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进行时》稷余

16、她和他的一路 婚姻大多艰

　　婚姻大多艰难，讲了几个婚姻，有撕裂的有向上的有知途迷返的有煎熬的，这次讲一个励志的。
　　陈亦安和刘承川的故事，要从县城说起。八十年代末，县城只有两条像样的马路，县中在城南，挨着汽车站。每天清晨，长途车的喇叭声和学校早读的铃声混在一起，把整条街叫醒。他们就是在那条街上认识的。
　　同一个县，不同乡。中考那年，两个人都是各自乡里的第一名。那时候考中专是顶好的出路，包分配，出来就是干部身份，吃商品粮。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敢报中专，那些成绩一般的，才去挤高考的独木桥。
　　陈亦安记得放榜那天，她爸骑着自行车带她去看成绩。车停在县中门口，她爸挤进人群里，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说：“考上了。”
　　她考上的是省城的一所中专，财经类专业。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她妈在院子里杀了一只鸡。
　　刘承川也考上了。同一所中专，不同的专业。
　　两个从县城走出去的孩子，在省城的校园里，像两颗被风吹到一起的种子。都是农村出来的，都明白这一张通知书意味着什么。水到渠成的，他们谈恋爱了。一个沉稳，一个要强。
　　九十年代初，一切都在变。他们入学的时候，中专还是铁饭碗。毕业的时候，天已经变了。政策调整，分配从“包”变成了“不保证”，再变成了“自主择业”。学校的老师们也在变，有人调走了，有人考研走了，有人下海经商了。
　　变化来得太快，快得像一列突然变道的火车，把所有人都甩了一下。
　　陈亦安和刘承川是在一次学校聚会上，真正被击中的。那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寒假，班主任老师的学生从各地回来，聚在县城的小饭馆里。有人考上了大学，有人在复读，有人已经进厂上班了。酒过三巡，一个考上省重点大学的师兄说，他们学校今年有几个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分到了部委。
　　陈亦安坐在角落里，手里的筷子停了。
　　她看看那个同学，又看看刘承川。刘承川也在看她，眼神里的东西，她后来想了很多年，那是后悔。后悔选错了路。当初如果考高中，如果考大学，如果……
　　可世上没有如果。
　　那顿饭吃得很沉默。回家的路上，两个人走在县城那条老街上，路灯昏黄，影子被拉得很长。刘承川忽然停下来，说：“亦安，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陈亦安看着他。
　　“我们还能考。”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沉，“高考，考大学。”
　　她没说话。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放弃分配，放弃吃商品粮的机会。所有当年拼了命考来的东西，全部放弃。然后回去读高中，跟比自己小三四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从头学起。
　　“你疯了。”她说。
　　“也许吧。”
　　他们走完了那条街，谁也没再说话。
　　决定是过完年之后做的。
　　陈亦安先提的。她爸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你想好了就行。”
　　刘承川家里炸了锅，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跳出农门。现在儿子说要放弃分配，回去考大学，他觉得天都要塌了。
　　“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扔，扔的是什么？”
　　刘承川说：“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
　　那场架吵了很久。最后还是他姐劝下来的：“让弟弟试试吧，考不上再分配也不迟。”
　　考不上再分配。说得轻巧。可那时候，分配的名额已经越来越少，迟一步，可能就是天差地别。
　　他们还是做了。
　　两个县城的年轻人，放弃了到手的铁饭碗，重新回到高中课堂。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中间，坐着两个二十岁的老学生。陈亦安有时候做题做到半夜，趴在桌上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刘承川还亮着台灯。
　　第二年，两个人都考上了。
　　陈亦安去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刘承川考上了本省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不是名校，但够了。够他们重新站起来，够他们继续往前走。
　　大学四年，他们不在一个学校，但每个周末都见面。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从城市这头到那头。见面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是在校园里走走，在小饭馆里吃顿饭，在图书馆里一起看书。
　　他们聊的话题，从专业课到考研，从考研到出国，从出国到以后想做什么。陈亦安说想当老师，教大学。刘承川说想进政府，做点实事。
　　考研的时候，两个人都报了更好的学校。陈亦安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刘承川考进了省城的另一所大学。两个学校之间，隔着半座城。
　　研究生读完，刘承川考上了省委的公务员。陈亦安留校当了讲师，同时开始读博士。
　　那几年，他们结了婚，在省城租了一间房子。房子很小，厨房和卧室之间只隔着一道帘子。但陈亦安每次说起这件事，都说那几年是最好的日子。
　　“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回来一起做饭。他切菜，我炒菜。吃完饭他洗碗，我看书。然后一起散步，走到巷口那棵梧桐树下再折回来。”
　　博士读完那年，陈亦安拿到了去美国交换的机会。
　　一年。
　　刘承川送她去机场，在安检口站了很久。他说：“去吧，家里有我。”
　　她在美国那一年的日子，过得像打仗。白天上课，晚上写论文，周末泡在图书馆里。有时候深夜回到租住的小公寓，打开电脑，看见刘承川的头像亮着，就发一条消息过去。
　　他秒回。
　　有时候是“今天吃了什么”，有时候是“这边下雨了”，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只是亮着头像，陪着。
　　一年后她回来，带了一箱子书和一个想法——她要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刘承川来接机，看见她推着行李车出来，第一句话是：“瘦了。”
　　第二句话是：“走吧，回家。”
　　后来陈亦安评上了副教授，又评上了教授。刘承川在省委也一步步走得稳当，从科员到副处，从副处到正处。两个人在各自的轨道上跑着，不争不抢，不紧不慢。
　　儿子高考那年，陈亦安其实比儿子还紧张。
　　最终儿子录到了上海交大。
　　陈亦安偷偷哭了。
　　刘承川在旁边笑：“你哭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擦眼泪，“就是高兴。”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出去吃饭。儿子坐在对面，1.85的个头。她看着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站在县城老街上的自己，二十岁，一无所有，只有一个不甘心的念头和一个陪她疯的人。
　　她端起杯子，碰了碰刘承川的杯子，又碰了碰儿子的杯子。
　　“来，”她说，“喝一个。”
　　刘承川看着她，笑了。那个笑容和三十年前县城老街上的那个笑容，一模一样。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纹路，鬓边添了几根白发。
　　饭吃到一半，儿子去洗手间了。刘承川忽然低声说：“亦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我们没选那条路，现在会在哪儿？”
　　陈亦安想了想，说：“不知道。”
　　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茶是凉的，但味道还在。
　　“但我知道，如果不是你，我走不到今天。”
　　刘承川没说话，把手伸过来，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还是那样，干燥，温暖，指节粗大，像种地的人的手。三十年前是这样，三十年后还是这样。
　　窗外是省城的夜色，灯火通明。这个城市已经不是他们刚来时那个样子了，高楼越来越多，马路越来越宽。但有些东西没变，比如那条老街，比如那棵梧桐树，比如坐在对面的人。
　　陈亦安看着窗外，忽然说：“咱们什么时候回县城看看？”
　　“你想回？”
　　“嗯，想吃那家的炒粉。”
　　刘承川笑了：“行，下周末。”
　　儿子从洗手间回来，看见两个人握着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们俩，”他说，“感情还挺好！”
　　陈亦安把手抽回来，瞪了他一眼：“你啥时候也找个女朋友回来？”
　　儿子笑嘻嘻地坐下来，夹了一筷子菜说：“不着急。”
　　“不着急。”陈亦安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