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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学 196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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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最轰动的事，是肯尼迪当选总统。镇上人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天主教徒，不行；有人说他年轻，有活力；还有人说，不管谁当总统，棉花价钱还是那样。
阿甘听不懂这些，他只知道肯尼迪跑得也快。
“他跑得快？”珍妮问。
“嗯，”阿甘很认真，“我看报纸了，他在大学的时候也跑步。”
“阿甘，你就知道跑步。”珍妮笑话他。
阿甘也跟着笑。
那年秋天，学校来了一个新老师，教历史的，叫布朗先生。他是从北方来的，说话带着不一样的口音，像新英格兰口音，上课讲的东西也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有一天他讲到南北战争、奴隶制和解放宣言时，班上有几个白人学生不服气，站起来跟他争论。
布朗先生没生气，他双手撑在讲台上，目光平静如水：“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事实。你们可以不接受，但不能否认。”
那几个学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课后，我留下来问他问题。
他推了推眼镜，眼里闪过一丝诧异：“你是……华人？”
“嗯。”
“你叫什么？”
“王华。”
他点点头，“你想问什么？”
“老师，”我问他，“您讲的南北战争，是真的吗？”
布朗先生温和地笑了：“历史书写的，不一定全是真的。但我讲的，是真的。”
我皱眉，看着他，没说话。
他见我若有所思，语气柔和了几分：“王华，你很聪明，比这班上大多数人都聪明。”
“我知道。”
他微微一愣，随即朗声大笑：“好，有自知之明，极好！那么，你的抱负是什么？”
“读书，学东西，离开这儿。”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好，”他注视了我良久，拿出一张纸写下密密麻麻的字迹，“这单书目拿去，它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从那天起，布朗先生成了我的老师——真正的老师。他借给我书，教我历史、政治、文学，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王华，”某天午后他感叹道，“你知道吗，1960年，全美国能上大学的华人女孩，不到一百个。”
“数量太少了。”
“对，很少，”他问我，“那你想成为那百分之一吗？”
“我想成为百分之一百。”我回答。
他欣慰地点头：“好，有志气。”
……
1961年，也有两件比较重要的大事。
第一件，是猪湾事件。古巴那边打起来了，报纸上全是新闻。镇上人议论纷纷，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
阿甘听不懂复杂的国际局势，他只关心他的跑步，“华，”他问我，“打仗的话，我要去吗？”
“这事谁也说不准儿。”我坦言。
“那我还能跑步吗？”
“也许能，”我说，“战场上也要跑。”
他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好像放心了。
第二件，是阿甘进了橄榄球队。
教练惊奇的发现，他不仅能跑，而且不知道累，一场比赛能从开头跑到结尾，不用换人。
“这小子是天才！”教练兴奋地向甘太太报喜，“他能靠这个上大学！”
甘太太站在校门口，穿着那件过时的碎花裙，脸上带着那种惯常的微笑——客气，疏离，让人挑不出错。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我认识——那是属于母亲的骄傲。
我妈也有过那种眼神——在我考了全班第一的时候，在我帮邻居老太提东西被人说了句“中国丫头还挺懂事”的时候。
那天晚上，甘太太精心准备了晚饭，把我妈也叫过去。两个母亲在厨房里忙活，把我和阿甘撵到外面来玩。
阿甘和我在门廊上坐着。
“华，教练说我往后能读大学了。”阿甘歪着头道。
“恭喜你，阿甘。”
“大学是什么样的？”
“很大，有很多人，你能学到很多新东西。”
“能跑步吗？”
“能。”
“那我喜欢。”他笑了。
我看着他的笑容，没说话。
……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那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报纸上天天都是核战争的新闻，学校组织了防空演习，我们蹲在课桌底下，抱着头，等警报解除。
珍妮脸色苍白地问我：“华，你说真的会打仗吗？”
“不知道。”我想了想，好像是没打起来，“应该不会。”
夜晚，我们三人再次围坐在老橡树的阴凉下。阿甘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他知道我们心情不好，就坐在旁边，安安静静的。
月亮升起来，照在他脸上。
“华，”他说，“别怕。”
“嗯？”
“我跑得快，”他眼神清澈，“真有危险，我背着你跑。”
傻子。我心有点酸酸的。
……
1963年春天，阿甘收到了一封信——阿拉巴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跑步快，橄榄球队要了他。
珍妮也收到了信——孟菲斯的一所女子学院，学音乐。
我收到了本地社区学院的录取通知。我妈拿不出更多钱，但她说，读，读到读不动为止。
阿甘去大学报到那天，甘太太站在门口，碎花裙摆在风中轻摇，她脸上带着笑，没有流露过多的伤感，只是伸手整了整阿甘的衣领，然后退后一步，赞许地对他点头。
阿甘背着沉甸甸的包袱，看着我妈，又看向我：“华，你来看我跑步吗？”
“看。”
“珍妮呢？”
“她也来。”
他笑了，一如六年前那般纯粹憨厚，傻傻的，却很暖。然后他转身走了，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好像怕走快了会把什么东西落下了似的。
我站在门廊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土路尽头。
我妈在旁边叹了口气：“这孩子，命好。”
“为什么？”
“傻人有傻福。”她转身进屋了。
我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土路，站了很久。
……
1963年6月11日，我和阿甘一起站在阿拉巴马大学福斯特礼堂门口。
早上阿甘打电话给我，说学校有事，让我来。我问什么事，他说不知道，就是教练让来。
我坐了四个小时车赶到的时候，撞见了一场震撼的对峙：几百人围在礼堂门口，有人举着牌子，有人喊着口号，民众与记者挤得水泄不通。
最前面站着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个子不高，戴眼镜，下巴抬得高高的。
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
他站在那儿，堵着门，不让两个黑人学生进去注册。
阿甘站在人群里，一脸茫然。他看见我，挤过来：“华，这是干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我看着乔治·华莱士，他正对着摄像机镜头发表演说，他狂妄的宣誓着“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之类的话。
这是1963年，这是美国南方，这是历史书上的一页，沉重而激荡的历史大潮，正在我眼前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