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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迁徙 两人专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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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行舟花了两周策划毕业旅行。
东非。肯尼亚。马赛马拉。七月的角马大迁徙——电视上那种成千上万的动物在草原上奔跑的画面，他想亲眼带她去看。他订了机票、订了营地、找了当地的地接，甚至连观景台的望远镜都买好了——一对海白菜，他二伯从德国带回来的。
他把行程单打印出来，装在一个信封里，准备在她生日那天给她。
“给你的。”他把信封递过去，靠在图书馆门口的柱子上，表情是那种努力装作不在意但嘴角一直在往上翘的样子。
她拆开信封，抽出行程单，看了一眼。
“肯尼亚？”她抬起头。
“嗯。马赛马拉。看动物大迁徙。七月正是好时候。”
她又低头看了一眼行程单，翻了翻。然后她抬起头，表情有点复杂。
“顾行舟。”
“嗯？”
“我没护照。”
他愣住了。
“什么？”
“我没办过护照。”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困惑，从困惑变成难以置信，从难以置信变成一种被自己蠢到的懊恼。
“你……你从来没出过国？”
“没有。”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蹲下来，双手抱头。
“你怎么了？”她低头看他。
“我在反思。”
“反思什么？”
“反思我为什么这么蠢。准备了两个星期，花了好几万，结果忘了问你有没有护照。”
她看着他蹲在地上的样子，忽然笑了。
“你笑什么？”
“笑你啊。有钱人的脑回路——默认全世界都有护照。”
他抬起头，瞪了她一眼。
“你还笑。我机票都订了。”
“那你就自己去呗。看角马，拍照片，回来给我看。”
“我自己去有什么意思。”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把信封从她手里抽回来，塞进口袋。
“走。办护照去。”
“现在？”
“现在。出入境管理局五点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
“顾行舟——”
“走不走？”
她看着他，叹了口气，但嘴角是翘着的。
“走。”
护照办得比预想的快。加急，一周就下来了。但签证需要时间，疫苗需要时间，黄热病疫苗接种后要等十天才能入境。
顾行舟掐着指头算日子，发现如果一切顺利，七月底能出发。虽然错过了角马过河的最佳时间，但还能赶上尾声。
他把新算的行程单发给她。她回了一条消息：“你真的很执着。”
“那当然。答应你的双人旅行，说到做到。”
她回了一个表情包。一只兔子，比了个心。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七月中旬，林知予接到导师的电话。
“知予啊，你那个计算社会科学的辅修，有个田野调查项目，在云南。八月一号出发，大概两周。你方便参加吗？”
她愣了一下。“八月一号？”
“对。本来计划是九月的，但那边村子八月中旬有民俗活动，时间提前了。你刚入学，这个项目对你以后的研究方向很有帮助。”
她沉默了两秒。
“方便。我参加。”
挂了电话，她看着日历发了会儿呆。
手机亮了。顾行舟的消息：“签证下来了！八月三号飞内罗毕！”
她盯着那行字，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字，又删掉。
最后她拨了个电话过去。
“喂？”他的声音带着兴奋，“我正想跟你说，疫苗也搞定了——”
“顾行舟。”
“嗯？”
“我去不了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导师让我八月一号去云南做田野调查。两周。”
沉默。
“机票能退吗？”她问。
“能退。但——”
“那退了吧。”
“嗯。”
又是沉默。她听见他那边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大概是在退票。
“对不起。”她说。
“你道什么歉？又不是你的错。”
“但你不开心。”
他没说话。
“顾行舟？”
