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的缝隙之间》九锋

5、求生的抛物线 法庭的灯光

　　法庭的灯光冰冷而刺眼，被告席上的男人脸色苍白，手指死死攥着椅子的扶手。他的右臂缠着绷带，仍能看出伤口渗出的血迹。他的眼神茫然又惊惧，似乎至今还没有完全从那一夜的噩梦中醒来。
　　书记员宣读完案情，整个法庭一片沉寂。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案件。
　　案发当天凌晨两点，被告在出租屋内遭遇债主持刀闯入。楼道狭窄，他节节后退，慌乱中被刺伤手臂。搏斗间，他终于夺下凶器。就在此刻，凶手咆哮着再次扑上来。他几乎是本能地，将刀用力掷出窗外。
　　刀在夜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十几秒后，落在了十六层楼下的人行道上。那一刻，一个蜷缩在角落的流浪汉正在熟睡。刀刃直直扎入他的脖子，当场致死。
　　于是，一个本应是“受害人”的男人，转瞬之间成了“被告人”。
　　控方的指控很简单：他明知高空抛刀有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仍然将致命武器从高空掷下，直接导致一人死亡，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但辩护律师缓缓起身，走向法官席前。
　　“审判长，”律师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法律不能要求一个脑袋快要被砍掉的人，先去看看楼下有没有人！”
　　“紧急避险制度的仁慈，就在于它承认人在极限压力下判断力的失真。我们评价他的行为，不应该用事后冷静的、精确的数学计算，而应该回到那个疯狂的凌晨，站在他的视角，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一个普通人，在那种情况下，夺过刀后把它扔得越远越好，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试图活命的选择？”
　　“是的，结果是一场可怕的悲剧。但这个悲剧的根源，是那个持刀追杀他的凶手，而不是这个在凶手制造的恐怖氛围下，做出了一个合理求生反应的不幸的人！”
　　律师顿了顿，目光扫过陪审员。
　　“他的行为是避险，不是犯罪。这场悲剧，是凶手制造的灾难链条的最后一环，而不是另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
　　“审判长，即便你们认为我的当事人扔刀下楼的行为不属于紧急避险——也许您认为一个生命不能高于另一个生命——那么，我们也必须面对第二个问题：他对楼下乞丐的死亡，是否存在刑法上的故意或过失？”
　　律师抬起手，重重落下：“答案是否定的。这完全是一场《刑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意外事件！”
　　“请问，一个在凌晨时分，在16楼高空，被人持刀连续追杀、已经受伤、精神处于极度恐慌和崩溃边缘的人，法律能要求他做什么？”
　　“要求他夺过刀后，先跑到窗口，仔细侦查楼下昏暗的街面上是否有一个躺卧的流浪汉？要求他在计算完抛物线和风险概率后，再决定扔刀的方向？”
　　“这不可能！他的行为是极度恐惧下的本能反应，目的是消除眼前的致命威胁。他对‘楼下有人’这一事实既无认识，也根本无暇、无力去认识。这个可怕的后果，完全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
　　“因此，即便他的行为不当，其后果也是一场无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悲剧性意外。”
　　公诉人站了起来，语气冷峻：
　　“被告人固然身处险境，但他选择的是‘将刀掷向公共空间’。这是一个成年人的理智可以避免的危险行为。法律不能因为他身处恐惧，就完全豁免责任。否则，任何人只要声称自己‘紧张害怕’，都能为高空抛物辩解。”
　　“再者，案发后，被告并未立即报警，而是逃离现场。这正说明他意识到后果严重，却选择了逃避。”
　　律师摇头，声音更加坚定：
　　“不，逃离现场并不等于认罪。那是一个在流血、在颤抖的人，他的第一个本能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离恐惧’。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创伤反应’。”
　　“高空抛物案通常针对那些冷静、蓄意、带有玩笑或恶意的人。我的当事人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一个被持刀追杀、被逼到绝境的受害者。他的手上沾的血，正说明他不是无视他人的生命，而是在努力求生。”
　　“我们不能把一个受害人，二次推入刑罚的深渊。”
　　法庭再次陷入沉默。被告席上的男人，泪水滑落。他终于抬起头，眼神里有恐惧，也有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