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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弗里德里希大街 03 ...

  •   朱利安说到做到。三天后,他们再次在圣尼古拉斯教堂见面时,他从帆布包里摸出一瓶没有标签的透明液体,瓶颈用软木塞封着,塞子周围缠了一圈麻绳。

      "真正的莫斯科伏特加。"朱利安把它递给亚历山大,"从一个苏联记者那里换的。我用一瓶法国红酒加三包万宝路。"

      亚历山大接过来,拔开软木塞闻了一下,然后难得地弯了一下嘴角——幅度很小,大概只有朱利安能捕捉到的那种。"是真的。"

      "不然你以为我会拿工业酒精糊弄你?"朱利安坐在那截石柱上,两条腿伸在碎石地面上,看起来比上次更松弛了一些,"我是记者,不是骗子。两个职业的区别在于,记者骗你的时候会告诉你他在骗你。"

      "那你还告诉我。"

      "因为你不是我的采访对象。"朱利安仰头看着他,琥珀色的眼睛在从窗洞漏进来的光线里显得特别浅,"你是……我也不知道你算什么。一个在废弃教堂里交换伏特加和秘密的苏联情报官。我在字典里查不到这个词。"

      亚历山大在他旁边坐下,两人之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他倒了两杯——朱利安带了两个不锈钢杯子来,显然计划周全——把其中一杯推过去。伏特加倒出来的时候带着轻微的油质感,香气干净而凛冽。

      "敬什么?"朱利安举起杯子。

      亚历山大沉默了一会儿。"敬你字典里查不到的东西。"

      两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几乎不像金属该有的声音。他们各自喝了一口,伏特加流过喉咙,然后是一阵舒适的、缓慢蔓延的暖意。

      "那天在电话里,"亚历山大开口,"你说柏林墙沿线有人盯。你怎么知道的?"

      朱利安把杯子放在膝盖上,手指轻轻转着杯沿。"上个月我在酒吧认识了一个东德年轻人,学过摄影,给人拍证件照糊口。他说最近他的邻居被带走了,什么都没留。墙边巡逻的频率从每十五分钟一班变成每十分钟。这不是常规调度的节奏,这是上面在加码。"

      "你的判断。"

      "我的直觉。"

      亚历山大看着杯中剩下的伏特加。"你的直觉很准。上个月局里确实加强了墙沿线的监控。"他顿了顿,"你那个摄影师朋友,最好提醒他小心些。"

      "提醒过了。"朱利安笑了一下,"我们这种人,在柏林活的不是政策,是缝隙。哪里有光透进来,就往哪里挤一挤。撑不下去的就走了,撑下去的就接着找下一个缝。"

      "你撑了多久?"

      "三年。"朱利安看着对面的断墙,墙面上有模糊的涂鸦痕迹,褪色得只剩轮廓,"三年里搬过五次公寓,换过两个身份登记卡,被请去喝过两次茶。第一次在斯塔西办公室待了六个小时,第二次只待了两个。进步了。"

      亚历山大没有接话。他在看朱利安的侧脸——阳光从高窗斜下来,正好落在那道鼻梁上的细疤上,把它的轮廓照得格外清晰,像一小截白色的线缝在皮肤里。

      "你盯着我伤疤看的时候特别明显。"朱利安偏过头来,正对上亚历山大的目光,"想知道怎么来的?"

      "你愿意说就说。"

      "阿尔及利亚。六二年,我六岁,法国撤军的时候我被一块飞起来的碎玻璃划了一下。"朱利安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讲一个跟他无关的小孩的故事,"我妈当时抱着我跑,满手都是血,她以为我眼睛坏了。后来医生说不严重,就是留了疤。我小时候挺恨这道疤,现在……"

      "现在?"

      "现在觉得它挺好的。"朱利安用指尖碰了一下自己的鼻梁,"至少我照镜子的时候还能想起来,我曾经是个会流血的人。在柏林待久了有时候会忘。"

      他们又喝了两杯。天色暗得很快,东柏林的冬日下午光,像沙漏里的沙,一不留神就漏尽了。教堂里从灰白色变成灰蓝色,再从灰蓝色变成几乎完全的黑暗,只有高窗透进一点点远处的路灯的反光。

      "你冷吗?"亚历山大问。

      "冷。"朱利安老实承认,"但我没想走。"

      亚历山大站起来,把大衣脱下来,披在朱利安肩上。动作很轻,几乎没有碰到朱利安的皮肤,但大衣的重量和残留的体温还是落在他的肩头。

      朱利安仰头看着他,在黑暗里,那双眼睛几乎变成了深褐色。"那你呢?"

