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求救，写在我的昨天》大禾之上

110、遗物 回到局

　　回到局里，蔡星澜把从加油站带回来的几封信交给韩墨送去化验，自己走到办公桌前坐下。刚翻开走访记录准备整理，邓婉仪从门口探进半个身子。
　　“星澜，那个包裹我拿过来了。”
　　她把一个纸箱搁在桌上。箱子不大，四四方方的，外面缠着好几圈黄胶带，胶带边缘有些翘起来了，快递单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寄件人写着黄溧新村房东的名字。
　　蔡星澜找了把美工刀，沿着胶带缝划开。箱子打开的一瞬间，一股淡淡的霉味飘出来，混着洗衣粉放久了的那种香味，说不上难闻，但让人心里一紧。
　　最上面是几件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领口的螺纹已经松了，边缘卷起来一小圈。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另一颗的线头松散地挂着，摇摇欲坠。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但布料硬邦邦的，像是放了很久没动过。
　　蔡星澜一件一件拿出来，手指触到衣服的布料时，动作很轻。邓婉仪在旁边帮着整理，两人都没怎么说话。
　　衣服下面压着一本棕色笔记本。封面是人造革的，边角磨破了，露出底下灰色的纸板。封皮上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两个字—“罗隐”。
　　蔡星澜拿起笔记本，翻开了第一页。
　　“其实我过得一点都不好，长大好痛苦啊。”
　　笔迹很用力，圆珠笔的墨迹在纸面上留下了凹痕，像是写字的人几乎要把纸戳破。
　　她翻到下一页。
　　“今天帮助了卖纸板的老伯，他还跟我说了谢谢。他拉着板车走了好远，我在后面帮他推了一段。他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说在汽修厂，他说我会有出息的。”
　　下一页。
　　“他们老是欺负我，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打不过他们，也说不过他们。我不敢告诉老板，老板也不会听我的。我只有这一本本子，可以跟它说说话。”
　　再翻。
　　“今天发了工资，给爸妈寄了一千二，自己留了三百。泡面涨价了，袋装的要一块二，以前一块钱就能买一包。不过没关系，这个月还剩好多天，省着点吃够了。”
　　又翻了一页，纸上多了一圈水渍，水渍把最后几个字晕开了，蓝色的墨迹模糊成一团。
　　“我要攒钱去做狐臭手术，如果我没有臭味，说不定大家就会变得喜欢我了。家里之前没钱，没办法。等我攒够了钱，做完手术，他们就不会再说我臭了。”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大家才不喜欢我。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了，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蔡星澜的指尖停在那行字上。纸面上的字迹被水渍泡得有些模糊。她看着那些字，没有马上翻页。
　　“这孩子写日记写了多久？”邓婉仪凑过来看了一眼，声音放得很轻。
　　蔡星澜没回答，又翻了几页。有的页面上只写了一两行，有的写了满满一整页。记的都是些小事—今天修了几台车，午饭吃了什么，楼下便利店老板娘多给了他一包榨菜，加油站的阿姨让他歇会儿别太累。那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被他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地记在本子上，像是在努力收集生活里所有温暖的东西，攒起来，留着难过的时候翻一翻。
　　本子最后几页夹着几封信。信封都没有封口，信纸折得整整齐齐塞在里面。蔡星澜抽出一封，展开。
　　“爸妈，我在这边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我。我换了个新工作，工资比以前高了。寄回家的钱够吗？不够的话我下个月多寄一点。你们在家注意身体，天冷了多穿件衣服。”
　　另一封。
　　“爸妈，上次说要买空调，我买了，已经联系好了，到时候会有人上门安装。你们在家等着就行。别舍不得开，电费我寄回去的钱够用。”
　　蔡星澜翻开第三封。这一封的字迹比前两封潦草，有些地方涂改过，写到一半又停下来，犹豫了很久。纸上有一处圆珠笔的墨点，像是笔尖在纸上停了太久洇出来的。
　　“爸妈，其实我有时候真的很想跟你们说实话，但是—”
　　后面一行字被划掉了，黑色的横线一道一道压在字上，几乎把纸划出洞来。划掉的内容看不清了，只留下最后一句话，字写得很小，挤在信纸的右下角。
　　“算了，反正你们也不会听。”
　　邓婉仪站在旁边，看着那行字，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她把手里那张折了又折的纸巾展开，又折回去。
　　蔡星澜把几封信叠好放回原处。她合上笔记本的时候，注意到封底内侧用透明胶贴着一个小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张折叠的纸条，纸已经发黄了，折痕处快断了。她小心地抽出来打开—是一张汇款单的回执，金额是一千二百元，日期是去年三月份。回执背面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字：“给爸妈的。”
