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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船与孤岛 义勇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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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像一阵带着花香的春风,悄无声息地拂过了小镇,也吹进了富冈家安静的庭院——鸢子姐姐要成婚了。
那位年少便以单薄肩膀撑起家门,以无尽温柔守护着弟弟的女子,终于在这片接纳了他们的土地上,遇到了珍爱她的人。
提起那位未来的夫婿,连空气都变得不一样了。
鸢子姐姐依旧沉静地微笑着,可那微笑里,仿佛被注入了蜜色的阳光,流转着前所未有的、动人的光晕。
我常去找鸢子姐姐请教针法。
她的刺绣是出了名的好,针脚细密匀净,花样清雅灵动,仿佛将山间的朝露与月色都收敛在了方寸布帛之上。
她与那位良人的相遇,也始于一块绣着幽兰的帕子。
他说,从未见过那样活过来的针线,就像从未见过她这样美好的女子。
我想,鸢子的刺绣便如同她本人,静美、坚韧,将风雨化为指尖繁花,这样的人,谁能不爱呢?
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混合着骄傲与感动的喜悦,衷心地、用力地祈愿她能得到全世界的幸福。
可这世界,有时对待最温柔良善的人,却显得格外吝啬与残忍。
仿佛连天地都嫉妒这份即将圆满的幸福,硬生生掐断了那根即将织就锦缎的丝线。
——鸢子姐姐死了。
死在绣好了最后一件嫁衣、熏好了满屋喜悦香气的,结婚前一日。
消息传来时,家里瞬间陷入一种凝重的寂静。
母亲背过身去抹眼泪,父亲重重地叹了口气,眉头锁成了解不开的结。
他们严厉地对我说:“这几天,绝对不许去富冈家。”
我怔在原地,手脚冰凉,耳朵里嗡嗡作响,无法理解那几句话的含义。
死?鸢子姐姐?那个会温柔教我针法、眼眸里盛着山月清辉的女子?这怎么可能?
恐惧与一种撕扯般的疼痛攥住了我。
父母同情的眼神里,带着不容置疑的阻拦。
可他们怎么能拦得住呢?那股非要亲眼确认、非要赶到那个少年身边的冲动,像野火一样烧穿了我所有的理智和顺从。
挨到傍晚,天色将暗未暗,一片凄惶的昏黄。
我偷跑出来,朝着镇尾发足狂奔。
往常觉得亲切的景物,此刻都蒙上了一层狰狞而不真实的阴影。
富冈家的院落静得可怕,连往日拂过山林的晚风,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义勇独自站在荒凉的庭院中央,背对着我。
小小的身影僵直地立在那里,面对着空荡的屋舍,仿佛一株被骤雨打断枝桠、却还勉强站立的小树。
我绕到他面前,看清了他的脸。
他的眼眶通红,肿得厉害,睫毛还是湿漉漉的,脸上残留着泪痕干涸后紧绷的痕迹。
那双我深爱的、如湖水般的蓝眼睛,此刻像被暴风雨彻底搅浑、冻住的寒潭,空洞,刺痛,布满了血丝。
他看见我了。
嘴唇微弱地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一点气音,随即又紧紧抿住,抿成一条苍白的、倔强又脆弱的直线。
我的心像被谁狠狠攥住,拧出血来。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猛地冲过去,用尽全力狠狠地抱住了他。
他的身体先是僵硬如铁,冰冷得没有一丝热气,然后,开始无法控制地细微颤抖起来。
“对不起……”我的声音哽在喉咙里,破碎不堪,“对不起,义勇……我来晚了。”
这句话像终于打开了某个闸门。他冰冷的额头抵在我的肩窝,一直压抑着的、细微的颤抖变成了剧烈的抽噎。
他没有放声大哭,只是眼泪汹涌而出,滚烫的液体迅速浸透了我单薄的衣衫,那热度几乎灼伤我的皮肤。
我听见他破碎的、带着剧烈喘息的声音,闷闷地传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被碾碎的心肺里挤出来的:
“姐姐……死了……”
他吸了一口气,那声音里带着孩童哭过后特有的沙哑与绝望的清晰:
“是被鬼……杀掉的….…”
“她们….…她们都不相信我……” 他更紧地抓住我的衣服,指节泛白,声音里充满了绝望的茫然与愤怒。
我忽然明白了。我几乎能看见那画面:这个刚刚失去唯一至亲、被巨大的恐怖与悲伤碾过的十岁孩子,颤抖着,试图对赶来处理的大人们说出那超越常识的可怖真相。
而大人们呢?他们会用怎样复杂的神情看着他——同情他骤失亲姐的悲痛,却又对他“惊吓过度”的“胡言乱语”摇头叹息,或许还会交换一个无奈又怜悯的眼神。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孩子口中的“鬼”。那太过荒诞,太过骇人,远不如一场“不幸的急病”或“意外的恶疾”来得让人能够接受和安抚。
他的控诉被当成惊惧的呓语,他的真相被埋葬在成人世界自以为是的“理智”与“安抚”之下。
他不仅失去了姐姐,甚至失去了为姐姐的死命名的权利,被孤独地遗弃在那片只有他自己见过的、血淋淋的黑暗真实里。
我抱紧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夕阳彻底沉下山脊,黑暗从四面八方涌来,吞噬了最后一点暖光。
我们在这冰冷的庭院里相拥
那天傍晚,我几乎是半拖半拽地将失魂落魄的义勇拉回了家。
父亲母亲见到我们,并未露出太多惊讶,仿佛早已料到我会这样做。
母亲只是默默转身,从柜子里取出备用的铺褥,在离我榻榻米不远的地方,为他铺好了一个温暖的被窝。
那个夜晚,屋里异常安静,只有灯花偶尔毕剥轻响。
