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的新生》朴彤

8、入职 两条腿走路

　　那天的面试安排在下午，方更新同意去接孩子放学后带他上游泳课。虽然他不赞成我上班，但是也没有阻止。他说了好几次，你想好了就行，反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了。

　　打开衣柜，里面都是这几年常穿的休闲妈妈装，我的职场装都被我放在了国内的家里。我挑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外边加了一件灰色的羊毛马甲，再穿上一条类似西装裤的休闲裤。镜子里的女人，眼神里有疲惫，但脊背挺得笔直。够了吧，我想。对于一个基础的临时岗位，这身行头不至于出错，也谈不上任何攻击性。

　　我需要先坐公交，再转火车，然后步行。导航显示，全程需要一个半小时。我在北京上班的时候，也没有过这么久的通勤时间。但此刻，我竟然感到一种踏实的、一步一步靠近目标的实在感。公交车上人不多，我靠窗坐着，看窗外流动的街景。那些颜色鲜艳的独栋房子，修剪整齐的前院，牵着大狗跑步的人……这个我生活了两年的城市，第一次以如此具体、缓慢的方式，映入我的眼底，而不是作为车窗外的背景，或某个需要尽快抵达的目的地。

　　火车咣当咣当地行进，车厢微微摇晃。我身边坐着上班族、学生、带着购物车的老人。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曾做过什么，又正在失去什么。这种陌生的自由，让我稍稍松了口气。一个半小时，我正好可以在脑子里，把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再过一遍。

　　为什么要申请这个岗位？——需要本地经验，渴望融入社区，对公共部门工作有热情。
　　你的优势是什么？——极强的学习能力，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虽然要淡化“管理”二字），跨文化沟通能力，注重细节。
　　你的职业空档期？——家庭原因。专注于孩子过渡到新环境的适应期。现在准备好了，全身心投入职场。

　　答案都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

　　火车到站了。我随着人流走出车站，按照导航的指引，拐进一条安静的小街。步行了大约十分钟，我停在了一栋矮矮的、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砖红色建筑前。门牌很不起眼，门口甚至没有像样的广场或阶梯，只有几级磨得光滑的石阶。院子里种着几棵高大的桉树，树下随意放着几张木头长椅。这和我印象中任何“政府机构”都相去甚远，没有气派的大门，没有冰冷的安检，没有穿着制服的警卫。它更像……更像国内老街坊里那个爬满藤蔓的“居委会”。

　　推开门，一股暖意混合着旧书和咖啡的香气扑面而来。前台是一位笑容满面的中年女士，听说我是来面试的，热情地指给我会议室的方向。“沿着走廊直走，右手边第二间。祝你好运，亲爱的！”她的语气自然得像在招呼一个邻居。

　　走廊的墙壁刷着柔和的奶油色，挂着一些社区活动的照片和儿童画，地毯是暗红色格纹的，有些地方磨得发白。一切都旧旧的，小小的，却奇异地让人感到安稳。那股紧绷的锋利感，在这里不知不觉被磨钝了一些。

　　会议室充满了阳光。一整面墙的窗户，将最慷慨的光线毫无保留地倾泻进来。长条会议桌旁，已经坐了三位面试官。他们看到我，同时露出了笑容。

　　“Mandy？欢迎，请坐。”中间那位年长一些、戴着细框眼镜的女士率先开口，她是部门经理，苏珊。左边是位干练的金发女士，莎拉，团队的协调员。右边是位年轻些的男士，本。

　　面试开始了。

　　问题果然如预想般接踵而至，但他们的提问方式，却和我经历过的任何商业面试都不同。没有咄咄逼人的压力测试，没有故布疑阵的陷阱。他们的问题很具体，围绕着这个岗位每天实际要做的事情：如何处理员工不合理的培训申请？如何协调一个小的培训活动项目的后勤？如果遇到一份复杂的法规文件，你如何确保自己理解正确并执行无误？

　　苏珊一直频频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点什么，然后问：“你在倾听对方培训需求的时候，如何确保你真正理解了对方，而不是你自以为的理解？”

　　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轻轻打开了一扇门。

　　我想起了和方更新无数次的争吵，那些永远无效的沟通。我说：“我想，真正的理解，可能需要放下自己预先的判断，甚至放下急于解决问题的焦虑。有时候，只是让对方把话说完，把他情绪背后的真实恐惧或诉求说出来。就像剥洋葱，最外面那层可能是怒气，但里面可能是担心，是委屈，是感到不被重视。听到最里面那一层，回应才是最有效的。”