“我在。没不开心。就是……”他顿了顿，“就是有点遗憾。”
“以后还有机会。”
“嗯。以后还有。”
他挂电话之前，忽然说了一句：“你那个田野调查，去多久？”
“两周。”
“去云南哪？”
“一个村子。导师说在山区。”
“注意安全。”
“好。”
“还有——”
“什么？”
“到了给我发定位。每天发。”
她笑了。“好。”
云南的村子在大山深处。
从昆明坐大巴到县城，六个小时。从县城坐面包车到镇上，三个小时。从镇上坐拖拉机到村里，两个小时。
林知予坐在拖拉机上，手抓着栏杆，身体随着颠簸一上一下。山路两边的树很高，把阳光切成碎片，落在她脸上。空气里有泥土和牛粪的味道，混着某种不知名的花香。
同行的有两个师兄一个师姐，还有导师——一个四十出头的社会学教授，姓周，戴着眼镜，说话很快，笑起来像个孩子。
“第一次坐拖拉机？”周老师问她。
“嗯。”
“习惯就好。我们去年去贵州，连拖拉机都没有，走了四个小时山路。”
她点了点头，没说话。
到了村里，住的是老乡家。木结构的房子，一楼养猪，二楼住人。她的房间在二楼最里面，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个灯泡。
师姐帮她铺床单。“你受得了吗？”
“受得了。”
“你看起来不像吃过苦的人。”
“我吃过。”
师姐看了她一眼，没再问。
田野调查的内容是研究农村女性的社会角色变迁。白天，她们去村里走访，跟大妈大婶聊天，录音、拍照、记笔记。晚上回来整理材料，写田野笔记。
第三天，她采访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女人坐在门槛上剥玉米，一边剥一边说话。
“我十六岁嫁过来，生了三个女儿。他想要儿子，生不出来就打我。后来他出去打工，跟别的女人跑了。我一个人把三个女儿养大。”
“你恨他吗？”林知予问。
女人想了想。“以前恨。现在不恨了。恨有什么用？不如多种两亩地。”
“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吗？”
“好。女儿们都出息了。大女儿在县城当老师，二女儿在昆明打工，三女儿在读高中。她们不用像我一样。”
女人说着，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皱纹、有疲惫，但眼睛是亮的。
林知予按下录音笔的暂停键，看着那个女人，忽然想起自己妈妈。妈妈走的时候，她也是一个人。没有人帮她。她靠自己活下来了。
“你辛苦了。”她说。
女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辛苦。习惯了。”
林知予在田野笔记里写下了一段话：“这里的女人不说‘我很难’，她们说‘习惯了’。‘习惯’不是麻木，是她们能使用的唯一的武器。”
第五天，村里有一个民俗活动。男人们在广场上喝酒、唱歌，女人们在厨房里做饭、上菜。林知予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那些女人——她们在笑，在聊天，在忙得脚不沾地。但没有一个人坐下来吃饭。
“你们不吃饭吗？”她问一个年轻媳妇。
“等男人们吃完了我们再吃。”
“为什么？”
媳妇看了她一眼，像是不理解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林知予坐在二楼的木板床上，给顾行舟发消息。信号很差，消息转了半分钟才发出去。
“今天去村里采访了。这边的女人吃饭都要等男人吃完才上桌。”
他秒回：“什么年代了还这样？”
“偏远农村。很多观念还没变。”
“你吃得惯吗？”
“还行。老乡家做的菜挺好吃的。”
“睡得好吗？”
“床板有点硬。但能睡。”
“注意安全。”
“好。”
她放下手机，在笔记本上又写了一段话：“波伏娃说得对，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但在这片土地上，‘塑造’不是哲学概念，是每天发生在饭桌上的事。”
第十二天，调查结束。回程的拖拉机上，师姐问她：“你以后想做什么？”
“不知道。可能继续读书，可能做研究。”
“研究什么？”
“研究人为什么会用不同的标准要求男人和女人。”
师姐笑了。“这题目太大了。”
“所以要多读书。”
拖拉机颠了一下，她的笔记本从包里滑出来，掉在地上。捡起来的时候，翻到了她写的那句话——
“这里的女人不说‘我很难’，她们说‘习惯了’。”
她把笔记本合上，塞回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