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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丹尼尔的告别 我可能会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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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日,剑桥的三一学院举行了一场成功的布道,消息传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也决定在圣诞日前夜举行一场纪念创始人和捐赠人的属于学院自己的年度传统活动。
那一天,学院礼拜堂里两侧的铜烛台上,点满了六支蜡烛,火光在深色的橡木长椅之间投下温润的光晕。管风琴的声音从二楼传来,低沉而缓慢,像一扇正在被推开的厚重木门。
平日里,祭坛上只点两支蜡烛,象征着基督的神人二性。但今天是纪念创始人的日子,学院特意在两侧的铜烛台上各点了三支。这既是对仪式感的提升,也是圣公会传统里的一种变通。多一点光,显得更庄重,又不至于铺张到让人想起罗马天主教的排场。
长椅上坐着不少穿黑色长袍的教授,也有许多穿着深色外套的学者和学生。靠近讲坛的几排坐着学院的资深教员,后排则散坐着一些本科生和校外来的访客。他们彼此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安静下来,管风琴的声音也渐渐收住了。
丹尼尔坐在靠前的位置,亚当隔着两排坐在他的斜后方。他们都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座椅靠背,黑袍在烛火下泛着深色的光。布道由一位年长的神学教授主持,他的声音平稳清晰,语速不疾不徐。
他讲的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关于博士从东方来寻找新生王的段落。他说,那些博士走了很远的路,但他们不是因为知道路才出发的,是因为有一颗星在那里,他们才决定走。他停了一下,然后说:“信仰也是如此。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终点在哪里,而是因为看到了光,才愿意动身。”
他接着说,博士在途中曾迷失过方向。他们先去了耶路撒冷,以为王会生在宫殿里。但星星没有停在那里,它继续往前移动,直到停在了一个他们不曾预期的地方。他说:“我们会走错路,甚至会走进错误的地方。但星星没有因此消失。它只是在我们走错之后,仍然在那里,等着我们重新抬头。”
整个仪式的焦点是“感恩与传承”,那些词汇落在石墙上又弹回空气中,在烛光中慢慢沉淀下来。
布道结束之后,人群从长椅上陆续起身。铜烛台上的火光在开门时带起的微风里晃了一下。有人在廊柱边低声交谈,有人已经走到了门口,正弯腰整理外套上的褶皱。
丹尼尔从人群中走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下,侧过身等亚当走近。
“一起走一段。”他说。亚当跟上了他,两人一前一后,逐渐离开人流,脚步声在石板地上交替响起。在走廊的尽头,丹尼尔侧过身,低声道:“我可能会去伦敦,圣诞节后就走,已经递了辞呈。”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没有直视亚当,只是落在亚当的肩上,“但有些事还没想清楚。”
他停了一下,廊柱的阴影横在他们之间的地面上。他说:“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我在岸边站得太久,一只脚都快踏进了河里,但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让另一只脚也踏进去。”
亚当安静地靠在廊柱边,黑色的袍子在阴影里几乎看不清轮廓。“赫拉克利特自己也选过,”他说,“他选择了隐居,把书留在了神庙里。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踏进那条河。”
丹尼尔笑了一下,他知道亚当说的是什么。赫拉克利特虽然提出了“万物皆流”的哲学,但他自己并没有选择踏入那条河流去参与希腊城邦政治,而是选择了退隐,把思想留在神庙里让后人去解读,自己则过上了远离人群的生活。
他侧过头,目光落在走廊尽头那些正在消散的冬日光线里,然后说:“我知道你一直在关注南海公司相关的信息,最近听弗兰克说你在查去年的一些汇兑资料。现在荷兰人因为汇票到期一直在对英国施压,这件事你知道吧。”
亚当没有否认。弗兰克,图书室那个消息灵通的管理员,现在偶尔会和亚当聊几句,算是亚当学院里少数能说得上话的朋友。他大概是无意间在丹尼尔面前提了几句。
“英格兰银行那边把信贷收得很紧。”丹尼尔压了一下被风吹起的长袍下摆,“荷兰人来势汹汹,英镑的压力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你觉得,这么做有用吗?”
