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南的窗》栖霞一季

3、三

　　在她写信那几日，事态愈发不堪。

　　《晨报》“文坛消息”登出一则匿名花边，字字带刺：

　　“某以美貌著称之女作家，成名之作实有幕后捉刀。据知情者透露，稿酬半数流入他人之手。该女作家近日周旋名流场合，其志不在小。”

　　沈幼荷见了“二百元”数字，只觉可笑。她每篇不过四十元，还要扣邮费。若真有人代笔，她倒要谢他写得更快。

　　可没人在意数字。谣言一传开，“代笔人”从陆之棠排到老教授，荒唐如闹剧。茶座间有人言之凿凿，小报上有人暗讽打油诗，更有人拍桌断言：“我就不信，一个女人能写出那样的文章。”

　　她第一次听见这话时，以为听错。后来才明白，在一些人眼里，“女人”与“好文章”之间，天然隔着一道名为深度与思想的墙。

　　紧接着，又有随笔不点名讥讽某位美貌女作家，文章不过是“梳妆台上的装饰品”，下附按语“忠言逆耳，愿才女三思”。

　　更让她难忍的，是流言的姿态。

　　一场文人聚会上，一位前辈端着酒杯笑说：“幼荷，女人太出挑，难免被说，别往心里去。”

　　这话听起来像安慰，实则是一把裹着棉花的刀。它的潜台词是：你被说，是因为你“太出挑了”，是你的错。你的才华、你的容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招惹是非的理由。

　　另一次，一个她不认识的女作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用同情的口吻写道：“某女士天资过人，惜乎为容貌所累。世人见其貌而不见其文，此女士之不幸也。”——听起来像是在替她说话，实则把她重新塞回了那个牢笼：你看，你的问题是长得太好看。如果你丑一点，也许大家就会认真读你的文章了。

　　沈幼荷选择沉默。可她渐渐发现，沉默不是体面，是坐实定论。不说话是默认，说话是心虚，生气是无风度，不在意是无羞耻。她被困在四面镜中，每一面都只照出碎片，照不出完整的她，而她甚至不知道这些镜子是谁竖起来的。

　　不久，《文学季刊》刊出署名“季鸣”的评论《所谓“才女”》，文章洋洋洒洒三千字，讨论“女性写作的局限”，其中有一段：

　　“近有某女士者，以散文名于世，然细究其文，不过江南旧家之闺秀气耳。写荷则荷，写梅则梅，不出闺阁半步。或有好事者誉之为‘才女’，吾不知其才之所在也。更闻此女士与某编辑过往甚密，其文稿辄得优先发表，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不言自明”四字最毒，不给辩驳余地，越辩越心虚。

　　沈幼荷从未得罪过季鸣，甚至未曾交谈。可她明白，攻击一个无门无派的年轻女作者，最安全。她不会反击，无流派撑腰，她的沉默便是最好的靶子。接着这些谣言就会像池塘里的浮萍，只要有一片生了根，很快就会铺满整个水面。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上个月，她在一家茶座上偶然听到几个人聊天，其中一个人说：“听说季鸣最近在写一篇大文章，要‘清理一下文坛的风气’。”另一个人笑着问：“清理谁？”第一个人压低声音说了什么，她没听清，只听到一阵心照不宣的笑声。

　　现在她知道了。那阵笑声，笑的是她。

　　她想起程漱玉小说里的那句话——“连叹息的节奏都像是排练过的。”

　　一个是小说，一个是评论。一个用虚构的盾牌，一个用匿名的箭。方式不同，逻辑一样：一个年轻女人出现在文坛上，她的才华一定是假的，她的脸一定是真的，她与男人的关系一定是不清不白的。

　　她忽然极想见程漱玉。不为质问，只为问一句：当一个女人被如此对待时，另一个女人，会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