　　她把这些东西在桌上一样一样摆开。笔记本，信，汇款单回执，那件掉了扣子的夹克，那件领口松了的T恤。这些就是罗隐留在世上所有的东西了。一个本子，几封信，一张汇款单，两件旧衣服。全都摆出来也铺不满一张办公桌。
　　“雨欣，帮我查一下罗隐父母的联系方式。”蔡星澜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但邓婉仪注意到她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指节泛白。
　　电话很快发过来了。蔡星澜按下号码，把手机贴到耳边。嘟—嘟—嘟。没人接。她挂了，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打到第三次，那头终于通了。
　　“谁啊？”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背景音里有电视机的声音，音量不小，放着什么相亲节目，主持人拉长了调子在念嘉宾的自我介绍。
　　“你好，我们这边是云海市公安局的。”蔡星澜的声音平稳，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清楚，“您是罗隐的母亲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电视的声音突然小了，像是被谁按了静音。
　　“有什么事情？”
　　“很抱歉，您的儿子罗隐在半年前已经去世了。”
　　那头沉默了更久。蔡星澜能听见电话里有轻微的呼吸声，还有电流的嗡嗡声。她等着。
　　然后声音又响起来了，嗓门比刚才高了一截：“这个没有用的白痴！不听我的，现在好了吧，命都丢了！当初我让他考家里的公务员，死活不听，非要去什么大城市，出去闯—”
　　蔡星澜手指下意识的收紧，紧紧的攥着电话。
　　“—现在好了吧，出事了！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会出事，现在果然出事了—”
　　“请您冷静一点。”蔡星澜说，声音还是平稳的。
　　“我怎么冷静？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供他吃供他穿，他听我一句了吗？我让他考公务员，旱涝保收的，他就是不听！非要出去打工，现在好了，死在外面了—”
　　“罗隐在这边过得不容易。”蔡星澜打断了她，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但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打了三份工，自己省吃俭用，每个月按时给家里寄钱。”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
　　“他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夏天热得睡不着觉。”蔡星澜还在说，目光落在桌上那本破旧的笔记本上，“冬天水管冻住了，要去楼下提水。他在汽修厂被人欺负，没有一个人帮他。他给家里写的信，从来不敢说实话。”
　　她顿了顿。
　　“他怕你们担心。”
　　电话那头传来一句含含糊糊的话，像是“那又怎么样”，又像是“我又不知道”。接着是一阵更含混的嘟囔，声音越来越低，最后被电视机重新响起来的喧闹声盖了过去—好像是谁又把静音取消了，相亲节目里那个女嘉宾正在说自己的择偶标准。
　　电话挂断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邓婉仪坐在蔡星澜旁边，手里那张纸巾已经被折成了一个小小的方块，棱角分明，她还在继续折，折到再也折不动为止。齐雨欣坐在电脑后面，盯着屏幕上的数据，一动不动，手指停在键盘上，好久没敲一个字。杨光辉站在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张哗啦啦响。
　　蔡星澜把手机放在桌上，低头看着那本棕色笔记本。封面上“罗隐”那两个字歪歪扭扭的。
　　他写日记。他给朋友写信。他给父母写信，写了又不敢寄，寄了的也只报喜不报忧。他帮卖纸板的老伯推车，帮加油站的阿姨提水，帮便利店的老板娘打扫卫生。他省下钱每个月往家里寄一千二。他在日记里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攒钱想做手术，以为只要没有臭味大家就会喜欢他了。
　　喻宇从证物室回来，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办公室里的气氛，脚步停了一下。他走到齐雨欣旁边坐下，压低声音问：“怎么了？”
　　齐雨欣摇了摇头，没说话。
　　蔡星澜把手从笔记本上收回来，站起来，走到窗边。杨光辉看了她一眼，让开半步，把窗口的风让给她。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一排，橙黄色的光铺在路面上，偶尔有车从下面开过，轮胎碾过马路的声音很快被窗户隔断了。
　　她在窗边站了好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随便剥夺别人的生命。”
　　声音不大，但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没人接话。只有风从窗户缝里继续灌进来，冷嗖嗖的，把桌上那本笔记本的封皮吹得微微掀起了一角，又轻轻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