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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高考 改变命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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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冬天,林晓雨走进了高考考场。考场设在县城一中,从红旗村过去要坐一个小时的班车。天没亮她就起来了,老太太比她还早,灶房里已经熬好了小米粥,稠的,上面卧着两个鸡蛋。
“奶奶,鸡蛋你留着吃。”
“少废话。今天考试,不吃鸡蛋没力气。”老太太把碗塞进她手里,转身去灶台前添柴,不看她。林晓雨端着碗,看着那两个鸡蛋。粉白色的壳,圆滚滚的,像两个小太阳。她咬了一口,蛋黄是金黄色的,流心,烫嘴。她慢慢嚼着,把鸡蛋和粥都吃完了。老太太还蹲在灶台前,背对着她,肩膀微微发抖。
“奶奶,我会考好的。”林晓雨说。
老太太没有转身,声音有些哑:“我知道。你从小就聪明,只是不爱说话。去吧,别晚了。”
林晓雨走出灶房,背上书包。沈知行站在院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围着那条灰色围巾。他的脸比平时更白了,眼睛下面有青黑,昨晚大概没睡好。他看着她,嘴角翘了一下。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两人沿着土路往公社走。天还没亮透,四周灰蒙蒙的。路两边光秃秃的树在晨雾里站着,像一排沉默的哨兵。风从田野那边吹过来,夹着霜粒,打在脸上生疼。沈知行走在前面,林晓雨跟在后面,和五年前一样。但不一样的是,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近到她的袖子能蹭到他的袖子。
“你紧张吗?”沈知行问。
“不紧张。”
“我紧张。”
林晓雨看着他。“你紧张什么?”
“怕考不上。考不上就回不了清华了。”
林晓雨想了想。“你考得上。你的物理比我好。”
沈知行看了她一眼。“你是在安慰我?”
“不是。是陈述事实。”
沈知行的嘴角翘了起来。“你陈述事实的时候,能不能带点表情?”
林晓雨想了想,把嘴角往上翘了一下。“这样?”
沈知行笑了。“算了,你还是别笑了。你笑的时候比不笑的时候更吓人。”
林晓雨把嘴角放下来。“那我不笑了。”
“我没说不让你笑。我是说你笑的时候好看,只是不习惯。”
林晓雨看着他。他的脸在晨雾里有些模糊,但他的眼睛很亮,像两颗星星。她想到五年前第一次在公社中学门口见到他,他逆着光,她看不清他的脸,但她记住了他的声音。低沉的,像大提琴。五年后,她不仅记住了他的声音,还记住了他的笑,他的眼睛,他握她手时的力度,他说话时微微翘起的嘴角。她记住了他的一切,像刻在石头上的字,风吹不掉,雨洗不掉。
到了公社,班车已经等在路边了。车上坐满了人,都是去县城参加高考的。有知青,有本地青年,有比沈知行大的,有比林晓雨小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表情——不是紧张,不是兴奋,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等了很久终于等到、却又不敢相信真的等到了的表情。林晓雨和沈知行在最后一排坐下来,并排坐着,肩膀靠着肩膀。
车开了。窗外的田野在晨雾中缓缓后退,灰黄色的土地、光秃秃的树、低矮的土坯房。林晓雨看着窗外,想起了五年前坐班车去县城拍照。那时候她一个人,谁也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她旁边坐着沈知行,书包里装着沈知行借给她的复习资料,口袋里揣着沈知行给她的怀表。她不是一个人了。
到了县城,考场门口已经围了很多人。有人在翻书,有人在说话,有人在跺脚取暖。林晓雨和沈知行站在人群外面,谁都没有说话。她看着考场门口挂着的横幅——“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红色的字,在白墙上很醒目。她想到了1972年,第一次去公社中学报名,赵德明问她“你真的只读过小学”,她说“是”。那时候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大脑和一支七分钱的铅笔。五年后,她站在高考考场门口,书包里装满了课本、笔记、习题。那些课本是她从苏明月那里借的,那些笔记是她一笔一划写的,那些习题是她一道一道做的。她不是靠穿越者的优势走到今天的,她靠的是这五年里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林晓雨。”沈知行说。
“嗯。”
“我们一起进去。一起考。一起出来。”
林晓雨看着他。“好。”
考场是一间大教室,桌椅排得整整齐齐。林晓雨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她把准考证、钢笔、铅笔、橡皮一一摆在桌上。监考老师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她看了林晓雨的准考证,又看了她的脸,点了点头。“别紧张,好好考。”林晓雨想说“我不紧张”,但她没有说。她只是点了点头。
第一场,语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
她开始写。
“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工程师。造有用的机器,让人们活得更轻松。”
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字迹工整。不是因为她不会写快,是因为她想把每一个字都写好。这篇作文她不是写给阅卷老师看的,是写给沈知行看的。她要让他知道,她的理想里有他。
下午,数学。
第二天,物理。
最后一场,政治。
交卷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林晓雨放下笔。她把卷子从后往前翻了一遍,确认每一道题都答了,确认每一页都写了名字。然后她把卷子交给监考老师,站起来,走出考场。
阳光很亮,照得她睁不开眼。她站在考场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很冷,冷得她的肺都在收缩。但她的心是热的,热得发烫。考完了。不管结果如何,她尽力了。她不是一个人在尽力,沈知行也在尽力。他们一起复习,一起做题,一起背书。他们一起走进考场,一起交卷,一起走出来。
沈知行站在考场门口,比她先出来。他靠在墙上,围巾在风里飘着。看到她出来,他站直了身体,嘴角翘了起来。
“考得怎么样?”他问。
“还行。”
“你每次都说还行。”
“因为每次都是还行。”
沈知行笑了。“我也是。还行。”
两人站在考场门口,对视着。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交叠在一起,像一幅画。风吹过来,把沈知行的围巾吹到林晓雨的肩膀上,她没有躲开,他也没有收回去。围巾就那样搭着,像一只很轻很轻的手,搂着她的肩膀。
“沈知行。”林晓雨说。
“嗯。”
“我们考完了。”
“嗯。”
“然后呢?”
