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con灯塔之下》joesanzoe

92、又一年年终 又是年底啦

　　圣诞节假期前，整个Beacon忙得鸡飞狗跳。走廊里的脚步声比平时快了半拍，电梯门口的队伍比食堂排得还长，茶水间的咖啡机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就没有停过，咖啡机的渣桶每个三小时要倒一次。保洁阿姨说每年这时候都是这样，但今年的“这样”比去年更“这样”一些。

　　PlusCare要上市了，手环二期数据把它推向了NHS准入会议的节点，人造太阳那个项目让能源板块的人也逼得一起紧张了起来——因为核电站开始选址了。码头上的AGV还在因为圣诞节前的物流忙活着。而灯塔顶端的那束光，还是一如既往的亮着，转着。

　　所有人都想在赶在假期前把手里的事情收尾，然后才能安心地吃那顿圣诞晚餐。

　　项目能暂停，但是医院不行。

　　BeaconCare那头是冬季转诊高峰的惯性。每年的这个时候，急诊室都会像被拧开了某个看不见的水龙头，病人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流感、心衰、慢阻肺急性加重、急性心梗、脑卒中、消化道出血、车祸外伤、醉酒后摔伤、还有那些在家里忍了很久、终于忍不下去了才叫救护车的。

　　ICU的床位从40张加到了47张，又默默攀升到53张，安东尼和Lisa已经不约而同的开始看手术排期表，看看那些择期手术大约有多少是必须来ICU中转的，需要给他们专门腾两三个病房——这种病人一般都情况稳定，“翻台率”高，过渡24小时到36小时，在四个班次以内基本都能够转走，不要和其他病人混在一起。

　　安东尼前两天接了个高血压三期、急性心梗后爆发多器官衰竭的病人。

　　六十七岁，男性，有高血压病史三十几年，平时血压控制“尚可”。

　　——这个词不知道是家属说的，还是外院首诊医生写的。安东尼在病历本上看到这个……绝对不会出现在Beaconcare病例上的含糊描述的时候，在边上写了一个问号。

　　他见过太多“尚可”了。“尚可”可能是“偶尔忘记吃药”，可能是“血压高了就吃、不高就不吃”，也可能是“我觉得我挺好的，不用量”。每一种“尚可”背后，都藏着一个没有被说出口的、关于“我以为我不会那么倒霉”的侥幸心理。

　　病人是南安普顿的，孩子在北爱尔兰工作，圣诞节不准备回家。家里老两口吵了一架，老头说老太唠叨，所以孩子嫌弃了，老太说老头倔，当年怎么怎么把孩子气走了。

　　吵完老爷子觉得胸口不舒服，以为是气的，躺了一会儿，没好转，又躺了一会儿，更疼了。老伴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到的时候他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心电图ST段抬高，GP直接把病人丢到南安普顿医院急诊，做了冠脉介入，打通了闭塞的前降支，但缺血时间太长了——从胸痛发作到血管开通，将近八个小时。心肌已经坏死了大片，心源性休克，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双泵维持，血压还是在90/60晃。

　　南安普顿觉得维持不住，和家属沟通了一顿，带着泵上了救护车，胆战心惊的转到了BeaconCare.

　　安东尼收了，不想收也得收，这种转诊电话打来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语气，而是对面的副主任小心翼翼的开口：“Lesong老师，这个我实在维持不住，麻烦你了。”

　　那种“老师求求你救救学生”的语气，安东尼已经听习惯了——说句实话，他每年都要给自己的学生们擦好多“屁股”。

　　安东尼在ICU病房里站了很久，看着监护仪上那条在及格线边缘反复横跳的血压曲线，调了一遍升压药，又调了一遍。他把去甲肾上腺素从零点三微克调到零点三五微克，又把多巴酚丁胺从五微克调到六。血压从八十八升到九十二，从九十二升到九十六。然后，这个数值在一个小时后又慢慢滑回了九十。

　　呼吸衰竭，然后急性肾损伤，然后DIC，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地倒下。

　　他站在床边，手指搭在病人的桡动脉上，感觉到那根血管里的血流像一条快要干涸的小溪，细而弱，每一下搏动都在用尽全力，但推出来的血液就是不够。他把手收回来，在病程记录上写了一段话，签了名，然后去谈话室找家属。