　　这番话，是说给面试官听的，却像一道光，冷不丁照进了我自己心里。在过去几年里，我何曾有过机会，去“剥开”我们自己的洋葱？我的愤怒、疲惫、窒息感，他的狂躁、控制和挫败，外面又包裹了多少层别的什么东西？

　　本接着问了一个关于“如何应对工作中的挫折和重复性劳动”的问题。

　　我沉默了几秒。挫折？重复？我过去四年的生活，不就是一场巨大的、充满挫败感的重复吗？重复的争吵，重复的妥协，重复地感觉自己被掏空，又重复地鼓起一点点可怜的希望。

　　“我认为，”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比刚才更清晰，也更平静，“接受‘有些工作就是由必要的重复构成的’这个事实，是第一步。但即使在重复中，也可以寻找微小的改进、优化，或者给自己设立一个阶段性的小目标。这能保持心气。至于挫折……只要方向是对的，挫折只是告诉你这条路需要调整方法，而不是告诉你该放弃。”

　　我说着，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来这里面试，就是我在巨大的生活挫折后，选择的“调整方法”，而不是放弃。我坐在这里，脊梁挺直，回答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证明。

　　这个认知，像一股温热的暖流，从心底慢慢升腾起来，蔓延到四肢百骸。我感觉到，我的背更直了，我的目光更稳定了。我是一个经历过巅峰也跌入过谷底，现在正凭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从泥泞里往外爬的女人。我有我的弱点，我也有我不可替代的、用十几年时间和无数实战淬炼出来的长处。

　　面试官们的眼神，也从一开始的客气、审视，逐渐变得专注，甚至流露出些许兴趣和欣赏。莎拉在听到我某个关于流程梳理的具体例子时，甚至轻轻“哇”了一声，和苏珊交换了一个眼神。

　　问答环节接近尾声。苏珊推了推眼镜，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变得更加郑重。

　　“Mandy，我们需要向你明确说明几点。这个岗位，是一个基础的操作性岗位（entry-level operational role），主要职责是执行既定的政策和程序，处理日常事务，而不是进行管理或战略规划。这一点，你清楚吗？”

　　我点头：“我完全清楚。”

　　“其次，”她继续说，“这是一个临时职位（temporary position），合同期是一年。原因是我们的同事休产假，为期一年，所以产生了这个空缺。”

　　我继续点头，给予回应。一年。临时。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或失望。此时此刻，一个为期一年的、基础的工作，对我而言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一根再及时不过的、坚实的绳索。

　　苏珊接着详细介绍了薪酬，是政府系统内一个基础等级的工资，不算高，但绝对足够我在悉尼覆盖自己和孩子的日常开销。还有福利：额外的养老金缴纳、每年四周的年假、三周的带薪病假（personal/carer's leave）……

　　“那么，”大卫介绍完，微笑着看我，“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

　　我深吸一口气，感觉那股在自己体内升腾的力量感，已经汇聚到了喉咙口。我需要问出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为了试探，而是为了确认。

　　“首先，非常感谢您详尽的介绍。”我的语速平稳，“如果我有幸获得这个机会，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是否有一定的灵活性？我的孩子正在上小学，目前主要由我照顾。”

　　问题一出口，我下意识地做好了可能需要解释或争取的准备。毕竟，在过去的语境里，“孩子”常常被视为一种需要克服的“负担”或“分心”。

　　然而，莎拉几乎是立刻接话，脸上是理所当然的和煦笑容：“这一点请完全放心。我们实行灵活工作安排（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你可以选择提早开始工作以便提早下班接送孩子，也可以申请每周一天在家办公。另外，刚才提到的带薪病假，不仅可以用于你自己生病，也可以用于照顾生病的家人，包括孩子。”她顿了顿，笑容更深了些，“我们团队里有很多妈妈，大家都很好地平衡着工作和家庭。我们相信你能安排好。”

　　那种被理解的暖意，再次包裹了我。但我还有另一个现实的顾虑。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我略微斟酌了一下词句，“我提前订好了回中国的航班，处理一些必要的私人事务。这次行程可能需要离开一个多月。我想了解，如果我能获得职位，这个时间安排上……是否可行？”

　　三位面试官明显都愣了一下，相互看了看。苏珊微微蹙起了眉。

　　“实话实说，Mandy，”她的语气带上了些许为难，“我们这个岗位需要尽快有人接手。由于同事提前开始休产假，工作已经积压了一些。我们希望能尽快确定人选，尽快入职。”

