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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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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婶子!张家婶子哎——你家牛奶领了没?快去食堂!今儿个的奶稠得很,刮嗓子眼!去晚了可就只剩稀汤汤了!”
女人嘹亮得能穿透三堵墙的大嗓门猛地将南雁从噩梦中惊醒。
她睁开眼,视线先是模糊一片,只有大片大片昏黄的色块在晃动。心脏还在为刚才的梦境而剧烈地抽搐着。
南雁用力眨了几下眼,睫毛扫过眼眶,带来真实的刺痛感。渐渐地,那些色块开始对焦、成形,像是有人用一支看不见的笔,缓慢地将轮廓和细节描绘出来。
首先撞入眼帘的,是糊在顶棚上的旧报纸。
南雁怔怔地望着报纸上那熟悉的标题:“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旁边配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一群工人戴着安全帽、笑容灿烂地站在矿井口的合影。日期隐约可辨:1973年11月。
一股奇异的战栗,从尾椎骨一路爬升到后脑勺。
她记得这张报纸。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她八岁那年冬天,父亲南秉义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矿上宣传部的人来家里采访拍照时,随手带过来垫桌角的。后来糊顶棚缺材料,包兰芝就把它糊了上去,还说“这报纸喜庆,沾着喜气”。
可它怎么会在这里?
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死在八十三岁那年的冬天,死在那个冷清的家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一根黑色的电线从房梁上垂下来,末端吊着一个光秃秃的橘黄色灯泡。灯泡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在从窗缝透进来的晨光里,像一只蒙尘的独眼,静静地俯视着她。
南雁下意识地想要转动一下脖颈却突然停住——没有预料中的滞涩和疼痛。
她三十五岁时,颈椎和腰椎都落下了严重的毛病,稍微一动就嘎吱作响,疼得钻心。
但此时的她,脖子转动得异常灵活,肩膀是轻的,胳膊是轻的,整个身体都轻盈得不可思议,仿佛挣脱了某种沉重无比的枷锁。
她什么时候……身体这么轻盈,关节这么灵活了?
南雁猛地看向身下。
是硬邦邦的木板床,铺着蓝白格子的粗布床单。布料粗糙,洗得发白起毛,但干净平整,没有一丝褶皱。被单边缘绣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南雁的呼吸骤然停滞。
这针脚……这丑得别具一格的字体……
啊!她想起来了!
这是她六岁时,包兰芝逼着她学绣花,说“女孩子家不会针线,以后嫁出去要被婆家戳脊梁骨”。她哭哭啼啼,手指被针扎了无数次,绣出来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床单边角上这行字。
包兰芝当时嫌丑,但也没舍得扔,说“将就着用吧,省得浪费布”。
这床单,在她十六岁那年,因为大哥南天贵要结婚,家里腾屋子,包兰芝就说“旧了,给你换个新的”,实际上是把它拆了给大哥新房做了抹布。
它怎么会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里?还铺在她身下?
南雁的心跳开始失序,砰砰砰地撞着胸腔,像是要从喉咙口跳出来。她一把掀开身上盖着的棉被——大红牡丹花的被面,花朵俗艳地怒放着,绿叶肥厚得几乎要滴下油彩。
这是矿上发的福利品,家家户户都有,土气得扎眼。
棉被很重,里面的棉花已经板结,不再蓬松,却实实在在地压在她身上,焐出了一身黏腻的热汗。
后背的秋衣湿漉漉地贴在皮肤上,那粗糙的棉布摩擦感,真实得让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等等,不对。
她盖的不是小安从国外寄来的,又轻又暖的蚕丝被么?她记得那被面是天青色的,绣着素雅的玉兰花。小安说:“妈,你苦了一辈子,该盖点好的。”
怎么会是这个沉重、板结、土气的大红牡丹花被?
还有这身量……这胳膊……怎么这么细?这么短?
难不成……她重生了?
