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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录取 一个小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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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比等待沈知行回信的日子更难熬。等信的时候,林晓雨知道他在北京,知道他父亲病重,知道他暂时回不来。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通知书什么时候来,不知道通知书会不会来,不知道通知书来了之后会写什么。每一天都像一截被拉长的橡皮筋,细而紧,随时可能绷断。她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去大队部问有没有她的信,中午吃饭的时候再去问一遍,晚上睡前最后再去问一遍。李长河被她问烦了,说通知书到了自然会叫她,不用每天都来。她说好,第二天还是来了。
邮递员老周认识她了,每次看到她就摇头:“丫头,今天没有你的信。”她点点头,转身走了,第二天再来。她不是不信,是怕。怕通知书到了没人通知她,怕通知书在路上丢了,怕自己没考上。每一个可能性都在她脑子里转过无数遍,转得她头晕。
沈知行比她镇定。他每天照常去公社农技站上班,帮农民修机器、配农药、算化肥用量。傍晚来老槐树下等她,一起走一段路。她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她知道他在等,等她开口,等通知书来,等那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信封出现在她的手里。
“林晓雨。”有一天他忽然说。
“嗯。”
“你每天去问,不累吗?”
“不累。”
“你怕考不上?”
林晓雨沉默了一秒。“不怕。”
“那你怕什么?”
“怕你考不上。”
沈知行看着她,嘴角翘了一下。“我考不上,就再考。今年考不上明年考,明年考不上后年考。总有一年能考上。但你要是因为担心我考不上,连自己的通知书都不等了,那就不值了。”
林晓雨看着他。“我没有不等。”
“你有。你每天去问,问的不是你的通知书,是我的。”
林晓雨沉默了。他说对了。她每天去大队部,问的是“有我的信吗”,但心里想的是“有沈知行的通知书吗”。她的通知书她不担心,她知道她能考上。但沈知行的通知书,她不知道。他的家庭成分不好,虽然他父母已经平反了,但谁知道呢?谁知道会不会因为他的过去,把他的名字从录取名单上划掉?
“沈知行。”她说。
“嗯。”
“你怕吗?”
“怕。”
“怕什么?”
“怕不能和你一起去北京。”
林晓雨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冷,是紧张。他回握住她,手指嵌进她的指缝,紧紧地,像怕她跑了似的。
“你不会的。”她说,“你答应过我,一起去北京。你说过的话,从来没有做不到。”
沈知行看着她,笑了。不是嘴角动一下的笑,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眼睛弯成月牙的笑。“你记得这么清楚?”
“每一句都记得。”
沈知行握紧她的手。“我也是。”
两人站在老槐树下,手握着手,面对面地站着。风吹过来,把沈知行的围巾吹到林晓雨的肩膀上,她没有躲开,他也没有收回去。围巾就那样搭着,像一只很轻很轻的手,搂着她的肩膀。
通知书来的那天,下了雪。林晓雨正在大队部修一台拖拉机,满手都是机油。老周骑着自行车冲进院子,铃铛按得叮当响,车轮在雪地上打滑,差点摔倒。他顾不上扶车,从邮包里掏出两个牛皮纸信封,举过头顶,喊:“来了!来了!北京的!”林晓雨的扳手掉在了地上。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机油擦不掉,手指还是黑的。她走到老周面前,接过那两个信封。一个写着她的名字,一个写着沈知行的名字。字迹不同,但地址相同——北京。她的手指在发抖,信封在她手里哗哗地响,像一片被风吹动的叶子。
“丫头,你不拆?”老周问。
林晓雨没有回答。她拿着两个信封,走出大队部,走进雪里。雪很大,一片一片的,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信封上。她走到老槐树下,沈知行已经在那里了。他站在树下,围巾在风里飘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手指在发抖。她走到他面前,把写着他名字的信封递给他。
“你的。”
“你的呢?”
