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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囚室的第一缕光 ...

  •   谷正文在黑暗中站了十七分钟。

      这是他的习惯——让囚犯在绝对的黑暗与寂静中先待上一段时间。时间会稀释勇气,寂静会放大恐惧。他站在单向玻璃后,看着监视器里那个端坐的身影。徐会之没有试图摸索墙壁,没有呼喊,甚至没有明显的颤抖。他只是坐在那把硬木椅子上,双手平放膝头,像一尊入定的佛。

      十七分零三秒。

      谷正文按下开关。

      审讯室的灯不是一下子亮起的,而是从四个角落开始,像潮水一样缓缓漫上来。先是地板边缘泛起苍白的光,然后光线爬上墙壁,最后才汇聚到天花板中央那盏五百瓦的碘钨灯上。整个过程用了十二秒,足够眼睛适应,也不给心理缓冲。

      徐会之的睫毛在光线触及脸庞时颤动了一下,仅此而已。

      “徐将军。”谷正文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来,在空荡荡的水泥房间里产生轻微的回声,“睡得还好吗?”

      没有回答。徐会之的眼睛适应光线后,开始扫描房间。他的目光移动得很有规律:先看四个墙角(摄像头位置),再看天花板(是否有监听孔),然后是地板(建材与可能的暗道),最后才是那张铁桌和桌子对面的空椅子。整个过程用了九秒。

      谷正文推门走进来。

      他今天换了装束——不是昨天的中山装,而是一套美式军便服,肩上少将军衔的星徽擦得锃亮。这个细节是故意的:他在提醒徐会之,这里不是江湖,是军队;不是私人恩怨,是系统对系统的战争。

      “我们可以开始了。”谷正文在对面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放在桌上。文件夹很厚,边缘已经磨得起毛。“按照程序,我需要确认你的身份。姓名?”

      “徐会之。字慕白。”

      “籍贯?”

      “湖北黄冈。”

      “黄埔期别?”

      “第一期,第三十七号。”

      问答像机械齿轮一样精准咬合。谷正文的目光没有离开徐会之的脸,他在观察更细微的东西:瞳孔的收缩、嘴角肌肉的颤动、颈动脉的搏动频率。但徐会之的回答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自然。

      “最后一个问题。”谷正文翻开文件夹,取出一张照片,推到桌子中央。那是一张集体照,黄埔一期毕业典礼,年轻的□□站在中央,周围是满脸朝气的学员。“请指出你在哪里。”

      这是一个陷阱。如果徐会之真的是潜伏二十年的中共特工,他应该对这张照片烂熟于心,会立刻指出。但真正的徐会之——那个在复杂斗争中活下来的人——应该会犹豫,会端详,会因为时光流逝而感慨。

      徐会之看了照片三秒钟。

      然后他伸出手指,点在第三排左起第五个人脸上。没有犹豫,但也没有急切。他的指尖刚好悬在照片上方一毫米,没有触碰纸面——这个动作暴露了更多:他珍惜这张照片,不想留下指纹玷污它。

      “这是我。”他说,“那时二十一岁,体重一百二十八斤,比现在重二十六斤。”徐会之又看了看照片,若有所思,”拍照前夜,我和陈赓偷偷喝了酒,被教官罚站两小时,所以眼睛还有点肿。”

      谷正文的眉毛微微扬起。这个细节不在档案里,但很合理——陈赓确实以顽劣出名,而徐会之的学籍档案里,确实有一次“违禁饮酒”的记录。

      “很好。”谷正文收回照片,但手指在照片边缘留下了一个潮湿的印记。他的手在出汗。“那么徐将军,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实质问题了。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共的?”

      空气凝固了。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突然劈开了所有前奏。徐会之没有立刻回答。他向后靠了靠,椅子腿在水泥地上摩擦出短暂的尖响。然后他做了个奇怪的动作:抬起右手,用食指和拇指捏了捏鼻梁。

      这个动作持续了大概两秒。谷正文的大脑立刻开始分析:是疲劳?是思考时的习惯?还是……

      “1946年秋天。”徐会之放下手,声音依然平稳,“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那时南京的梧桐树刚开始落叶。”

      “动机?”

      “我看到接收大员用卡车往家运红木家具,而抗战遗孤在街头乞讨。”徐会之顿了顿,“这理由够不够?”

      “不够。”谷正文身体前倾,“你是国民党中将,黄埔一期,蒋校长亲自授勋的抗战功臣。你会因为几件家具就背叛?”

      “不是背叛。”徐会之纠正,“是回归。”

      “回归什么?”

      “回归黄埔开学那天,蒋校长训话的核心。”徐会之的目光第一次变得锐利,“‘革命军人当为天下苍生’。谷先生,我想问问你——你觉得现在的国民党,心里还有‘苍生’二字吗?”

      这句话太锋利了。谷正文感到一阵不适,不是因为话的内容,而是因为问话的方式。这不是囚犯的语气,这是老师在考问学生。不适在于,关系,弄错了。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翻开文件夹的另一页。“我们换个话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你在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任职。当时杜聿明将军的撤退路线是绝密,但中共华东野战军提前三天就知道了。是你泄露的吗?”

