
      排练厅里安静了一瞬。几个人的目光同时落在白乙竹身上——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看热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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