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灯塔》烬莲

9、《繁星夜》 twice

　　她记得我离开时的样子

　　我是在一个下雨的星期二抵达台北的。

　　桃园机场的入境大厅亮得刺眼，到处是举着牌子的接机人群和拖着行李箱的疲惫面孔。我排在队伍里等入境检查，前面是一群来毕业旅行的日本学生，叽叽喳喳的，像一群兴奋的麻雀。我想起很多年前，大概也是这样的夏天，我们坐在补习班的教室里听老师讲三角函数，窗外有蝉叫，她在我的课本上画了一只乌龟。

　　“你在发呆诶。”她趴在桌上，用铅笔戳我的手臂，“老师在看这边。”

　　“你画的乌龟好丑。”

　　“那是你。”她笑起来，眼睛弯成两枚月牙，“你就像乌龟一样，慢吞吞的。”

　　“那你是兔子吗？”

　　“我才不要当兔子。”她把铅笔转了一圈，认真地说，“我要当乌龟旁边的那块石头。这样乌龟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那时候我们十二岁，不知道什么是离别，也不知道石头和乌龟的故事，最后是石头站在原地，看着乌龟越爬越远。

　　入境检查的队伍慢慢往前挪。轮到我的时候，移民官看了看我的证件，又看了看我，问：“来出差？”

　　“对，一个星期。”

　　他点点头，盖了章，把证件递还给我。我走出到达大厅，外面的雨还在下，台北的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张旧照片的颜色。

　　计程车司机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伯，听说我要去大安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陆来的？”

　　“对。”

　　“来玩？”

　　“出差。”

　　“做什么的？”

　　“科技公司，来谈合作的。”

　　他点点头，没有再问。车子开上高速公路，窗外的风景往后退，退过一栋栋楼房，退过一片片槟榔树，退过那些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招牌。台北还是台北，和我记忆里一样，到处是骑楼，到处是机车，到处是那种湿漉漉的、闷闷的热气。

　　但我已经不是十四年前的我了。

　　十四年。这个数字说起来很轻，像台北上空永远飘着的雨丝，落下来才知道有多重。

　　我住的地方在大安区，离永康街不远。酒店是新开的，房间不大，但干净。我站在窗前看外面的街景，楼下是一家卖卤肉饭的小店，对面是一家7-Eleven，再远一点，能看到一片老旧的公寓，阳台上种着不知道什么花。

　　手机响了，是同事发来的消息，确认明天的行程。我回了“收到”，然后打开地图，找到永康街的位置。离这里走路大概十分钟。

　　我没有告诉她我要来。

　　或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我们上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三个月前？半年前？还是更久？她偶尔在Instagram上发照片——咖啡、甜点、店里的客人、窗台上的植物。我偶尔点个赞，偶尔留个言，她偶尔回个表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我们曾经是无话不谈的。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就住在我家对面。那时候台北的房子还没有这么贵，永康街还是永康街，不是现在游客挤来挤去的样子。她的房间窗户对着我的房间窗户，晚上写完作业，我们会隔着巷子用手电筒打信号。一长一短是“作业写完了吗”，两短一长是“明天早上一起上学”。

　　她妈妈和我妈妈是牌友，每个周末都在我们家打麻将。她就坐在我旁边，我们一人一台游戏机，打神奇宝贝，打到输了她就耍赖，说“再一局嘛，最后一局”。我说“你每次都说是最后一局”，她就扯我的袖子，用那种让人没办法拒绝的眼神看我。

　　“周子瑜，你真的很烦。”

　　“再一局嘛。”

　　“不行，我妈叫我洗澡了。”

　　“那洗完澡再打。”

　　“洗完澡要睡觉了。”

　　“那就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要上学。”

　　“那就放学以后。”

　　“周子瑜，你真的很烦。”

　　我嘴上说她烦，但还是会等她。等了一局又一局，等了一个又一个周末，等了一年又一年。

　　我以为会一直等下去。等我们一起上高中，一起上大学，一起在台北的某个角落开一家店——她说她想开咖啡店，我说我想当工程师，她说那你在咖啡店里写代码，我说那你在咖啡店里煮咖啡。我们像两块拼图，虽然形状不一样，但总觉得自己应该拼在一起。

