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求救，写在我的昨天》大禾之上

113、701 友家小

　　友家小区八幢是一栋六层的旧楼，外墙贴着的白色瓷砖好几处都脱落了，露出底下的灰色水泥。
　　俞强走在最前面，低着头，脚步很慢，每上一层楼都要停一下，像是在辨认什么。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半，忽明忽暗。走到七楼的时候，他在一扇门前面停住了。
　　门牌号是701。
　　“就是这里了，我记得应该是701。”他的声音很轻，说完就往后退了一步，把自己贴在了走廊的墙上。
　　杨光辉抬手敲了敲门—三下，不轻不重。没人应。他又敲了三下，力道加重了，指关节叩在铁门上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他侧耳听了几秒，转过头，冲蔡星澜摇了摇头。
　　“没人。”
　　喻宇从腰后抽出工具，蹲下来对准锁孔。金属碰撞的咔嗒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刺耳，十几秒后，锁芯弹开了。
　　门推开的一瞬间，一股沉闷的、封闭了很久的气味扑面而来—灰尘味、霉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烟味，像是很久没人来过，又像是有人匆忙离开前抽了最后一根烟。窗帘全拉着，屋里很暗。杨光辉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两下，灯没亮—电被掐了。
　　几束手电筒的光柱在屋子里交叉扫过。
　　客厅很大，但不像个家。没有沙发，没有茶几，没有电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简易办公桌，桌面上几台老式电脑显示器落了厚厚一层灰，键盘上积着烟灰，好几个键被烟头烫出了焦痕。靠墙立着几个铁皮文件柜，柜门半敞着，里面空空的，只剩下几个空文件夹和一堆揉成团的废纸。
　　蔡星澜走到一个文件柜前，拉开门，借着手电筒的光往里看了看。空的。她又拉开一个抽屉—里面丢着几支没了笔帽的圆珠笔、一叠空白便签、几枚回形针。她拿起便签翻了翻，上面没写字。
　　房间被石膏板隔成了好几个单间。蔡星澜推开其中一间的门，手电筒的光扫过去—只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塑料凳。床上的被褥还在，白床单上印着几团发黄的汗渍，枕头压出了一个凹痕。塑料凳旁边搁着一个塑料水杯，杯底沉着半杯已经干涸发黑的水。
　　“这间有人住过。”她说。
　　邓婉仪站在她身后，往里探了半个身子。手电筒的光照到墙角一双落满灰的塑料拖鞋，她顿了顿，压低声音说：“不止这间。隔壁也是。”
　　隔壁那一间更小，只有一张床，连窗户都没有，墙角也搁着一双拖鞋，床上的被子团成一团没叠，像是人刚走的样子。
　　这里住过人。住过很多人。
　　蔡星澜走回客厅，在办公桌旁边蹲下来。她把废纸篓倒扣在地上，纸团、烟盒、撕碎的纸片哗啦啦散了一地。她一个一个捡起来，摊在桌上用手电筒照着看。便签上写着日期和名字，字迹潦草，有些名字后面画了勾，有些画了叉。那些画勾的名字她一个都不认识，但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日期—面试日期。最早的一个是去年九月的，最晚的个是今年七月的。她把这些便签按日期排好，手指从一个名字移到下一个名字，好像在数有多少人在这间屋子里坐过。
　　“婉仪，你看这个。”她把一张碎纸片递给邓婉仪。
　　邓婉仪接过来，用手电筒照着看了几秒，又翻了一面。“这是表格的一角，”她说，声音压得很低，“表头应该在上面。”
　　“被撕了。”
　　“那就把其他的找出来。”
　　两个人蹲在地上，手电筒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一张一张地翻那些碎纸片。蔡星澜的手指在一堆纸屑里拨来拨去，把有横线的挑出来，有表格边框的挑出来，边角能对上的拼在一起。拼了十来分钟，桌面上渐渐拼出了一份不完整的表格。表头印着“人员信息登记”，列着姓名、年龄、籍贯、面试日期、推荐人。
　　蔡星澜的目光顺着表格一行一行往下移，手指忽然停住了。
　　有一行写着：罗隐，二十四岁，汽修工，面试日期7月15日，推荐人—优。
　　这一行的末尾，用红笔打了一个叉。
　　“星澜。”邓婉仪也看到了。她抬起头，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先收起来，回去再查。”蔡星澜把拼好的表格小心地装进证物袋，贴好标签。
　　回到局里已经是下午了。
　　齐雨欣把笔记本电脑连上投影仪，屏幕上跳出一个表格文件。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一边敲一边说：“星澜姐，从701带回来的资料里翻到一份电子表格，应该是诈骗团伙用来记账的。里面有一个‘推荐人’的表格，我按人名整理了一下。”
　　投影上列出了一排名字。左边一列是推荐人，中间一列是被推荐者，右边一列是支付金额。五百、五百、五百—整整齐齐的一排数字。
　　“这些人都在汽修厂干过。”齐雨欣说，“长期工、短期工都有。你看这个进厂时间—”
　　她又打开另一个表格，两列日期并排放在一起。左边是这些人在汽修厂的入职和离职时间，右边是警方记录在案的失踪人员报案时间。两列日期挨得很近，有几个几乎是重合的。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杨光辉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开口说：“这个时间怎么跟这些人失踪的时间能对上？”