      “不是。”徐会之答得很快,太快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路线。杜聿明谁也不信,连参谋长都瞒着。”

      “但你有推测能力。”谷正文紧追不放,“以你对军事地理的了解,完全可以推测出最可能的路线。”

      徐会之笑了。那是今晚第一个真正的笑容,但笑意只到颧骨,没有到达眼睛。

      “谷先生,如果我有那个能力,国民党就不会输掉淮海战役了。”他说,“事实上,我当时建议杜聿明走另一条路——更险,但更快。他没听。如果他听了,也许现在坐在这里被审讯的就是别人。”

      这段对话被记录在杜聿明的回忆录草稿里。谷正文知道,因为那份草稿就在他保险柜里。徐会之没有说谎,但也没有全说真话——他隐瞒了当时通过另一个渠道,将杜聿明真实路线传递出去的事实。

      阳谋开始了。

      “我们谈谈你的联系人。”谷正文换了个方向,“你被捕时,身上有三封家书。妻子写来的,很感人。但奇怪的是——”他抽出信纸,摊在桌上,“这三封信的邮戳都是上海,但纸张质地不一样。”

      他指着第一封:“这是上海‘荣宝斋’的宣纸,中等品质,1948年秋季停产。”第二封:“这是‘商务印书馆’的内部用纸,水印有特征。”第三封:“这是最普通的毛边纸,全中国任何一个文具店都能买到。”

      谷正文抬起头:“为什么一个妻子,要用三种完全不同的纸给丈夫写信?”

      审讯室的空气仿佛被抽干了。碘钨灯发出的热量让纸张边缘微微卷曲,谷正文能闻到纸纤维受热后散发出的、类似烤面包的微甜气味。他在等待徐会之的破绽——呼吸加速、目光游移、手指颤抖。

      但徐会之只是静静地看了那些信纸一会儿。

      然后他说:“因为我家穷。”

      谷正文愣住了。

      “第一封信时,静湘手里还有点积蓄,买了稍好的纸。”徐会之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第二封时,上海物价飞涨,她只能托在印书馆工作的表叔弄点内部用纸。第三封……”他停顿了一下,“她已经连毛边纸都要省着用了,这封信写了正面写反面,你翻过来看看。”

      谷正文下意识地翻过第三封信。果然,背面有极浅的铅笔字迹,是账本:某月某日,米一斗,价金圆券多少;某日,药一剂,价多少……

      “她总是这样。”徐会之说,“舍不得浪费任何一点纸。”

      这个解释太人性了,太具体了,具体到无法证伪。谷正文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就像在拳击台上全力挥出一拳,打得也很准,却打在了棉花上。

      他决定换一种方式。

      “徐将军,我们不要玩文字游戏了。”他合上文件夹,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你我都知道,你不是普通人。我能看出来,你也知道我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

      “你可以不说全部真相,但不要说谎。”谷正文直视他的眼睛,“每说一个谎,你在这里的待遇就会下降一级。从单间到通铺,从热饭到馊饭,从不见光到永远见光。你这样的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

      徐会之沉默了很久。久到谷正文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说:“谷先生,你家里有孩子吗?”

      这个问题太突兀了。谷正文感到后背一凉,仿佛有冷风从水泥墙缝里钻进来。

      “有。一个儿子。”他决定了回答。他谨慎地回答。

      “多大了?”

      “八岁。”

      “身体好吗?”

      谷正文的手指在桌下握紧了。他的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秘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还好。”他尽量让声音平稳。

      徐会之点点头,仿佛得到了想要的答案。然后他说:“我儿子叫徐安,今年十四岁。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发烧到四十度,我抱着他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夜。那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至少要让他知道,爸爸不是因为做坏事死的。”

      他抬起头,琥珀色的眼睛在强光下几乎透明。

      “所以我答应你,不说谎。但我要求一样东西作为交换。”

      “什么?”

      “纸和笔。”徐会之说,“我想写点东西。不是供词,是一些……留给儿子的东西。”

      谷正文的大脑飞速运转。这是一个机会——囚犯的文字会暴露大量信息:笔迹压力、用词习惯、思维逻辑。但也是一个风险:徐会之可能在传递密码。

      “写什么?”他问。

      “一些做人的道理。”徐会之说,“一个父亲没机会当面教给儿子的道理。”

      碘钨灯发出轻微的电流嗡鸣。走廊尽头传来隐约的脚步声,是换班的警卫。谷正文看了一眼手表——审讯已经进行了一小时四十七分钟,远超常规时限。

      “可以。”他终于说,“但写完后我要先看。”

      “当然。”徐会之微笑,“不过谷先生,容我多说一句——你最好在儿子还愿意听的时候,多教他一些东西。时间过得很快,快到你反应不过来,他就长大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谷正文最隐秘的恐惧里。他想起了儿子苍白的小脸,想起了药瓶上密密麻麻的英文说明,想起了医生说的“可能需要手术,但风险很大”。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

      “今天到此为止。”他说,声音有点紧,“纸笔明天给你。”

      他转身走向门口,手放在门把上时,又停了下来。

      “徐将军,”他没有回头,“你刚才说回归。那我想问你——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回到1946年秋天,看到那些梧桐落叶,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

      徐会之没有立刻回答。

      谷正文听见身后传来衣服摩擦的声音——应该是徐会之调整了坐姿。然后那个平静的声音响起,每个字都像经过精确测量:

      “会。”

      “为什么?”

      “因为有些路,一旦看清楚,就没办法假装没看见。”徐会之说,“就像你谷先生,你现在看清楚了一些事,但你选择闭上眼睛。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

      门开了,又关上。

      谷正文站在走廊里,背靠着冰冷的水泥墙。他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一下,两下,三下。他想起徐会之说的最后一句话,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场审讯,从一开始,审讯的人和被审视的人就不止一个。

      而在审讯室里,徐会之缓缓闭上眼睛。他的嗅觉在黑暗中变得更加敏锐——空气里残留着谷正文的汗水味、纸张的焦糖味、碘钨灯的臭氧味,还有……一丝极淡的茉莉花香。

      那是谷正文袖口沾染的,他夫人的花膏味。

      徐会之的嘴角浮现出一个微不可察的弧度。

      第一颗棋子,落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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