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晋江文学城

雍正谋位成功只是“厚黑学”成就，何尝有丝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他“结党谋位”至少在康熙52年，即康熙死前9年已开始，“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罹罪的程度”。当然，专制时代宫廷斗争毫无道德可言，“谁上台手脚都不干净”，雍正的政敌也未必见得比他好。但无论胤禩还是胤禵，其治国思想都于史无征，他们之间的争夺既谈不上是道德之争，也谈不上是政见、路线之争。
　　如果说雍正夺位问题尚有疑云的话，剧中其他地方对雍正的美化就更是“胡说”了。曾静一案雍正的处理即使从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残忍地将只有思想异端的吕严沈三族株连惨杀，却留下“现行犯”曾静为他宣讲《大义觉迷录》，电视剧居然把这描写成仁慈之举！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适如常”，他的猝死虽然史无确证，但包括推荐雍正之治的杨启樵、冯尔康等在内的海外清史界多认为是妄求长生迷信丹药中毒而亡。电视剧却描绘雍正长期抱病操劳，为治国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敌胤禩、胤禟被他囚禁后不久几乎同时死去，死前被贬称.、狗，受尽虐待，一般都认为是被雍正授意虐杀。而电视剧不仅将二人被镇压的时间又雍正初移到雍正末年，以显示二人一直搞破坏，而雍正一直忍让，还描写雍正宁诛己子也要谨守父训，决不肯杀弟弟！如此等等。为塑造这个高大全道德偶像，真是不遗余力了。
　　如果仅仅出于道德宣传而抬高雍正倒也罢了。这部长剧的特点恰恰是“胡说”而不是“戏说”，它对“历史”的创作并非游戏之笔，而是按鲜明的观念来剪裁、组装的。这一观念就是：“天下读书人”清流误国，结党乱政，而“改革皇帝”依靠家奴治国，为民作主，两条路线斗争贯穿“新政”始终。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该剧精心编造，把历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据乾隆说也“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的“八王” 胤禩说成雍正一朝反对派势力的总首脑，让他活动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虚构的阴谋兵变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这个臆造出来的总司令麾下聚集了编者想象得出来的一切恶势力：从贪官污吏、关外满州八旗守旧贵族直到举着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读书人”。也真亏他想得出来！极端反汉化的关外八旗守旧贵族与代表汉文化正统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团结起来与皇上作对！
　　尤其对于“天下读书人”，编导表现了集中的仇视，片中屡屡出现当代某“学者”关于“清流”乃万恶之渊的现代话语，突出表现雍正杀言官、诛谏臣、惩治“科甲朋党”、为得罪“天下读书人”而不惜“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种种豪举。应当说历史上的雍正的确有此倾向，他对科举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宁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妄谈国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尤为厌恶。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雍正当然不希望臣仆们腐败自私，也要奖廉惩贪。但他最不能容忍那种“海瑞罢官”式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沽名钓誉”的“巧宦”比那种惟命是从的贪官更坏，他因此惩处了一大批“操守虽清”而奴性不够的儒臣，如李绂、杨名时等。虽然喜欢奴才而讨厌“海瑞”是历代皇帝的通病，但传统儒家意识形态还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义的。而雍正不但在行为上不能容忍独立人格，在理论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观，公开批判“洁己沽誉”的清流传统，因此他的确有典型性。
　　在今天看来，传统人士的确有诸多劣根性，在意识形态上道德虚伪的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体制上科举入仕之途造成知识人与官吏身份合一，作为依附于皇权的权贵层他们不仅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甚至也缺乏西方传统中那种抗衡皇权的贵族精神。而在某种情况下，儒生的迂腐确实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生任用奴才，对雷厉风行地贯彻其治国主张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当时背景下确也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说雍正的“反儒”与现代意识对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对的不是“天下读书人”对皇权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它要消灭的是“读书人”的个性，要发扬的则是刀笔吏的奴性。
　　雍正这样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电视剧作者对此的赞赏。岂止赞赏，电视剧实际上是青胜于蓝地强化了这种“雍正思想”，它不仅把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而且连传统文化中也作为正面价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言直谏的精神也加以百般嘲弄与攻击，而把目不识丁的皇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这样的价值观真叫人目瞪口呆！如今人们常对“宫廷戏”、“辫子戏”充斥荧屏啧有烦言，对清官、忠臣形象满天飞而公民、人权意识萎靡不振多有批评。但老实说，象《雍正王朝》这样连东林、海瑞式的书生意气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扬家奴意识的作品还真少见，这样咒骂清流而崇尚趋炎附势的作品比50年代的《海瑞罢官》都差远了。
　　《雍正王朝》为弘扬“雍正思想”而在编造“历史”上走得多远，以下可见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范总督”是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鄂尔泰通常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绩与影响包括雍正的评价更胜田、李一筹。但电视剧却突出田、李而隐去鄂氏，为什么？因为鄂是科举入仕，而田只是监生，李更非“读书人”。但李虽读书少，却是个大财主，他是康熙末年“ 入赀（捐钱买官）为员外郎”而进入官场的。而电视剧为了突出“清流误国、奴才救国”的主题，把这个李员外“变”成了“要饭的叫化子”出身、被胤禛收为家奴后才苦尽甜来！显然编导这一创作是要表达“读书人犯上作乱，工农干部才忠于领袖”的观念。