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手却紧紧攥着躺在不远处的义勇的手。他的手指冰凉,微微颤抖,我便握得更紧些,仿佛这样就能将我微薄的体温和力量传递过去。
我们谁也没说话,在弥漫的悲伤与未散的恐惧中,就这样紧紧牵着手,直到疲惫将我们拖入不安的睡眠。
然而,这短暂的庇护并未持续多久。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义勇的亲戚们来了。
不是往日走动时的一两位,而是浩浩荡荡七八个人,挤满了小小的前厅,带来一种公事公办的、不容置疑的压抑气氛。
他们的理由直接而冰冷:鉴于义勇坚持声称姐姐是“被鬼所害”,这显然是“惊吓过度”、“心神失常”的迹象,为了他好,也为了不让这种“疯话”继续扰乱小镇安宁,他们必须带他离开,去“更合适的地方”静养。
精神病。他们用这个沉重的词语,轻易地抹去了一个孩子亲眼所见的恐怖真相,也堵住了所有可能的质疑。
“不!我不是!”义勇第一次在我面前表现出如此激烈的反抗。
他苍白的脸涨红了,深蓝的眼睛里燃着愤怒与绝望的火焰,拼命想挣脱那些伸向他的手。
可一个十岁孩童的力气,如何敌得过七八个铁了心要完成“责任”的成年人?他像一片落入激流的叶子,被轻易地裹挟、控制。
我的家人站在一旁。母亲眼里含着泪,父亲眉头紧锁,下颌绷紧。
我明白他们的无力——我们与义勇没有血缘纽带,在这“家族内部事务”面前,任何外人的阻拦都显得名不正言不顺,甚至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我用尽全身力气,向父亲投去最哀恳、最期盼的目光,泪水在眼眶里疯狂打转,无声地呐喊着:救救他!留下他!
父亲承受着我的目光,他垂在身侧的手握紧了又松开。
最终,他向前走了几步,却不是阻拦。
在其中一个看似为首的亲戚几乎要将义勇强行带出门槛前,父亲迅速而隐蔽地往那人手里塞了几张叠起的纸钞。
他的动作很快,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沉重的无奈:“….…路上,给孩子买点吃的。别太为难他。”
那几张轻飘飘的纸币,此刻却重若千钧,是我家能为义勇做的、最后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事了。
而我,只能像被钉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义勇被半拖半拉着离去。
他不断回头,那双红肿的、盛满泪水的蓝眼睛死死地望着我。
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滚烫地淌满脸颊,我用力吸着气,在巨大的哽咽中,用尽所有力气朝他嘶喊:
“义勇——!一定要写信给我!一定要写信啊——!”
在被彻底带出大门、身影消失的前一刹那,他艰难地扭过头,对着我的方向,重重地、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义勇走了。
这句话像一块冷硬的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心口,日复一日。
我的生活似乎照旧,吃饭、玩耍、帮母亲做些小事,可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空的、漏风的,无论做什么,都填不满那股凉飕飕的失落。
我每天都期盼着邮差的脚步声能在我家门前停留,期盼着他能从那个绿色挎包里,拿出一封属于我的、字迹工整的信。
我甚至无数次想象过信封的样子,想象着展开信纸,看到他平安的消息,哪怕只有一句“我很好”。
可是,没有。一次也没有。
邮差来来去去,带来镇上的报纸、远方的账单,却从未带来那期盼中的只言片语。
希望从最初的炽热,慢慢被等待磨得发凉,最后只剩下一种习惯性的张望,和每次落空后心底细密的钝痛。
后来,断断续续的流言像秋风里的枯叶,打着旋飘进耳朵。
人们压低了声音,带着复杂的唏嘘或某种难以言说的释然,谈论着富冈家“终于被处置完毕”的遗产。
那栋依山而建的安静宅院易了主,据说里面精致的家具、鸢子姐姐留下的绣品、乃至义勇父母遗下的些许田产细软,都被那些当初义正词严要带他“去静养”的亲戚们,迅速而干净地瓜分殆尽。
没有争执,仿佛那本就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收割,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在这个时候,那群自以为是的大人,终于露出了他们丑恶的嘴脸。
他们当初口口声声的“为他好”、“家族责任”,在切实的利益面前,薄得像一层一戳即破的窗户纸。
他们关心的从来不是那个失去一切、说着“疯话”的孩子的死活与未来,而是如何趁此机会,将那点最后的“麻烦”连同有价值的财产一起,从生活中彻底清除。
我听着这些传闻,没有愤怒得跳起来,只觉得一种深沉的、冰冷的悲哀。
义勇他现在会在干嘛呢?
这个疑问,在每一个没有来信的日子里,都变成最锋利的细针,扎着我的心。
他被带去了哪里?那个“更合适的地方”是哪里?是某个遥远而陌生的亲戚家,看人脸色,寄人篱下?还是….…某个更糟糕的、我不敢去深想的地方?
他是不是还在固执地对每一个愿意听、或不愿意听的人,重复着“鬼”的故事?还是已经被迫学会了沉默,将那份巨大的恐怖与悲伤,连同对姐姐的思念,一起死死地锁在了那深蓝色的眼底?
他会不会…….已经不再相信有人会相信他了?
我站在院子里,望着镇尾的方向,山峦依旧苍翠,可那座曾经带给我无数期待与温暖的小屋,已换了陌生的炊烟。
风穿过空荡荡的掌心,我握紧拳头,指甲陷进肉里,却感觉不到疼。
只有那份无边无际的、混合着担忧、思念与无力感的悲哀,像浓雾一样包裹着我,让我几乎喘不过气。
义勇,你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