　　我的心微微一沉。但经历了刚才那一番内心震荡，这点挫折反而让我更加冷静。我没有移开目光，只是安静地、等待地看着他。

　　苏珊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思考了大约半分钟。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阳光在桌面上缓慢移动。

　　“这样吧，”她再次开口，语气变得果断，“我建议你，如果可以，尽快入职。我们会以最快速度走完录用流程（onboarding process）。你也尽快去办理入职所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police check）、工作权利检查（work rights check）和体检。越早开始工作越好。”

　　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说出了让我几乎不敢相信的话：

　　“至于你一个多月的回国行程，既然我们现在提前知晓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你可以使用你的年假（annual leave）来覆盖这部分假期。当然，这需要正式批准，但基于你刚才说明的情况，我初步认为这是合理的。”

　　用……年假？入职后立刻使用年假，去处理我离婚的手续？

　　我怔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不仅仅是通融，这是一种基于信任和人性化的体谅。在我过去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苏珊总结道，脸上重新露出笑容，“你的答案是？”

　　我回过神，压下喉咙口的微微哽塞，用最清晰、最肯定的声音回答：“是的，我非常愿意接受这个机会。我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所有入职前的要求。”

　　“欢迎加入。”苏珊站了起来，绕过桌子，向我伸出手。莎拉和本也站起身，鼓起了掌，笑容真诚。

　　那一刻，我握着她的手，感受着那坚实有力的握感，耳边是轻轻的掌声，眼前是满室澄澈的阳光。真的像做梦一样。不，连梦里，我都不敢编织这样一幕——在人生最低谷、最漂泊无依的时候，被一个陌生国度的“小居委会”，如此温暖而扎实地接住。

　　一周后，我正式入职。

　　那一周像被按了快进键。我跑去警局申请无犯罪证明，预约体检，填写无数张表格，在线上完成各种入职培训模块。

　　入职第一天，我穿着那套深灰色西装，再次走进那栋砖红色的小楼。我的工位在一个开放的办公区，旁边就是大大的窗户。桌上已经放好了崭新的电脑、电话、笔记本，还有一盆小小的绿植，附着一张卡片：“欢迎Mandy！——你的新团队”。

　　莎拉带我认识每一位同事。果然，团队里女性占了大半，年龄各异，有的孩子还在襁褓，有的已经上了中学。她们向我投来友善和欢迎的目光，有人立刻分享了自己孩子学校的信息，有人告诉我附近哪家cafe的午餐最值得。

　　我的工作，确实如描述般基础、琐碎。我开始处理堆积的邮件，协助更新培训中心的预约日历，为一个小型的员工生日会准备物料清单……

　　手指敲击键盘，接听电话，整理文件。每一个动作，都如此具体，如此实在。没有波澜壮阔的战略，没有惊心动魄的谈判。但在这一件件微小而确定的事务中，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几乎令人落泪的秩序感和掌控感。

　　在这里，流程是清晰的，边界是明确的，贡献是可见的。我回复了一封邮件，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真的结束了，不会衍生出无尽的情绪纠葛和指责。莎拉是我的主管，我完成了一项任务，她会真诚地说一句“谢谢，做得很好”，而不是视为理所当然，或嫌你做得不够多、不够快。

　　下班时间到了，我关上电脑。窗外的天空染上了淡淡的橙粉色。我步行前往车站。回国之前，方更新都会负责孩子放学后的事情。我一边走一边想着从北京回来后，我该怎样安排时间。

　　路灯次第亮起。我忽然想起方更新那个未兑现的、关于“两条腿走路”的承诺。此刻，我踩着悉尼略显粗糙的人行道，包里装着那份虽然基础却实实在在的工作合同。

　　我忽然明白了。

　　那条我以为需要靠别人扶持才能走稳的“腿”，其实一直都在我自己身上。它只是在那段被依赖和操控的关系里，太久没有用力踏在地面上，以至于我以为它萎缩了，无力了。

　　而现在，每一步，无论去往那个像“居委会”一样的council，还是走回那个以后只有我和儿子的家，都是我自己，稳稳地，踏出去的。

　　风有些凉，但我心里那团火，终于不再是灼烧自己的焦虑和愤怒，而是一盏稳定散发暖意的、小小的炉火。

　　路还很长，但我知道，我能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