就像小安经常窝在沙发里看的那些小说里写的那样,主角含恨而亡,上天看不过去,决定再给她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可是……为什么是她?
她南雁,一个平庸的、懦弱的、被生活磨平了所有棱角的女人,有什么值得被“再给一次机会”?
震惊、茫然、难以置信,像打翻的颜料盘,在她心底混乱地交织着。
南雁怔怔地躺着,大脑一片空白。
窗外,自行车铃铛清脆的“叮铃”声,此起彼伏,像清晨的鸟鸣。
小孩尖锐的追逐打闹声,夹杂着木制玩具枪“砰砰”的拟声,还有一个男孩扯着嗓子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
南雁的心脏骤然收紧,然后疯狂地跳动起来,剧烈地撞着胸腔,撞得她耳膜轰鸣,几乎要呕出来。
不,她得看看。
她必须亲眼看看!
南雁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从厚重得几乎能闷死人的棉被里挣脱出来。棉被太沉,对于她这副小小的身躯来说,简直像个沉重的负担。
南雁腿一软,差点被被角绊倒,赤脚“啪”地一下踩在冰凉粗糙的水泥地上。
她扑到窗前,因为个子太矮,需要用力踮起脚尖。
窗户是老式的木质框架,刷着早已过时的军绿色油漆。漆皮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深浅不一的木纹,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和老年斑。
窗玻璃上贴着防寒用的旧报纸裁成的长条,边缘翘起,在从窗缝钻进来的晨风里,神经质地微微颤动。
南雁用右手胡乱地抹了抹玻璃上的雾气。
外面的世界,随着她手掌的移动,一点点地展现在眼前。
几排整齐的红砖平房,像列队的士兵,沉默地立在灰蒙蒙的天空下。
房前拉着纵横交错的晾衣绳,挂满了深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洗得发白的棉毛衫裤,印着“安全生产”字样的白毛巾。还有几件颜色鲜艳的碎花棉袄,在灰扑扑的背景里格外扎眼。
几个孩子正在空地上玩耍。他们穿着臃肿的棉袄棉裤,裹得像一个个球,戴着雷锋式的棉帽子,护耳耷拉下来,随着奔跑一跳一跳。
一个小男孩举着自制的木头手枪,对准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大喊:“不许动!你已经被包围了!举起手来!”
那戴眼镜的男孩立刻配合地举起双手,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
远处,视线越过这片低矮的平房区,能看见高耸的矿山井架,钢铁的骨架沉默而坚定地刺向铅灰色的天空,在尚未散尽的晨雾中若隐若现,像巨人的臂膀。
蜿蜒的铁轨像一条黑色的巨蟒,匍匐在荒凉辽阔的大地上。
一辆运矿的小火车正慢吞吞地驶过,“哐当——哐当——”,沉重而富有节奏,间或响起一声汽笛长鸣,声音沉闷而有力,穿透清晨稀薄的空气,直直撞进南雁的耳膜,也撞进她的心里。
这是881矿。
国家“三五”计划期间建设的重点铀矿之一,坐落于斯尔多嗒盆地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
鼎盛时期职工加家属超过两万人,俨然一座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小城。
学校、医院、商店、澡堂、电影院、体育场,一应俱全。而最让周围十里八乡农民羡慕得眼睛发红的,就是881矿的“特供”——因为矿上有自己的奶牛场,职工家属每天都能凭票定量领到新鲜的、浓稠的、据说能“增强体质”的鲜牛奶。
这里是南雁从八岁到十八岁出嫁前,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地方。
也是她噩梦开始的地方。
是她学会“懂事”、“谦让”、“忍耐”的地方。
是她被一点点抽走生命力,被“你是姐姐”、“你是女孩”、“你早晚要嫁出去是别人家的人”这些话语,像钉子一样敲进骨血里的地方。
南雁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紧紧抠着斑驳的窗框,指甲深深陷进松软的旧漆皮里,发出细微的“嘎吱”声。
她真的……回来了。
回到了1973年的冬天,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清晨。
回到了她八岁这一年。
狂喜吗?