　　老伴坐在谈话室的椅子上，手里攥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里，混合着焦虑不安与失眠。她看见安东尼走进来，站了起来，嘴唇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

　　安东尼坐下来，把病历放在桌上，没有打开。他看着老太太的眼睛。

　　“您先生的情况，我直说。心脏的损伤已经造成了，我们正在尽全力支持他的心脏和其他器官。但他缺血的时间太长了，心肌坏死的范围很大，恢复的可能性——”他停了一下，“不乐观。”

　　老太太的眼泪下来了。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不停地流，从眼眶里溢出来，沿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一滴一滴地落在她攥着茶杯的手背上。她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然后吸了吸鼻子。

　　“他平时挺好的，”她说，声音是碎的，像一片被踩裂的薄冰，“每天都吃药，偶尔忘了，但大部分时间都记得。医生说他血压控制得不错。”

　　安东尼沉默了片刻。他没有说“控制的定义不是‘不错’，是目标范围以下”。

　　也没有说“‘偶尔忘了’加起来就是一年忘了好几十天”。

　　更没有说“血压控制‘尚可’和血压控制‘达标’之间隔着一个ICU的距离”。

　　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等老太太的眼泪流完了一波，然后用一种很轻的语气说了一句：“我知道您已经尽力了。他也是。”

　　老太太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这次她哭出了声，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被压抑了很久的、终于找到了出口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安东尼把纸巾盒推到她手边，她没有拿，只是用手背反复地擦着脸上的眼泪，擦到皮肤发红。

　　后来安东尼在交班的时候把这个病人的情况给主治们点了一下。他站在交班室的白板前面，手里拿着马克笔，画了这个病人的病程时间轴——胸痛发作、呼叫急救、急诊就诊、冠脉介入、转院转入ICU、多器官衰竭。每一个时间节点都用红笔标注了小时数，从胸痛到血管开通，八个小时。远远高于指南推荐90分钟。

　　预后极差是必然的。

　　“这个病人的家属在等候区，老太太和孩子吵起来了。”安东尼的语气和平时一样平，但交班室里所有视线都投了过去，“女儿从爱尔兰赶过来，指责父亲平时不听话、不好好吃药、血压控制不好。并且认为这是母亲的责任。母亲指责孩子把父亲气到心梗。两个人在走廊里吵架，声音大到值班室都听见了。”

　　他放下马克笔，转过身，看着交班室里坐着的那一大圈人——主治们、规培们、几个来旁听的护士。

　　“你们在谈话的时候，注意一下家属的情绪。这种突发重症，家属的反应往往不是理性的。他们会自责，会互相指责，会找一个可以归因的对象，把那种‘我无能为力’的恐慌投射到最近的、最安全的人身上。你们要做的，不是去评判谁对谁错，是去接住他们的情绪。给他们一个可以哭、可以吵、可以不那么体面的空间。”

　　他停了一下。

　　“还有，拦着他们在等候区打架。没地方给他们腾战场。探视时间让他们一个一个进，把他们分开，千万别在病房里打起来。设备报损流程太长了。”

　　交班结束后，安东尼把那个病人的病历交给了当班的主治，交代了几句，然后走出了交班室。安东尼的步子比平时慢了一点，不是因为累了，是因为他在心里算了一个账——这个病人的心功能还能撑多久，家属还能撑多久，ICU的空床还能撑多久。他把这些账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推开值班室的门，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美式喝了一口。

　　瑞士和法国那边的年会在十二月中旬开完了。ITER的圣诞假期从12月20一直放到1月20日，学术机构，假期很长。法国人过圣诞的方式和英国人不太一样——他们真的会停下来，关掉手机，把工作邮件设成自动回复，然后和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长达四个小时的晚餐，喝掉好几瓶红酒，在午夜到来的时候互相说Joyeux No?l，然后第二天睡到自然醒。

　　佐伊最后一场会是十二月十八日在法国南部开的。卡达拉舍的冬天比伦敦温暖一些，阳光从落地窗涌进来，落在会议桌上，和屋里的暖气一起，把那些厚厚的打印文件烘得微微卷边。

　　会开了整整一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议程上列了十几个议题，每个议题都卡在某个关键的技术节点上。同传安排了三批人轮班，学术翻译的同传比普通会议大得多。

　　等离子体位形的实时控制算法已经迭代到了第四版，仿真结果比上一版好了不少，但在某些边界条件下还是会发散。ITER的物理学家们围着那块白板站了一圈，手里拿着马克笔，在等离子体位形的演化方程上加了一个又一个修正项。