　　然后初二那年，我爸接到了大陆那边的offer。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听到客厅传来争吵声。我妈说“孩子怎么办”，我爸说“带去大陆”，我妈说“她的朋友、她的学校都在这里”，我爸沉默了很久，说“那就一起去”。

　　后来我妈告诉我，我爸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

　　我没有哭。至少在她面前没有。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永康街的冰店里，一人一碗芒果冰。她舀了一勺冰送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所以你要搬去大陆？”

　　“嗯。”

　　“什么时候？”

　　“下个月。”

　　她低下头，用勺子戳着碗里的芒果。戳了很久，久到冰都化了。

　　“那你还回来吗？”

　　“不知道。”

　　“那你记得我家的地址吗？”

　　“记得。”

　　“那你记得我的电话吗？”

　　“记得。”

　　“那你记得……算了。”

　　她没有说“算了”后面是什么。我也没有问。我们坐在那里，把化了的冰水喝完，然后站起来，走出冰店。永康街的下午阳光很好，照在她脸上，她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

　　“……”

　　“嗯？”

　　“你到了那边，要给我打电话。”

　　“好。”

　　“每个礼拜都打。”

　　“好。”

　　“不许忘记我。”

　　“不会忘记的。”

　　她站在骑楼下，阳光落在她一半脸上。她没有哭，我也没有哭。我们像两个大人一样说了再见，然后我转身，走了。

　　我没有回头。我后来无数次想起那个下午，无数次想，如果当时我回了头，会怎样？但人生没有如果。我走了，没有回头。她站在那里，看着我走远。

　　十四年。

　　第二天上午开完会，下午没有安排。同事说要去西门町逛街，问我要不要一起，我说不用了，我想在附近走走。

　　台北的九月还是很热，阳光白花花地照在柏油路上，晒得人发晕。我沿着永康街走，经过那家冰店，它还开着，招牌换了新的，但里面的桌椅还是老样子。我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

　　往前走，经过一家卖凤梨酥的店，门口排着长队，游客们举着手机拍照。再往前走，拐进一条小巷子，就看见了那家咖啡店。

　　我其实不是特意来找的。或者说，我是特意来找的，但我没有承认。

　　咖啡店不大，在一栋老式公寓的一楼，门口种着一棵桂花树，花期还没到，只有绿油油的叶子。招牌是一块小小的木牌，上面写着“瑜·珈琲”，字是手写的，瘦瘦的，很好看。

　　我知道是她写的。从小她的字就好看，我的字像鬼画符，每次写作业她都要嘲笑我。

　　门推开的瞬间，风铃叮叮当当地响了一声。店里很安静，只有低低的爵士乐和咖啡机运转的声音。下午两点多，客人不多，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看书的女孩，角落里坐着一个对着电脑打字的中年男人。

　　我站在门口，看见了吧台后面的人。

　　她在擦杯子。

　　低着头，很专注，手指捏着杯沿，用布慢慢转一圈，再转一圈。头发扎成马尾，穿着白衬衫和黑色围裙，围裙上别着一枚小小的胸针，看不太清是什么形状。

　　我没有出声，只是站在那里看她。

　　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

　　我们的目光在空气里撞上。

　　她愣了一下。然后，她的眼睛慢慢睁大，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

　　“你……”

　　“好久不见。”我说。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她放下杯子，从吧台后面走出来，走到我面前。她比小时候高了，也瘦了，脸还是那张脸，但眉眼长开了，像一朵花终于完全绽放。社交平台上有人说她是“台北最漂亮的咖啡店老板”，那些人没有夸张。

　　但她看着我的眼神，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你……”她又说了一遍，声音有点抖，“你怎么在这里？”

　　“出差。”我说，“来台北开会。”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在网上看到的。”我顿了顿，“你的咖啡店很火。”

　　她低下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像风吹过湖面，还没来得及看清就散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要来？”她抬起头，看着我，“我可以去机场接你。”

　　“我怕你忙。”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吧台后面。

　　“坐吧。”她说，“我给你煮杯咖啡。”