有的。像沉寂的火山下突然涌动的滚烫岩浆,瞬间冲垮了她所有的理智和防线。
南雁的眼眶瞬间变得滚烫,鼻尖酸涩得厉害。能够重来一次,能够逃离上辈子那令人窒息的人生结局,这难道不是上天最大的恩赐吗?
南雁转过身,背靠着冰凉的窗框,视线缓慢地扫过这个狭小却塞满了生活痕迹的房间。
房间不过十平米左右,却挤下了一张双人木床、一张三屉桌、一个褪了色的枣红色大衣柜,还有墙角堆着的几个印着“上海”字样的旧皮箱。
墙角放着那个印着大红“奖”字和“先进生产者”字样的搪瓷脸盆。盆边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黑底,那是去年冬天她端热水时太急,撞在门框上磕掉的。
为此她挨了包兰芝一顿骂,罚她三天不许喝牛奶。
桌上立着那个铁皮热水瓶,墨绿色的瓶身上印着鲜红的语录:“为人民服务”。瓶塞是木头的,已经用得油光发亮。
三屉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照片:一张全家福,父母坐在前排,六个孩子站在后排。她站在最边上,低着头,看不清表情。一张父亲戴着大红花在领奖台上的照片。还有一张大哥戴着红领巾挺胸抬头的一寸照。
最后,南雁的目光落在挂在门后那面水银镜上。
镜子很小,巴掌大,边缘的镀锌铁皮已经锈蚀破损,照出来的人像有些变形。
但足够了。
南雁一步一步地挪过去,脚步轻得像踩在云上。她的心跳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喉咙发干,手心冒汗。
她在镜子前站定。
镜子里映出一张稚嫩的脸庞。
瘦,太瘦了。脸颊没什么肉,下巴尖尖的,显得那双眼睛格外大,大得有些突兀。皮肤是常年在外面疯跑晒出的微黑色,不够白皙,鼻尖和脸颊上散落着几颗浅褐色的雀斑,像不小心撒上的芝麻粒。
头发乌黑,但有些枯黄,被胡乱地扎成两个歪歪扭扭的小辫子,橡皮筋扎得太紧,扯得眼角都有些上挑。碎发像不服管教的野草,从四面八方支棱出来。
最让人移不开眼的,是那双眼睛。
眼珠黑沉沉的,像是两潭深不见底的井水。此刻,这双眼睛里盛满了惊愕、茫然、难以置信,以及一丝丝不敢宣之于口的狂喜。
南雁眼眶微微发红,她抬起手,颤抖着,缓慢地摸向镜面。
指尖触到冰凉的玻璃。
然后,她摸向自己的脸。
温热、有弹性、皮肤细腻得能感受到绒毛。鼻子里呼出的热气喷在镜面上,晕开一小团白雾。
她张开嘴,镜子里的小女孩也张开嘴。
她眨了眨眼,镜子里的小女孩也眨了眨眼。
她咧开嘴,试图笑一下,可嘴角刚扯开,眼泪却猝不及防地滚落下来,砸在手背上,滚烫极了。
这是她。
八岁时的南雁。
巨大的眩晕感再次袭来,混合着重生带来的信息冲击和剧烈的情感波动,让南雁眼前一阵发黑,双腿发软。
她不得不松开镜子,踉跄着后退一步,扶住旁边的三屉桌桌沿,才勉强站稳。
狂喜的后劲儿像海啸一样冲击着她,几乎要将她单薄的身躯淹没、撕碎。她几乎想要放声大哭,或者大笑,或者做点什么来发泄这滔天的情绪。
上辈子的记忆,那些她不愿回顾的往事,此刻像解冻的冰河,轰然裂开,汹涌而至。
但同时,一种更深沉的东西,也从心底最黑暗的角落缓缓升起。
——这辈子,去他妈的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