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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听见了一个梦 人群骚动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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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骚动起来。联邦政府的官员来了，站在华莱士对面，要求他让开。他回绝。双方僵持着，摄像机对着他们拍，记者们举着话筒往前挤。
“华，”阿甘再次困惑地发问，“这是干什么？”
我转头看着他：“阿甘，你看见那两个学生了吗？”
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两个黑人学生，一男一女，站在人群外面，穿着整齐，手里拿着书。他们站得很直，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看着那扇被堵住的门。
“他们想进去注册，”我跟阿甘解释，“那个人不让。”
阿甘皱起眉头：“为什么不让？”
“因为他们是黑人。”
他懵懂地看着我，好像没听懂。
“有的人觉得，”我放慢语速，“黑人和白人不能一起上学。”
他想了想，又问：“为什么不能一起？”
“没有为什么，就是有人这么觉得。”这世上许多偏见本就毫无道理可言。
他又看了看那两个学生，然后说：“他们看起来和我一样。”
“什么一样？”
“就是一样，”他语气笃定，“都是人。”
我没再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一样的，都是人。
过了一会儿，华莱士在联邦压力下让步了。他念了一份声明，然后让开路。那两个黑人学生在众目睽睽下走进礼堂，去注册。
人群散了。有人欢呼，有人咒骂，有人只是沉默地离开。
阿甘站在那儿，看着那扇门。
突然，他跑了起来。
他并未朝前跑，反而往回跑。我愣了一下，跟着看过去——那两个黑人学生走出来，手里抱着书。其中一个学生的书掉在地上，散了一地。
阿甘跑过去，蹲下来，一本一本帮他们捡。
那个学生看着他，有点意外：“谢谢。”
阿甘把书递给他，“不客气。”他站起来，跑回我身边，像个做了好事等待夸奖的孩子，“华，我帮他们捡书了。”
“我看见了。”
“他们说了谢谢。”
“嗯，你做的很好，谢谢你。”
“你为什么要谢我？”他不解。
“我也不知道，只是想谢谢你。”
他挠了挠头，疑惑的笑了。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学校的长椅上，吃热狗。阳光很好，草坪上有人在看书，有人在聊天，有人在扔飞盘。
“阿甘，”我问他，“你知道你今天看见的是什么吗？”
他琢磨了一下：“两个学生，进去上课。”
“还有呢？”
“有个人堵着门，不让他们进。”
“你知道那个人为什么堵门吗？”
他想了很久，然后摇摇头：“不知道。”
我看着他的眼睛，湛蓝如清澈天空，没有一点肮脏和阴霾，“没关系，”我说，“不知道也挺好。”
“为什么？”
“因为知道了，反而难受。”
他看着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巧克力，递给我：“华，吃巧克力。”
我接过来，剥开糖纸，放进嘴里。甜的，里面有坚果。
“什么味的？”他满怀期待地问。
“坚果。”
“好吃吗？”
“嗯。”
他心满意足地笑了，也掏出一颗，放进嘴里。
我们俩坐在那儿，晒太阳，吃巧克力，看草坪上的人来人往。
……
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
我和珍妮站在林肯纪念堂前，周围是黑压压的人群，二十多万人，从我们脚下一直蔓延到远处的华盛顿纪念碑。太阳很烈，晒得人头皮发麻，但没有人在乎。
珍妮紧紧抓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华，”她说，“我从来没见这么多人。”
“我也是。”
“你说，他真的会来吗？”
“会。”
她看着远处那个被聚光灯照亮的讲台，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我见过——在她唱歌的时候，在她说起“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在她看着阿甘跑步的时候。
那是希望，是对新生与自由的渴望。
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喊：“他来了！他来了！”
远远的，我看见一群人走上讲台。中间那个穿黑色礼服的男人，身材不高，但站在那里，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一瞬。
马丁·路德·金。
他开始演讲。
我听过他的演讲，在收音机里，在报纸上。但现场听，是另一回事。他的声音洪亮，带着布道者的节奏和韵律，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心上。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起来，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珍妮紧紧抓着我的手。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像兄弟一样坐在一起……”
周围有人哭了。并不是嚎啕大哭的那种，无声的流泪，眼泪滑落，擦都不擦。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格优劣来评判他们的国度里……”
珍妮低下头，肩膀在抖。
我揽住她的肩膀，把她拉近。
“……让自由之声从新罕布什尔巍峨的山巅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纽约的崇山峻岭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宾夕法尼亚的阿勒格尼山脉响起来……”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快，像一阵风，席卷过这二十多万人的海洋。
“……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人群沸腾了。
欢呼声、掌声、哭声，混成一片。人们相拥而泣，有人跳跃，有人跪地祈祷。
珍妮抬起头，满脸是泪：“华，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他说，人人生而平等。”
“嗯。”
她看着我，眼睛亮得惊人：“你说，有一天，我也会平等吗？”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从棉花田里跑出来的姑娘，看着她眼底那层这么多年都没散去的阴影。
“会的，”我肯定道，“总有一天。”
珍妮嘴角抿出一抹浅笑。那抹笑意如寒冬里微弱的余火，虽小，但还能烧。
夜幕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回程的火车上，靠着窗户，谁都没说话。
火车轰隆隆地开，窗外的夜色一片漆黑。
珍妮突然开口：“华，我想去唱歌。”
“去哪儿唱？”
“不知道。纽约？旧金山？哪儿都行。”
“那就去。”
她转头看着我：“你呢？”
“我还没想好。”
“你不走吗？”
“走，”我说，“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
我看着窗外，没回答。
为什么？因为我妈还在这儿，因为甘太太还在这儿，因为阿甘还在这儿。因为这地方，再怎么烂，也是我长大的地方。
火车开了一夜。
珍妮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睁着眼，看着窗外掠过的夜色，想起那个站在林肯纪念堂前的男人，他的声音，还有那二十多万人的海洋。
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
我听见了一个梦。
一个浩瀚而伟大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