      "我不怕冷。"

      "是不怕,还是习惯了?"

      亚历山大重新坐下来,这次近了一些。两个人之间的空隙从一个人的宽度缩短到半条手臂的距离。他能闻到朱利安身上有淡淡的烟草味和打印机的油墨味——混合在一起,是一种只属于记者的气味。

      "习惯了。"亚历山大回答。

      "那比不怕更糟糕。"朱利安把大衣裹紧了些,声音低下来,"习惯冷的人,有时候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冻坏了。等发现的时候,手指已经没知觉了。"

      "你在说我?"

      "我在说我们。"朱利安转过头,看向他,"你以为我不冷吗?我每天都在这座城市里走来走去,写那些大部分人不会看、看了也不会改变什么的报道。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想这到底是在做什么。把真相写下来然后呢?墙会倒吗?那些被带走的人会回来吗?"

      他停了一下,吸了一口气,呼出的白雾在黑暗里散了。

      "不会。"他自己答了。"但还是要写。因为如果不写,我就和那些假装什么都没看见的人没有区别。"

      亚历山大在黑暗里安静了很久。久到朱利安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几乎被教堂里的风声盖过。"我母亲在我父亲被带走之后,把所有他的照片都烧了。一张没留。她说这是保护我,不要让任何东西牵连到我。我长大后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她。又花了更长时间才决定,我做不到像她那样。"

      他偏过头,灰蓝色的眼睛在黑暗里找到了朱利安的视线。

      "所以我记住了那首曲子。每一个音符。即使我不弹它,我也带着它。"

      朱利安没有说话。他只是把手从大衣底下伸出来,搁在了两人之间的碎石地面上,指尖朝上,掌心微张。

      一个邀请。

      亚历山大看着那只手,沉默了几秒,然后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两个人的手指在黑暗中慢慢交错,像两棵在冻土深处摸索着彼此根系的树。朱利安的手指比他的热一些,触感是干燥的,指腹的薄茧在擦过他的虎口时留下一道微痒的纹路。

      没有更多了。只是这样握着。

      教堂外面,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夜生活正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展开,霓虹灯光远远映在天际线上,像一场正在发生的、他们无法参与的电影。风吹过高窗,发出低沉的呜咽声。雪又开始下了,细碎的冰晶从缝隙里飘进来,落在他们交握的手背上,融化,消失。

      "亚历山大。"朱利安叫他的名字,在黑暗里,声音比任何时候都柔软。

      "嗯。"

      "下次我带录音机来。"

      "……做什么?"

      "你的手在弹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还没见过。"朱利安的声音里带着一点笑,但更多的是认真,"你可以不弹完。弹一个开头就好。我想听。"

      亚历山大的拇指在朱利安的手背上轻轻摩挲了一下。那是一个极细微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

      "好。"他说。

      他们又在教堂里坐了很久,久到伏特加瓶底见空,久到两个人都被寒意浸透了,从指尖到膝盖都成了冰的。但谁也没有先提离开。

      最后是朱利安站了起来,把大衣还给亚历山大。大衣还带着他的体温。

      "下次。"朱利安说。在侧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亚历山大一眼。月光照在脸上,把那道疤痕照得几乎是白色的。"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什么?"

      "我在想,如果早几年认识你就好了。"朱利安笑了一下,不是玩笑的笑,是一种微微发苦的、让人心口缩紧的笑。"那样也许……算了。"他摆了一下手,"下次见。"

      他走进夜色里,帆布包挎在肩上,脚步比上次慢了一些,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不算太直的脚印。

      亚历山大站在门口目送他走远。风灌进大衣,冷得刺骨,但他没有立刻离开。他看着那串脚印一点点被新雪覆盖,直到完全消失,才转身走向相反的方向。

      手指上还残留着另一个人的温度。

      那天晚上回到公寓,亚历山大在钢琴前坐了很久。他没有弹,只是把手指放在琴键上,用朱利安握过的那些指腹去感受象牙键面的冰凉的、光滑的触感。

      他在想,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两种生活吗。

      一种是白天的,写报告、开会、走在正确的街道上、对正确的人点头。

      一种是凌晨三点的,伏特加、废弃教堂、一只交握的手、一个法国记者用俄语念普希金的诗。

      他想不出答案。

      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法只过第一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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