　　我选了吧台的位置坐下，这样可以看到她煮咖啡的样子。她的动作很熟练，称豆、磨粉、注水，每一个步骤都做得不紧不慢。热水倒进滤杯的时候，咖啡的香气飘出来，很浓，很厚，像这个城市午后的空气。

　　“你还是老样子。”她说，没有看我，盯着咖啡液面。

　　“什么老样子？”

　　“什么话都憋在心里。明明想来找我，又不肯说。”

　　我沉默了一下：“你还是这么直接。”

　　她把煮好的咖啡推到我面前。杯子是深蓝色的，很沉，杯壁很厚，握在手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喝喝看。”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说实话我不太懂咖啡，但这一杯很好喝，不酸不苦，入口很顺，咽下去之后嘴里还有一点甜。

　　“好喝。”

　　“真的？”

　　“真的。”

　　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翘起来。那个表情我也记得，她小时候每次考了第一名，被老师表扬的时候，就是这种表情——明明很开心，但忍着不笑出来。

　　“你的店，”我环顾四周，“很有你的风格。”

　　“什么风格？”

　　“安静。”我想了想，“就是那种……让人想待很久的安静。”

　　她没有说话，低头擦着吧台。过了一会，她忽然问：“你这次待多久？”

　　“一个星期。”

　　“哦。”

　　她又低下头，继续擦吧台。那块台面已经很干净了，她还是在擦。

　　“子瑜。”

　　“嗯？”

　　“你结婚了吗？”

　　她擦吧台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

　　“没有。”

　　“有男朋友吗？”

　　“没有。”

　　“为什么？”

　　她终于停下来，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很黑，很亮，像两颗浸在深水里的黑曜石。

　　“你在问我为什么？”她轻声说。

　　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咖啡的热气在吧台上方慢慢升起来，在她和我之间画了一道模糊的线。

　　“因为忙。”她说，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开店很忙的。”

　　“哦。”

　　“你呢？”她问，“结婚了吗？”

　　“没有。”

　　“男朋友？”

　　“没有。”

　　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为什么？”

　　“因为忙。”我说，“工作很忙。”

　　她轻轻笑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那个下午，我在咖啡店里坐了很久。她断断续续地和我说了几句话——问我来台北做什么，住哪里，什么时候开会。我也断断续续地和她说了几句——问她什么时候开的店，生意怎么样，台北这几年变化大不大。

　　但我们都没有提那件事。

　　没有提十四年前的那个下午，没有提那些说好要打但没打的电话，没有提为什么从“每个礼拜都打”变成了几个月才发一条消息，没有提为什么我们明明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却让十四年的时间像一条河一样，无声无息地从中间流过。

　　五点多的时候，客人多起来。一群年轻女生推门进来，叽叽喳喳地围着吧台点单，其中一个认出她，小声和朋友说“就是她，网上很火的那个”。她笑了笑，给她们点单，动作还是不急不慢。

　　我站起来，把咖啡钱放在吧台上。

　　“我先走了。”

　　她看了一眼钱，没有收。

　　“不用。”

　　“你开店做生意，不能不收。”

　　“那你明天再来，明天再一起算。”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吧台旁边的女生们好奇地打量我们，我听到有人小声说“是朋友吗”，另一个说“可能是大陆来的客人”。

　　“好。”我说，“明天再来。”

　　走出咖啡店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永康街的灯笼亮起来，游客们在街上走，手里拿着冰淇淋和卤味。我站在骑楼下，回头看那家店。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她站在吧台后面，正在给客人做咖啡。

　　她好像感应到了什么，抬起头，朝窗外看了一眼。

　　我们对视了一秒钟。然后她低下头，继续做咖啡。

　　那一眼很短，但我觉得很长。

　　晚上回到酒店，我躺在床上，翻手机相册。翻到很后面，翻到那些用旧手机拍的照片，像素很渣，但还能看出是什么。

　　有一张是我们在学校门口拍的。她穿着制服，背着书包，比了个耶的手势，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我站在她旁边，表情很呆，像一只不知所措的企鹅。