　　田文镜、李卫的确是忠心事君，政绩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极一面。尤其是田文镜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是个“放卫星”的高手，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钱粮超额受表扬，但雍正八年大水灾，田匿灾不报，还谎称“民间家给人足”并严催钱粮，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邻省。邻省告发，雍正查明属实，却为田开脱说：田“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之所欺耳”。类似的情形发生多次。田后来留下骂名，固然有他为皇上办事敢于得罪地头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麻他同样是不可否认的。总之，雍正厌“清流”而用奴才是实，但程度没有那么甚，效果更没有那么好。而电视剧在这两点上是夸张得太离谱了。
　　雍正年间有过严惩李绂、谢济世、陆生楠“科甲朋党”一案。这其实是个大冤案。李、谢分别于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参劾田文镜，据说是因“天下读书人”受压制而不满。陆生楠并未参与劾田，只因是谢的同乡而受株连，三年后又有人告发他有“抗愤不平之语”遂罹文字狱之难。这三人的确都有“读书人”的牢骚，但只是各自行事，何来“结党”之说？更何况李、谢之劾田文镜也不是没有田的过错。因此后人多称三人之冤，就连今日最推崇雍正的史学家如冯尔康等也认为此案“未免冤抑”。然而到了电视剧里，却变成了三人带领大批“读书人”出身的官员，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发难于朝堂。李谢相隔数月的各自上疏也变成了三人领衔的大批人一再集体上疏请愿闹事。于是伟大领袖一举粉碎这个知识分子反党集团也就义正词严，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的证明了。
　　循着“天子圣明，为民作主，奴才忠诚，书生可恶”的“雍正思想”，电视剧几乎把从清初以来的一切坏事乃至作者认为坏而其实未必坏的事都算到了“读书人自私”的帐上。吕留良的反清复明思想本在雍正以前，且与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抗清斗争一脉相承，而电视剧却把他说成一些因“科举不顺”而心怀怨望的自私“读书人”的反社会行为。曾静的反清直接受吕留良影响，也是民族矛盾的体现，而在电视剧里却成了“读书人”反对“新政”的小丑行径，其原因是“新政”使“我们读书人都没有了好处”！
　　科举制度造成了“儒的吏化”，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皇权操纵下形成的“缙绅”，具有知识分子与专制官僚、“读书人”与皇家奴才的双重身分，也因此享有了皇权赋予的种种特权。在“官民一体当差”与摊丁入亩这类改革中，某些缙绅出于私利而百般阻挠，但他们正是以专制官僚于皇家奴才的身份、而不是以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身份这样做的。电视剧对专制皇权大加歌颂，却把一切罪恶归咎于“天下读书人”的清流、清议与知识分子的敢讲真话（当然是相对而言），这不是颠倒黑白么？
　　
　　总之，《雍正王朝》在弘扬“雍正思想”方面甚至超过了雍正本人，为此还可以剪裁历史、编造神话，看了这种片子真使人怀疑现在是不是“雍正十四年”？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国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个承前启后的人。就个性而言，他的勤政与果敢也是比较突出的。但电视剧为弘扬“雍正思想”而把他神话为千古一帝，甚至丑化康熙时代来突出雍正之治，则很成问题。实际上雍正的许多治绩，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续力，其成也就不那么辉煌。
　　雍正打击缙绅势力，推行“一体当差”，这实际上是清初顺康之际借“奏销案”压抑缙绅并从制度上缩小其特权之举的继续。至于“摊丁入亩”，作为“并税式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只是许多实行中的一次，作为人丁税向土地税的转变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就政策本身而言，体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摊丁入亩称为“清代一条鞭法”者。而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只是继康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试行而逐渐推广，其普行于全国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负担问题也未完全解决，象陕西关中的一些县仍然是“地丁属地，差徭属人”。更不用说“并税式改革”本身就有一个“鞭（编）外有编”、简而复繁的循环律，雍正的实践并未打破这一循环。
　　电视剧在雍正“平定西北”问题上大加渲染。而实际上雍正时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边政大失败的时期，冯尔康的《雍正传》曾以《调度乖方，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为标题专节详述，明确指出西北大败“应当归咎于雍正调度乖方”。事实上，清朝对西北用兵起于康熙，毕于乾隆，雍正一朝虽有青海之捷，总的看来是败多于胜，无足称道的。
　　雍正设军机处强化皇权，也是电视剧阐释雍正思想的浓重之笔。但姑且不论这种强化在今天看来是否值得歌颂，就算值得，我国历史上，专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边亲信秘书班子来架空“外朝”的动作，在历史上也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直到当代，不也发生过用“中央□”架空□与中央委员会的事吗？——雍正的这一次有算得上什么大手笔？关键在于独夫们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亲信秘书，但秘书地位一高也就转化为新的“外朝”，下一位独夫只好又物色一个新的秘书机构来架空了。
　　本剧对雍正的颂扬到剧末出现一个“数字化”高潮：据说康熙末年留下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而经雍正同志大治之后，推行留下的国库存银已达5000万两矣！这数字其实是个巧妙的游戏：康熙末年国库鳟银是800万两而非700万两，但这是康熙年间的低潮而非最高数字。而雍正末年国库存银，一说三千余万，一说只有2400万两，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达到过5000万两的最高额。编导妙笔生花，把康熙年间的最低数字（还有误）与雍正年间的最高数字变成了“康熙末”与“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四倍之增扩大了七倍多！
　　当然，即使从800万增至2400万，也堪称伟大成就。问题在于“国库”之富不等于国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国家之福。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代中国，国富民穷的状况十分常见，国穷民富的情形也间或有之。两宋朝廷长期困于财政拮据，号称“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而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发现宫中藏银达7000万两之巨，比雍正时的国库要多多了。西汉末新莽朝廷灭亡时，仅集中于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之多，其数据说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而明王朝与新莽王朝都是在饿殍盈野的社会危机中爆发民变而灭亡的。按编导的逻辑，崇祯皇帝与王莽这两个亡国之君不是比雍正更伟大么？雍正时民间与康熙时相比总体如何，史无明证，但从前引雍正最欣赏的总督田文镜在河南放卫星的后果看，是很难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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