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锁在牛棚的第七天晚上，我逃跑了！》简阿曼

5、第 5 章 我

　　我的身体还不宜活动，妇女会又派人去我老家县城和周元一起，找到了我舅舅。慑于妇女会和政策的压力，舅舅灰头土脸地吐出了当年吞掉的我父母的抚恤金和那间小房子的钥匙。

　　他们被警察赶出去，舅舅因为侵占他人财产而被判刑，表弟本来疏通好的工作告吹，舅妈一夜白头，靠帮街道扫厕所维持生活。

　　他们终于活成了应该有的样子。

　　握着那薄薄一叠钞票和发还的房产证明，我哭得不能自已。十年，我终于不再是那个被用两百块钱和五十斤粮票换出去的牲口了。

　　身体在药物的作用下慢慢好转，但时间却飞快地溜走。周元带来消息时，已是1978年的夏天。

　　“今年高考就在下个月，你想试试吗？”她眼里有鼓励的光。

　　我拼命点头，眼泪砸在手背上。试！怎么不试！

　　可这时我还没办法好好坐着看看书。

　　我的腰伤让我不能久坐。

　　我继续住在妇女会提供的临时安置的房子里，妇女会的同志有时会带点红糖或者水果罐头来看我。

　　周元把她去年刚考完的侄女的课本拿来给我。

　　我十分感激她们帮助我，尤其是周元。

　　她们像细细的流水，丝丝的阳光，棵棵的乔木一样，无声地帮助我，温暖我，我也要像一颗乔木，而不是藤蔓！

　　十年了，好多知识在我脑子里都变得模糊起来。我把自己关在临时安置的小屋里，没日没夜地看，拼命地想把这断了十年的线接起来。公式、定理、课文、单词……陌生的熟悉感，搅得我头痛欲裂。

　　只看了一个月书，我还是落榜了。

　　意料之中，却依旧痛得喘不过气。

　　妇女会的苏主任来看我。

　　“漫娟，不要气馁！”她一直鼓励我，让我不要放弃。

　　这位经历过抗战时期的老同志，每每想起我的遭遇，都还会红了眼眶。

　　我坚定地答应她：“我会的！我一定会考上的！”

　　苏主任帮我要到了省城三中的冲刺班摸底考试名额。

　　我参加了摸底考试，擦着分数线通过。

　　我看着周元给的“侄女的课本”，这是该是她费心找来的，怕我不要，才这样说的。

　　要不是今天带去班里，大家都像看到宝贝一样，我还不知道她这份心意。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冲刺班不同于应届生，我们年龄最大的都已三十岁上下，拖家带口。

　　我们中有工厂的工人、农村的知青、学校的代课老师。他们底子最好，但遗忘也最多，家庭负担最重，他们的复习带着最后一搏的悲壮！

　　在这个时候，在物质极度贫瘠的背景下，我们这一群年龄、背景各异的人，凭着最原始的手抄、背诵和讨论，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和地点，拼命追求知识和命运的熊熊火焰山。

　　我燃烧的理想之梦，变成了集体的理想之山。

　　我们的眼里都充满了对改变命运的极致渴望。

　　终于，1979年的高考，在炎热的夏天来临。

　　7月7日-7月9日，全国戒严，高考！

　　随着最后一场的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放下笔的那一刻，所有高考生的命运都已经定下。

　　这时，还流传着“一条绳子，两套准备”的说法。

　　考上捆上行李上学，考不上捆上行李下乡！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年的参考生有468.5万人，录取人数28.4万，通过率只有6.1%。

　　我顺利地过了分数线，填报了志愿，顺利通过了政审，被首都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录取。

　　没有那么多鲜花掌声，只有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模糊的双眼，和因为太过激动而没办法发出更多声音的“呜咽”。

　　二十九岁，我要去上大学了！

　　首都的秋天，天空高远湛蓝。大学校园里的梧桐树叶金黄灿烂，抱着书本的年轻人穿梭不息，广播里放着激昂的歌曲。

　　我穿着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衫，走在其中，格格不入，又心潮澎湃。

　　同桌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也叫小娟，从邻省山区考来的，眼睛亮得像晨星。她是我在妇女会做临时工时认识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想用她给哥哥换亲。我拿出部分工资和学校给的补助，塞给她家里，又帮她复习功课，硬是把她也推出了大山。

　　后来，班里的同学，叫我大娟，叫她小娟。

　　她看着我档案上的年龄，悄悄问我：“老师，您这么大年纪，为啥还来读书啊？”

　　我笑了笑，没回答。课上了起来，讲鲁迅，讲《伤逝》，讲子君的出走；讲丁玲，讲莎菲女士的日记；讲秋瑾，讲“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讲波伏瓦，讲《第二性》……那些陌生的名字和思想，像一把把钥匙，哐当哐当，撞开我锈蚀了十年的心门。

　　原来，我的痛苦，我的挣扎，我的出走，早有千千万万的女性经历过、思考过、呐喊过。我不是一个人。

　　我和小娟，还有班里那些从乡下回来的知青同学，他们中有的年纪和我相仿，眼里有沧桑也有光。

　　也有那些应届生，年轻得像朝阳。

　　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占座，一起在辩论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一起在周末去看内部放映的外国电影。

　　我开始真正享受这一切。知识不再是改变命运的单一工具，它成了我理解自身、观察世界的眼睛。我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像一块干涸了太久的土地。

　　四年时间一晃而过。毕业时，我选择了回到那座给了我新生的省城，在一所普通高中，当了一名语文老师。

　　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那些年轻的面孔，尤其是那些女孩们。她们的眼睛里，有迷茫，有好奇，有对未来的渴望，偶尔，也会有一丝我熟悉的、被压抑的阴影。

　　我尽我所能地教她们知识，也更留意她们的生活。

　　哪个女孩突然不来上课了，我一定家访。

　　哪个家里说“女孩读那么多书没用”，我就一遍遍去沟通。

　　成绩好的，我鼓励她们一定要考大学。家境困难的，我想方设法帮她们申请补助，甚至从自己本不丰厚的工资里挤出一部分。

　　小娟大学毕业后，也回到省城，在我隔壁的中学教书。休息日，她常来找我。

　　“老师，我们学校又有个女孩，家里不让读高中了，要送去打工。”她眉头拧着。

　　“走，去看看。”我拿起外套。

　　这样的奔走，成了常态。辛苦，但每一次，看到又一个女孩终于能继续坐在教室里，眼睛里重新燃起光，我就觉得，我逃出那座大山的路，没有白走。

　　又一个新学期，小娟挽着我的手，在校园里散步。桂花开了，香得醉人。

　　没走多久，迎面来了一群小女孩。

　　其中一个女孩停下来，向我深深鞠了一躬：“张老师，谢谢您。我决定报考师范大学了。”

　　阳光穿过走廊，在她身上镶了一道金边。

　　那一刻，我知道——所有的苦难都没有白费，所有的坚持都找到了意义。

　　如果最后一定要说些什么，那就：

　　愿诸君虽历风雨荆棘，而步履不辍，终见虹霓贯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