沈知行看着她,嘴角翘了起来。“然后等成绩。”
“成绩出来之后呢?”
“然后报志愿。”
“报完志愿呢?”
“然后等录取。”
“等完录取呢?”
沈知行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然后一起去北京。”
林晓雨看着他,心跳速率百分之七十。一起去北京。这五个字她等了五年。从1972年到1977年,从十五岁到二十岁,从红旗村到县城。她走了很长的路,吃了很多的苦,等了很多个日夜。现在,她终于可以说——“好。”
两人握着的手,在冬天的风里,一点一点地变暖。远处的班车在按喇叭,催他们上车。他们转过身,一起往班车站走去。并排走着,手握着手,谁都没有说话。风吹过来,把他们的头发吹乱了。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林晓雨眯着眼睛,看着前方的路。路很长,从县城到公社,从公社到红旗村,从红旗村到北京。但她不怕。因为沈知行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回到红旗村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村口老槐树下站着很多人——王桂兰、老太太、苏明月、李长河、还有村里的乡亲们。他们站在那里,像在等什么。
王桂兰看到林晓雨,眼眶红了。“考完了?”
“考完了。”
“考得咋样?”
“还行。”
王桂兰哭了。不是难过,是高兴。老太太站在旁边,也哭了。苏明月没哭,但她的眼眶也红了。她走到林晓雨面前,伸出手,轻轻地抱了她一下。
“你做到了。”苏明月说。
“我们做到了。”林晓雨说。
苏明月松开她,笑了。“对,你们做到了。”
李长河走过来,拍了拍沈知行的肩膀。“好小子,考上了请我喝酒。”
沈知行笑了。“好。”
天黑了。人群散了。林晓雨和沈知行站在老槐树下,和五年前一样。但不一样的是,现在他们是握着手的。沈知行的手很暖,不是那种被炉火烤过的暖,是那种从心里透出来的、带着体温的暖。
“林晓雨。”他说。
“嗯。”
“你说过,考完试要告诉我成绩。”
“成绩还没出来。”
“那你先告诉我,你感觉怎么样?”
林晓雨想了想。“我感觉,我离你更近了。”
沈知行看着她,眼眶红了。他没有说话,只是握紧了她的手。月光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并排着,像两条平行线。但平行线也有相交的时候,在无限远的地方。他们的无限远,叫北京。
林晓雨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冬天的星星很亮,密密麻麻的,像一把碎钻撒在黑布上。五年前,她刚穿越过来,也是这样看着星星。那时候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知道谁会陪她看星星。现在她知道了。她在这里,是为了遇见他。她能做的是和他一起走下去。陪她看星星的人,叫沈知行。
她转过头,看着他。他也在看星星,侧脸的轮廓在月光下很清晰,眉骨很高,鼻梁很挺,睫毛很长。她看着他的侧脸,想到了五年前第一次在公社中学门口见到他,他逆着光,她看不清他的脸。但现在她看清了,每一个细节都看清了。她记住了他的每一个细节,像刻在石头上的字,风吹不掉,雨洗不掉。
“沈知行。”她说。
“嗯。”
“我们会去北京的,对吗?”
“对。”
“我们会在一起的,对吗?”
沈知行转过头看着她,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是浅棕色的,像一杯红茶。
“对。”他说,“一辈子。”
林晓雨的嘴角翘了起来。不是动一下,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眼睛弯成月牙的笑。沈知行看着她,也笑了。两人站在老槐树下,手握着手,面对面地笑。月光照着他们,风吹着他们,星星看着他们。这是1977年的冬天,高考结束了,春天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