　　那是六年级毕业那天拍的。拍完这张照片，我们就放了暑假，暑假过后就是初二，初二过后，我就走了。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和她的聊天窗口。上一次对话是两个月前，她发了一张咖啡店窗外的照片，配文“桂花树长新叶子了”，我回了一个“赞”的表情。再上一次是四个月前，我发了一张下雨天的照片，配文“上海下雨了”，她回了一个“伞”的表情。

　　我们就这样，用最少的字，说最安全的话。

　　我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我关掉手机，关掉灯，躺在黑暗里。

　　窗外有车声，有人声，有台北夜晚的喧嚣。我闭上眼睛，想起十四年前的那个下午，她说“你到了那边，要给我打电话”，我说“好”。她说“每个礼拜都打”，我说“好”。她说“不许忘记我”，我说“不会忘记的”。

　　我没有忘记她。但我没有每个礼拜都打电话。

　　一开始是忙。刚去大陆，要适应新的学校、新的课本、新的环境。简体字写不惯，拼音不会用，上课听不太懂老师的口音。每天晚上写完作业就累得不想动，拿起手机又放下，想着明天再打。

　　明天又明天，明天又明天。后来习惯了大陆的生活，有了新的朋友，新的圈子，和她的话题越来越少。电话从每个礼拜变成每个月，从每个月变成每半年，从每半年变成偶尔的一条消息。

　　她没有怪我。从来没有。每次我发消息过去，她都会回，语气淡淡的，像以前一样。但我总觉得，那层淡淡的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变厚。

　　是距离。是时间。是那些我们都没有说出口的话。

　　第二天开完会，我又去了她的店。

　　这次我带了伴手礼——一盒上海来的蝴蝶酥。她接过去看了看，说“包装很好看”，然后拆开，拿了一块咬了一口。

　　“好吃吗？”

　　“嗯。”她嚼了嚼，点点头，“很甜。”

　　她把剩下的蝴蝶酥用纸袋装好，放在吧台后面，然后开始给我煮咖啡。这次她换了一种豆子，说上次那个是中烘，这次试试浅烘。我喝了一口，酸味更明显，但很清爽，像夏天喝的第一口柠檬水。

　　“好喝吗？”

　　“好喝。”

　　“真的？”

　　“真的。”

　　她笑了，这次比昨天久一点。我注意到她笑起来的时候，左边脸颊上有一个浅浅的酒窝，小时候没有注意到过。

　　“你这几天每天都来？”她问。

　　“如果你不嫌我烦的话。”

　　“不会。”她摇摇头，“反正下午客人少，你来还能陪我说说话。”

　　“你没有其他朋友吗？”

　　“有啊。”她低头擦杯子，“但他们都很忙。”

　　“你不忙吗？”

　　“忙啊。”她抬起头看着我，“但你来了就不忙了。”

　　这句话说得太自然了，自然到我差点没反应过来。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转身去整理咖啡豆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说点什么，但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

　　后来的几天，我每天下午都去她的店。

　　开会开到中午，吃完午饭，坐捷运到东门站，走路过去。她好像算准了时间，每次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已经把咖啡豆磨好了。

　　“今天喝什么？”

　　“你决定。”

　　她点点头，开始煮咖啡。我坐在吧台前，看着她做咖啡。有时候我们聊天，有时候不聊天。不说话的时候，店里只有爵士乐和咖啡机的声音，偶尔有客人推门进来，风铃响一声，然后又安静下去。

　　她给我讲过开店的事。说三年前辞掉工作，把积蓄都拿出来，租了这间店面，自己装修，自己设计菜单，自己烘豆子。说刚开业的时候没什么客人，每天站在吧台后面等，等到天黑，等到关门，有时候一天只卖出去三杯咖啡。

　　“那你怎么撑下来的？”

　　“慢慢就好了。”她说，“有人在Instagram上发了我的照片，说这家店的老板很好看，然后就有人来打卡。来的人多了，就有人发现咖啡也好喝，然后就更多人来了。”

　　“你是因为好看才火的？”

　　“你不信？”

　　“我信。”我说，“你从小就好看。”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耳朵尖红了。

　　“你在说什么啊。”

　　“我说实话。”

　　她没有接话，转身去洗杯子。水龙头的声音哗哗的，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绷着。

　　过了很久，她关了水龙头，转过身来。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她问。

　　“记得。”