亚当听完这句话,心里微微动了一下。他听出了丹尼尔语气里那种“一切都会过去”的底色。那是一种长期生活在制度内部的人很容易形成的直觉。他们总觉得一个运行的体系,无论如何都会自动转向平衡。他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体系内的人很难看到体系之外的东西。这可能也是丹尼尔选择问他这个游离在英国体系之外的外国人的原因。
亚当抬起眼,在丹尼尔脸上停了一瞬,想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想问这个问题。丹尼尔没有移开视线,也没有用某个随意的动作把话题带过去。亚当收回目光,想了一会儿,说:“现在欧洲的汇票大多在阿姆斯特丹结算,英镑能换到多少荷兰盾,英格兰银行说了不算。”
“你的意思是,现在只是个开始?”丹尼尔皱着眉,安静了片刻。他看了看亚当脸上的淡泊宁静,决定不妨再坦诚些。他说:“我叔父那边,已经帮我在林肯律师学院安排了一个位置。不过我牛津的同学最近加入了那位第一财政大臣组建的年轻绅士幕僚团,一直写信要我去帮他。”
丹尼尔的真诚让亚当楞了一下。林肯律师学院是一张通往权力中心的门票,是一条体面的贵人之路。它能让丹尼尔进入伦敦的法律与政界核心圈,为他打开一扇通向更广阔仕途的大门。只是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去孵化关系网,积累资历。
至于第一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亚当也听说过不少他在伦敦的事迹。它们的色彩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沃波尔之前曾因政治斗争短暂失势,但在1720年南海泡沫破裂后,他又被召回伦敦主持局面。他的名声流传着两种版本。
一种说他是个精明到冷酷的务实者,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所有的都是有价值的,因此也都是可以收买的”。
另一种版本则称他为务实而稳定的管理者,正是他在南海公司濒临崩溃的恐慌中接手,通过一系列操作稳定了局面,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彻底崩塌。
据说他还压制了对南海泡沫更深层的调查,以保护汉诺威王室及其核心圈子不被丑闻波及。
但流传更广的是他那种带着乡绅气息的执政风格。在财政大臣的座位上吃着小苹果,一边操纵着议会席位,一边用他那种近乎直白的算计维系着治世。但无论口碑好坏,他在伦敦的话语权都是真实的。
在亚当看来,年轻绅士幕僚团充满风险,但它直接与权臣绑定。如果沃波尔成功了,丹尼尔作为他的一批青年幕僚,就可能更快地走上核心位置。
“前几年法国人因为密西西比泡沫疯狂印钞。现在巴黎人自己都不想要里弗尔了,宁可去银行排队换金币。”亚当轻声说。
丹尼尔知道亚当说的情况。法国想用纸币支撑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在短短几年中发行了数亿纸币。这种疯狂已经让里弗尔本身迅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到如今,巴黎街头的流浪汉被雇来假装去美洲挖金矿的闹剧早已被人遗忘,剩下的只是一个连法国人自己都不愿意接手的东西。
“依照沃波尔先生喜欢稳定的务实风格,伦敦那边应该不会走同一条路。”亚当补了一句,“他宁愿拒付荷兰人的汇票,选择让英格兰银行紧缩信贷,就是一个明证。我听说他还推动设立了偿债基金。”
丹尼尔听着亚当分析点了点头:“听说是从特定税收中拨出资金,专门用于偿还国债。”
“荷兰人肯定还会向伦敦施压,”亚当说,“但沃波尔先生手里还有几条西班牙美洲过来的白银通道。西班牙管不住那条航线上的走私,英国人手里又有一支能震慑拦截的大西洋舰队。只要那条线不断,沃波尔先生就有办法撑过这段时间。”
丹尼尔笑了笑,说:“听你这么说,沃波尔先生手里拿的像是庄家的牌,准备用一套稳扎稳打的打法来应对荷兰人。”他把围巾拢了一下,“我忽然想去看看,他是怎么出牌的。”
两人走到图书馆广场,丹尼尔回宿舍,亚当准备回阁楼。丹尼尔慢下脚步,声音低了一些:“普拉特的工作已经全部交接完毕。但他离开学院之前,最后一天去拜访了神学院的凯恩教授。”他深深地看了亚当一眼,直言道,“小心神学院的人。”
亚当站在廊柱边安静地听完,他的长袍在风中被吹起。他点了点头。“我会注意的。”
丹尼尔看了他一眼,仿佛还想说什么,但最终转身离开了。亚当目送丹尼尔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不见,轻声说了一句:“一路平安。”
他知道丹尼尔是真正的善意的告别,也知道那个提醒的重要性。风在渐渐变大,不知道圣诞节都柏林会不会下雪。他双臂环抱着,低头走向阁楼。刚才和丹尼尔的对话隐约给了他一些新的灵感,他得赶紧回去写下来,然后坐在那里,等凯兰推门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