　　佐伊坐在白板对面，手里转着查尔斯送的那支灰白色钢笔。她听完了所有人的发言，看完了白板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然后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把刚才加上的修正项擦掉了三个。

　　“这三个不需要。”她说。她用马克笔在剩下的几个修正项下面画了线。“你们把耦合项拆开了，但它们在物理上是耦合的，拆开之后控制器的响应速度反而会慢，因为算法需要等第一个项的输出才能计算第二个项。把它们耦合回去，用多变量预测控制，一次解完。”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然后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就是上次写那篇控制器论文的那个——把眼镜推了推，看着白板上被她擦掉的那三个修正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您说得对。我们分开算是因为计算资源不够。但如果是Beacon的算力平台，应该可以跑耦合模型。”

　　佐伊看了他一眼，嘴角弯了一下。“假期的算力不是问题。你们把耦合模型写出来，剩下的我来。”

　　散会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南法的冬天天黑得晚，窗外的天还是灰蓝色的，远处的吕贝龙山脉在天际线上画出一道深紫色的轮廓。佐伊把文件收进公文包里，拉上拉链，把PICC塞进主袋的角落。ITER的对接人走到她面前，一个四十多岁的法国男人，姓吕克，头发有点卷，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势。他把一本打了个蝴蝶结的书递给她——一本关于托卡马克历史的画册，硬皮精装，封面是一张ITER建设工地的航拍照片，环形真空室的外壳在阳光下反着光，像一个正在被唤醒的、沉睡的巨兽。

　　“圣诞礼物，普林斯博士。感谢您这几个月的支持。如果您早几年来，WEST也许早就突破了100秒量级的等离子体脉冲。”

　　佐伊接过来，用法语回了一句“Merci”。吕克笑了笑，伸出手和她握了一下，说“明年见”。

　　机场里满是圣诞假期出行的人——拖着行李箱的家庭、背着登山包的年轻人、牵着孩子的父母。有人在排队办票，有人在免税店里挑香水，有人在星巴克门口排队买咖啡。佐伊穿过人群，走到安检口，把公文包和PICC放进安检筐里，走过金属探测器。PICC在安检筐里躺着，橘色的虎斑猫玩偶脸朝上，琥珀色的眼睛盯着安检仪的白色顶棚。安检员看了它一眼，笑了一下，把它从筐里拿出来，放回佐伊怀里。

　　“圣诞快乐。”安检员说。

　　佐伊把PICC抱好。“圣诞快乐。”

　　登机口已经有人在排队了。佐伊在靠落地窗的位置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拿出手机。三个人的群聊里，Vital发了一张照片——安东尼办公室茶几上的咖啡渣桶满得冒尖——配文是“这个人的肾上腺素大概已经替代了血液”。

　　佐伊看着那张照片，回了一个猫咪捂脸的表情包，然后退出群聊，打开和查尔斯的对话框。上一条消息是查尔斯昨天发的——“瑞士那边结束了吗？伦敦在下雨。落地给我消息。”

　　她打了一行字：“结束了。登机。伦敦见。”然后按了发送。

　　飞机起飞的时候，她靠在舷窗边，看着日内瓦湖从机翼下方远去，湖面在云层的缝隙里闪着灰蓝色的光，像一块被磨平的、巨大的宝石。她闭上眼睛。人造太阳团队开始休假了。她终于不用两边跑了，这个认知的出现好像关掉了她脑子里关于等离子体控制的进程。但腾出的这点空间反而让她有点不习惯。她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在瑞士和伦敦之间切换——开完ITER的会，在飞机上把会议纪要在脑子里过一遍，落地之后去ICU值夜班，夜班之后补觉，补觉之后去PlusCare开例会，例会之后看ITER发来的新论文，看完论文再准备下一次出差的材料。现在这个循环被假期打断了，像一个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风扇还跟着惯性在转，但主机已经不工作了。

　　她不知道此刻应该让大脑运行什么程序。她想了想，决定让它休息。闭上眼睛，把PICC抱紧，让引擎的白噪音把意识慢慢推到水面的下方。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决策。只需要呼吸，只需要等飞机落地，只需要回到伦敦，回到ICU，回到PlusCare，回到那个她熟悉的、成长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