　　“记得什么？”

　　“记得你在我的课本上画乌龟。”

　　她笑了：“你还留着那本课本吗？”

　　“留着。”我说，“在我大陆的家里。”

　　“你还留着啊……”她喃喃地说，眼睛看着别处。

　　“我也记得你说过的话。”

　　“什么话？”

　　“你说你要当乌龟旁边的那块石头。”

　　她的手指在吧台上轻轻敲了一下。那个动作很轻，但我看到了。

　　“你还记得这个。”

　　“记得。”我说，“你说乌龟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但石头不会动。”她终于说，声音很轻，“乌龟走了，石头还站在原地。”

　　风铃响了。有客人推门进来，点了一杯拿铁外带。她转过身去做咖啡，动作很熟练，但手好像在微微发抖。

　　客人走了。店里又安静下来。

　　“我其实想问”

　　“嗯？”

　　“你为什么来台北出差？”

　　“公司安排的。”

　　“真的吗？”

　　“真的。”

　　她看着我，眼睛里的光闪了闪。

　　“你骗人。”

　　我愣了一下。

　　“你那个公司，”她说，“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吧？台湾这边的客户，你们在上海就有对接的窗口，为什么要专门从大陆派人过来？”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问过你同事。”她低下头，“他说这次出差本来是派另一个人的，是你主动申请的。”

　　沉默在我们之间蔓延开来，像咖啡杯里升起来的热气，慢慢消散在空气里。

　　“你为什么来？”她问。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和小时候一样，黑黑的，亮亮的，像两颗浸在深水里的黑曜石。

　　“因为我想见你。”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它好像在我心里藏了很久，藏了十四年，藏到我都快忘记它的存在了。但它一直都在。像一颗种子，落在地里，没有发芽，没有开花，但它一直都在。

　　她看着我。

　　“你知不知道，”她的声音在发抖，“你走了以后，我等了你多久？”

　　“我等你的电话，等到每天晚上不敢关机。我等你回来，等到每年暑假都去机场看航班信息。我等你跟我说一句话，等到……等到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了。”

　　眼泪从她脸上滑下来。她没有擦，就让它流。

　　“你说你不会忘记我。你没有忘记我，但你也没有回来。”

　　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她低声说，“我以为你忘了。我以为……算了。”

　　又是“算了”。十四年前，她说“那你记得……算了”。十四年后，她又说“算了”。

　　我站起来，绕过吧台，走到她面前。

　　“我没有忘。”

　　她抬起头看我，眼泪在脸上亮晶晶的。

　　“我从来没有忘。”我说，“我每天都会想你。早上醒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看到月亮的时候，下雨天的时候。我在大陆的这些年，每次经过咖啡店都会想，如果是你开的，会是什么样子。每次看到有人跳舞都会想，你现在还会跳舞吗——你以前说过你想学芭蕾。”

　　她哽咽了一下。

　　“每次有人问我最想去哪里旅行，我都说台北。他们问我台北有什么，我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在等我。但我一直不敢来，因为我怕……”

　　“怕什么？”

　　“怕你已经不等了。”

　　她捂住嘴，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

　　“我等了。”她说，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闷闷的，“我一直都在等。”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腕，把她的手从脸上拿开。她的手很凉，手指细长，骨节分明——是一双煮咖啡的手，也是一双小时候给我画乌龟的手。

　　“对不起。”我说，“让你等了这么久。”

　　她摇摇头，眼泪甩到我手上，温热的。

　　“不要说对不起。”她说，“你来了就好。”

　　那天晚上，咖啡店打烊之后，她没有回家。

　　我们坐在店门口的桂花树下，路灯的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片片碎金。九月的台北还是很热，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桂花叶子的味道。

　　“你知道吗，”她靠着树干，仰头看天，“台北很少能看见星星。”

　　“嗯。”

　　“但我小时候觉得，你房间的灯就是星星。每天晚上你写完作业关灯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的星星熄灭了。”

　　“那第二天早上呢？”

　　“第二天早上，你打开窗帘的时候，星星又亮了。”

　　我看着她。路灯的光落在她脸上，把她的轮廓勾得很柔和。她说着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