　　“因为他们每推荐一个人就拿五百块。”邓婉仪把手里那份“推荐人”名单放在桌上，语气压得很平，“推荐一个人去面试，这个人就失踪了。然后他们再推荐下一个。”
　　喻宇从椅子上转过身来，皱了皱眉：“所以汽修厂不是工厂，是他们的鱼塘？”
　　“差不多。”蔡星澜说。
　　她把那份拼好的表格从证物袋里取出来，放在桌上。罗隐那一行的“推荐人”栏里，填着一个字—优。
　　俞强。
　　“先把俞强带过来。”蔡星澜说。
　　讯问室里，俞强坐在椅子上，两只手紧紧的抱在一起搁在膝盖上。和上次一样，低着头，肩膀缩着，整个人像是要把自己折起来。
　　蔡星澜把那份名单推到他面前，指尖点在“推荐人”那一栏的“强”字上。
　　“这个字是你签的吗？”
　　俞强低头看了一眼。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念那个字，又像是在咬那个字。
　　“是我签的。”
　　他说完把目光移开了，移到桌角，移到墙上，移到自己的手上。就是不看她。
　　“你拿了多少钱？”
　　“五百。”他的声音很轻，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就拿了这一次。”
　　“你知不知道罗隐被推荐之后去了哪里？”
　　俞强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他张了张嘴，又合上，喉结滚了两下。
　　“我以为他出国了。”他说，“他们说去境外工厂，一个月八千，正规渠道，办好签证就走。我...我问他去不去，他说去。他很高兴，说终于能赚到钱了，还说要请他那个朋友吃饭—就是那个...那个开面包车的—”
　　“荀芋。”
　　“对，荀芋。”俞强的声音越来越碎，“他那天特别高兴，在车上一直说话，说他攒够钱就去做手术，做完手术就没人嫌他了。他还问我，俞哥，八千块一个月，做一年能攒多少？我说能攒好多。他就笑，笑得—”
　　他说不下去了。
　　蔡星澜看着他。他们两个被同一群人排挤，在同一个车间的角落里蹲着吃午饭，连食堂的桌子都没人愿意跟他们坐一起。然后俞强把罗隐推向了那扇门，拿了一张五百块的“人头费”。他推的时候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但他推了。
　　“后面的事你真的不知道？”蔡星澜问。
　　俞强摇头。摇得很用力，像是要把这个问题从脑子里甩出去。
　　“我只把他送到楼下。他下了车，跟我挥了挥手，说俞哥回头请你吃饭。然后他就进去了。我再也没见过他。”
　　之后的内容，他再也说不出新的了。他只是把罗隐送到了面试点，把人放下就开车走了。他不知道罗隐有没有被送走，也不知道名单上为什么会有罗隐的名字。
　　蔡星澜站起来，把名单收回证物袋里。走到门口的时候，俞强忽然开口。
　　“蔡警官。”
　　她回过头。
　　俞强还坐在那把椅子上，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用力到发白。
　　“那把刀—”他说的是口袋里掉出来的那把小刀，“我不是想伤人。”
　　蔡星澜看了他两秒。
　　“我知道。”
　　门关上了。
　　马厂长被传唤的时候隔着办公桌坐着。他往后靠了靠，翘起二郎腿，露出一截灰色的袜子和皮鞋底。办公室墙上那块“优秀雇主”的铜牌还在，金灿灿的，擦得锃亮。
　　蔡星澜把一份记录放在桌上，手指按着纸面推过去。
　　“马厂长，你给工人塞过招聘启事，是吗？”
　　马厂长低头看了一眼那份记录，又抬起头看她，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下头。
　　“是。”
　　“你知道那些招聘启事是干什么的吗？”
　　“就是介绍工作嘛。”马厂长摊了摊手，“境外劳务，工资比厂里高。我跟工人说有赚外快的机会，谁愿意去就去。我就是好心搭个桥，后面的事跟我没关系。”
　　他把“跟我没关系”几个字说得很慢，像是边想边说的，每个字都在心里掂过。
　　“好心搭个桥，一个人头抽多少钱？”蔡星澜问。
　　马厂长沉默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节奏不快不慢。
　　“五百。”他说，“但我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我只负责把启事塞到更衣柜里，后面的事我一概不知。”
　　蔡星澜看着他敲桌面的手指。节奏很稳，不快不慢。她想，这个人签支票、开晨会、跟工人说“好好干”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节奏。
　　“罗隐在你厂里干过，你知道吗？”
　　“知道。表现还行。”
　　“他后来去哪了，你知道吗？”
　　“听说是辞职了。年轻人嘛，说走就走了，也不打招呼。”
　　蔡星澜盯着他的眼睛：“他没有辞职。”
　　马厂长的手指停了一下，也就一下。然后又开始敲，那个节奏又接上了。
　　“那我们就不清楚了。工人自己走的，我们也不好问太多。而且罗隐是自己走掉的，不是我们辞退的。”
　　他说话的时候甚至微微叹了口气，像是真的对一个不辞而别的年轻人感到无奈。
　　蔡星澜想到罗隐日记里那句话—“我不敢告诉老板，老板也不会听我的。”
　　罗隐没说错。
　　走出厂长办公室的时候，邓婉仪跟在她身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蔡星澜没回答。她想，他当然知道。他只是不在乎。一个人不在乎的时候，手指敲桌子的节奏都不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