林晓雨举起另一个信封。“在这里。”
两人站在老槐树下,手握着自己的信封,谁都没有拆。雪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变成了两个雪人。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大概是过年了,也可能是听到了消息在庆祝。林晓雨分不清,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个信封上。牛皮纸,左上角印着“清华大学”四个字,红色的,很醒目。她用手指摸了摸那四个字,纸面有微微的凸起,是印刷时压下去的痕迹。
“林晓雨。”沈知行说。
“嗯。”
“一起拆。”
“好。”
她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是白色的,上面印着清华大学的校徽和校名。她从头开始看:“林晓雨同学,经审核,你已被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请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前报到。”她把这段话看了三遍。被录取了。她考上清华了。她做到了。
她抬起头,看着沈知行。他也在看他的信,脸上的表情从紧张变成了惊讶,从惊讶变成了高兴,从高兴变成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撑不住了、从眼睛里往外溢水。他哭了,不是难过,是高兴。他等这一天等了太多年。从1969年离开清华,到1978年被重新录取,九年。他等了九年。九年后,他终于可以回去了。不是被押送回去的,不是被开除回去的,是被录取回去的。以学生的身份,以胜利者的身份,以一个比离开时更强大的人的身份。
“我被录取了。”他说,声音有些哑,“物理系。”
林晓雨看着他,嘴角翘了起来。“我也是。机械系。”
沈知行看着她,眼泪掉下来了。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冷,是激动。
“我们做到了。”他说。
“做到了。”
两人站在老槐树下,手握着手,面对面地站着。雪还在下,落在他们身上,落在信封上,落在地上。远处的鞭炮声越来越响,有人在喊“考上啦考上啦”,不知道是谁考上了,但大家都在庆祝。在这个村子里,考上大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村的荣耀。
林晓雨看着沈知行,想到了五年前。五年前,她刚穿越过来,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习惯。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知道谁会陪她走下去。现在她知道了。她在这里,是为了遇见他。她能做的是和他一起走下去。陪她走下去的人,叫沈知行。他考上了清华物理系,她考上了清华机械系。他们一起去北京,一起上学,一起毕业。她想到了苏明月问的那个问题——“水电站建好之后呢?”当时她没有答案,现在她有了。水电站建好之后,他们考上了大学。水电站建好之后,他们一起去北京。水电站建好之后,他们在一起。水电站建好之后,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沈知行。”她说。
“嗯。”
“三月一号报到。今天是二月三号。还有不到一个月。”
“嗯。”
“你什么时候去北京?”
“你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去。”
林晓雨看着他,心跳速率百分之七十。“一起?”
“一起。”
林晓雨的嘴角翘了起来。不是动一下,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眼睛弯成月牙的笑。沈知行看着她,也笑了。两人站在老槐树下,手握着手,面对面地笑。雪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变成了两个雪人。但他们的心是热的,热得发烫。
晚上,林晓雨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王桂兰正在灶房里做饭,看到那张纸,愣了一下。“这是什么?”林晓雨把通知书递给她。王桂兰不识字,但她认识“清华大学”四个字——老太太教过她,说这是全国最好的大学。
“你考上了?”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考上了。”
王桂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她哭了,不是难过,是高兴。她哭得很大声,把老太太从屋里引出来了。老太太接过通知书,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她识字不多,但“清华大学”四个字她认得。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好。好。”
王桂兰哭够了,擦了擦眼泪,问:“那个沈知青呢?他也考上了?”
“考上了。物理系。”
王桂兰沉默了几秒,然后叹了口气。“你们俩,一个学机械,一个学物理,都是搞机器的。以后生个孩子,是不是也要搞机器?”
林晓雨想了想。“可能。”
王桂兰摇了摇头,笑了。“你们这家人,真是。”
那天晚上,林晓雨躺在炕上,把录取通知书放在枕头旁边。月光从窗户纸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通知书上,“清华大学”四个字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她看着那四个字,想到了五年前。五年前,她坐在这个炕上,手里握着一支七分钱的铅笔,在本子上写了一个微积分方程。那时候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现在她知道了。她的未来在北京,在清华,在沈知行身边。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上来。
她想到了沈知行说过的话——“你等得到。”她等到了。五年,她等到了录取通知书,等到了沈知行的承诺,等到了他们一起去北京的那一天。她还要等,等开学,等报到,等和他一起走在清华的校园里。但她不怕等了。因为每一次等待,都会有结果。
她闭上眼睛。
明天,她要开始收拾行李了。去北京,要带什么?课本、笔记、怀表、信。还有那支七分钱的铅笔,是她在这个时代买的第一样东西。她一直没用完,还剩一小截,握不住了。但她不会扔,她要带去北京,放在宿舍的抽屉里,看到它就会想起1972年,想起供销社,想起那个七分钱的铅笔和那个一毛钱的本子,想起她在这个时代的第一步。
她把那截铅笔从枕头下面摸出来,握在手心里。铅笔很短,只剩两厘米,握不住,但她还是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