　　“你走以后，”她继续说，“那扇窗就再没有亮过。”

　　“后来换了人住，窗子还是会亮灯，但我知道那不是你。别人的灯是别人的星星，不是我的。”

　　风吹过来，桂花树的叶子沙沙响。

　　“嗯……”

　　“嗯？”

　　“你这次来，还会走吗？”

　　“会。”我说，“出差结束就要回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那你还来吗？”

　　“来。”

　　“真的？”

　　“真的。”

　　她转过头看着我。路灯的光落在她眼睛里，亮亮的，像两颗小小的星星。

　　“那你说话要算话。”她说。

　　“我这次一定算话。”

　　她笑了。那个笑比之前任何一个笑都久，嘴角弯弯的，眼睛弯弯的，左边脸颊上的酒窝深深的。

　　“你知道吗，”她轻声说，“开店这几年，我见过很多人。有人来喝咖啡，有人来拍照，有人来看我。但只有你来了，我才觉得这间店是真的。”

　　“什么意思？”

　　“就是……”她想了想，“这间店是我给自己建的一个地方。一个等你来的地方。你来过之后，这个地方才真正完整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

　　“你走了以后，我每天还会在这里等你。”她说，“但我不难过了。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不回来，你只是还没来。”

　　月亮从云层后面探出头来，淡淡的，像一枚被水洗过的银币。

　　“我会来的。”我说。

　　“我知道。”她伸出手，轻轻握住我的手指，“我一直都知道。”

　　她的手还是凉的，但比刚才暖了一点。

　　后来几天，我还是每天去她的店。喝她煮的咖啡，看她做甜点，帮她擦杯子，听她讲客人的八卦。

　　有个客人每天都来，点同一款咖啡，坐在同一个位置，看同一本书——那本书永远看不完，因为他每次看到第三十七页就开始打瞌睡。有一个女生每个礼拜五下午来，点一杯热可可，坐两个小时，走之前会拍一张窗外的照片。有一对老夫妻每个月来一次，点两杯美式，坐一下午，走的时候会说“下次带孙子来”。

　　“你看，”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你的故事呢？”

　　“我的故事？”她想了想，“我的故事就是一个女孩开了一家咖啡店，等一个人回来。”

　　“那个人回来了吗？”

　　“回来了。”她笑了，“但过几天还要走。”

　　“那你还等吗？”

　　“等啊。”她说，语气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反正已经等了十四年了，不差这几天。”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子瑜。”

　　“嗯？”

　　“下个月，上海有个咖啡展。”我说，“你要不要来？”

　　她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

　　“来做什么？”

　　“来看看大陆的咖啡市场。”我说，“顺便……来看看我。”

　　她看着我，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亮起来。

　　“你在邀请我？”

　　“对。”

　　她把杯子放下，低下头，手指在围裙上绞了绞。

　　“我没去过大陆。”

　　“没关系，我带你。”

　　“我不认识路。”

　　“我接你。”

　　“我普通话说不好。”

　　“你会的。你小时候不是学过拼音吗？”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

　　“那你等我。”

　　“等你什么？”

　　“等我把店安排好。”她说，“下个月，我去上海找你。”

　　我看着她，忽然笑了。

　　“好。”

　　“但你也要等我。”她说。

　　“等你什么？”

　　“等我下次来台北的时候。”她顿了顿，“你就不要走了。”

　　风铃响了。有客人推门进来，是个年轻女孩，看到我们站在吧台后面，愣了一下。

　　“请问……营业吗？”

　　“营业的。”她转过身，对客人笑了笑，“想喝点什么？”

　　女孩点了单，她开始做咖啡。我站在旁边，看着她专注的侧脸，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

　　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午后，她坐在我旁边，低头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地响。我偷偷看她，她忽然转过头，说“你在看我哦”。我说“没有”，她说“你有”，我说“没有”，她就笑了。

　　现在她长大了，不写作业了，改煮咖啡了。但她还是她，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女孩，那个说“我要当乌龟旁边那块石头”的女孩，那个在永康街的冰店里说“算了”的女孩。

　　她还是她。我也还是我。

　　只是这一次，我不会再说“算了”。

　　离开台北那天，是星期一。

　　上午的飞机，我起了个大早，退了房，叫了计程车去机场。车子经过永康街的时候，我往那条巷子看了一眼。她的店还没开门，铁门拉得严严实实，门口的桂花树在晨风里轻轻晃。

　　昨天我去店里和她道别。她给我煮了最后一杯咖啡，是深烘的豆子，味道很浓，很苦，但喝完以后嘴里有一点点甜。

　　“路上小心。”她说。

　　“嗯。”

　　“到了给我发消息。”

　　“好。”

　　“别忘了下个月。”

　　“不会忘的。”

　　她站在吧台后面，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走吧。”她终于说，“再不走，我又要哭了。”

　　我站在那里，想说点什么。但所有的词句好像都不够用。

　　最后我走上去，绕过吧台，站在她面前。她没有躲，也没有动，只是抬起头看着我。

　　我伸出手，轻轻抱了她一下。

　　很短，大概只有三秒钟。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透过她的胸口传过来，一下一下的，很稳。

　　“我走了。”

　　“嗯。”

　　我松开手，转身走了。走到门口，风铃响了一声。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她站在吧台后面，眼泪已经从脸上滑下来了，但她没有擦，只是看着我，嘴角弯弯的。

　　“那个”

　　“嗯？”

　　“你要记得回来。”

　　“我会的。”

　　她笑了，眼泪和笑容一起挂在脸上。

　　“那我在台北等你。”

　　计程车上了高速公路，窗外的台北慢慢变小，变成一片灰色的建筑群，变成一幅褪色的画。我打开手机，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上高速了。到了给你报平安。”

　　她秒回了一个表情，是一只兔子在挥手。

　　我看着那个表情，笑了。

　　然后又发了一条。

　　“下个月的咖啡展，我帮你订酒店。”

　　“好。”

　　“你订好机票告诉我，我去机场接你。”

　　“好。”

　　“子瑜。”

　　“嗯？”

　　“刚才抱你的时候，心跳好快。”

　　“你感觉到了？”

　　“嗯。我也是。”

　　我握着手机，看着屏幕。窗外的云很白，天很蓝，台北在身后越来越远。

　　但我知道，它不会真的远。

　　下个月。很快。

　　我在台北的最后一夜，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们回到了小时候，坐在补习班的教室里听老师讲三角函数。窗外有蝉叫，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她脸上画出一格一格的光影。

　　她在我的课本上画了一只乌龟。

　　“你看，这是你。”

　　“为什么又是我？”

　　“因为你是乌龟啊。”她笑了，眼睛弯弯的，“慢吞吞的，走了好久都不回来。”

　　“那这次呢？这次我回来了。”

　　她想了想，拿起铅笔，在乌龟旁边画了一块石头。然后又在石头旁边画了另一只乌龟。

　　“这是什么？”

　　“这只大的乌龟是你，这只小的是我。”她说，“这样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或者我去哪里，你就跟我去哪里。”

　　“谁大谁小？”

　　“你大我小。”她歪着头看了看画，满意地点点头，“这样你就得照顾我了。”

　　“那石头呢？”

　　“石头不要了。”她说，“石头不会动，我不想当石头了。”

　　“那你想当什么？”

　　“也当乌龟。”她笑起来，“当一只可以跟着你的乌龟。”

　　梦醒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台北的晨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淡淡的，像一杯浅烘的咖啡。

　　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个梦，想着她，想着永康街的那家小店。

　　然后我拿起手机，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子瑜，我做了一个梦。”

　　过了几分钟，她回了一个问号。

　　我打字：“梦到你在我课本上画乌龟。”

　　“哈哈哈哈，你梦到这个？”

　　“嗯。你还说，你不想当石头了，想当乌龟。”

　　她没有回。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了，手机震了一下。

　　“那你要带着我哦。”

　　我看着那行字，笑了。

　　窗外的天很蓝，台北在晨光里慢慢醒来。我知道，不管我走到哪里，总有一家小店在等我。总有一杯咖啡是煮给我的。总有一颗星星，在台北的夜空下，为我亮着。

　　虽然台北很少能看到星星。

　　但她的眼睛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