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血泪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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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青海省1956年苏吉草原上设立了浩门农场，门源种马场也扩大了地界，原住地的藏族迁移到南石头沟、燕麦图呼一带；1957年，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农场全部耕地20万亩，到1960年达到211万亩，增加了近10倍，开垦出来的耕地很多不能种庄稼，把草原变成了荒漠，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注：事实上增加了汉族人口）；还有从金银滩搬走的，迁入的地方在青海省东北和甘肃，后有不同划界。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青海省藏族49.36万，蒙古族2.62万，汉族82.24万；1964年二普，藏族42.27万，蒙古族2.49万，而汉族131.62万。西藏人口只有估计数据，一普藏族人口四川72.2万，云南6.7万，甘肃20.5万；二普分别为60.7万、6.5万、19.2万。同期中国人口（窄口径不包括现役军人，仅限大陆，移民出国的少数民族未必算宽口径的华侨）从577856141人增长到691220104人，宽口径为从601938035人增长到723070269人。怎么评价呢？”伪经说：“据说1949年青海藏族43万，1949年，全省各类牲畜存栏数为759.85万头（只）, 1958年年底，全省各类牲畜存栏数达到1108.97万头（只）。青海解放后，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立即废除了旧社会的苛捐杂税和极不合理的摊派制度，使各族农牧民群众和工商业者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为使农牧民得以休养生息，在牧业税征收上采取了‘自报公议，以率计征’、‘自报不议’、‘包征’或在一定时期内予以免税的办法。 1950 年 11 月，省人民政府批准了牧业税收暂行办法。规定开始几年牧业税收只收羊毛税一项；从 1950 年至 1951 年每只白绵羊征收羊毛6两，附加10%。 1952 年取消了附加；1953 年由每只白绵羊征收羊毛6两降为4两，同时降低折回率，放宽牲畜免费范围，减轻牧民负担。据当时共和、天峻等县的调查，每只白绵羊平均价格按 16 元计算，税率仅为 1.56%。该地区 1949 年农业税为农业总收人的15%，比全国农民农业税占总收入的 19%低 4 个百分点。在实行轻税政策的同时，大力调整工农（牧）产品的不合理价格，特别是大幅度提高羊毛价格，增加农牧民的收入。1950 年羊毛价格比解放前提高了86.59%。农牧民用同样多的羊毛换取布匹比解放前增加14倍半。因此，1952年全省购买力比 1949年相比提高了 91.4%。为了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用品的实际需要，对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在税收、资金、技术、原料供应等方面给予扶持和优惠。因此一些少数民族传统的名牌产品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六州一些有条件的县还根据‘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原则，在当地组织生产镜头、羊毛剪刀、打狼棚脑、木制背水桶、酥油桶、草面匣、牛羊粪火炉等，使商品适销对路，减少了流通环节和流通费用。［5］到1957 年底，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在生产基地、品种、产值等方面均有大幅度的增加和提高。1956年由刀登活佛任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第一分团第三路到达理塘县进行慰问，受到地方党政军民热烈欢迎。慰问团的主要工作是重申和平民主改革方针，并给理塘人民拨救济粮81万斤，发放棉衣1400件，绒衣绒裤4200套。据统计，1959年至1965年，在全国经济形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给西藏地方财政补贴持续增加，累计5.9亿元。1963年和1964年，国家拨款140万元，作为扶助贫苦农牧民发展生产的无偿投资，使3000多户牧民有了自己的牛羊。国家还拨专款建设了一些重大项目。据统计，1959年至1964年，国家共发放847万元无息和低息农牧业贷款，其中包括种子、口粮2000多万公斤，放贷耕牛18000多头，羊13000多只，其他牲畜3500多头，农具10万多件，制造农牧业生产工具的钢材95吨。而且国家还提供医疗和教育。1950年西藏8·15墨脱地震，多处山峰崩塌堵塞雅鲁藏布江，山体滑坡将5处村落推入江中，死亡3300人（《8·15墨脱地震》百度百科）。1953年，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时由□□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申报西藏人口为100万，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为 125.1万，其中藏族人口120.9万，占人口总数的96.63%；也有说西藏人口总量由1952年的115万增加到1965年的137.12万。在有从西藏移出国外的情况下，应该有移入西藏的。这段时间藏区又有战争，十八军入藏吸纳了大量四川巴塘籍藏族青年参军（清朝民国期间汉人入康区娶藏族女子被藏化，少数民族中有部分是‘华侨’）。同期蒙古族人口增长幅度超过全国（包括通婚、收养和未识别的民族人口后续被识别等），是因为内蒙古‘□□’不严重，有调出粮食也有接受转移支付；内蒙古的移民不能干扰牧场，也有部分人被遣返。”
《关于门源县苏吉滩乡“石头沟,纳子峡水库“燕麦图呼村库区移民的安置和现状【最新】》（豆丁网）注：包括1958年搬迁，不能免费复制。
《席尼喇嘛和嘎达梅林抗垦血染内蒙古，乌兰夫力挽狂澜保住了大草原》憋住了不要笑（今日头条）
1960年，我国进入自然灾害的多灾之年，粮食紧缺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改变当时的窘迫之状，中央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盲目地搬套中原农村地区的开垦经验，把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视为“荒地”，在大兴安岭以北牧区开垦10多万公顷草原，其中不适宜种植的沙地2万多公顷，牧场和打草场9万多公顷，直接侵犯了当地牧民群众的利益，引发了许多纠纷。
乌兰夫为了保护内蒙古大草原，找到时任中央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以史为鉴，与其坦诚交流并明示，内蒙古大草原的土质不适宜耕种，如果在草原上搞种植业，极易造成土地的沙化，而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乌兰夫认为，中国虽然缺粮，但更缺肉和奶。中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种植粮食，但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基地的地方，只有内蒙古。如果开垦了内蒙古，祖国北疆的4000公里绿色屏障就会消失在荒漠化之中，沙尘暴就会更加肆虐。
1963年8月，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将已垦殖的10多万公顷土地，除少量留作饲料地外，大部分封闭，妥善解决了在牧区错误地进行垦殖的问题。同年，中共中央指出草原“内蒙古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不要把草场看作荒地”。这些都明确地支持了乌兰夫制定和施行的保护牧场政策。
1964年，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指派一些人到科尔沁草原进行“调查”，荒谬地提出在科尔沁草原大面积垦殖的“意见”。乌兰夫当时审慎思考，并以极大的政治勇气驳斥了他们关于垦殖草原的错误论调，坚定地保护了内蒙古大草原。
“□□”开始后，垦殖草原的错误做法再次疯狂地展开。已固定的沙丘活化，一些村庄被沙漠吞没。牧民们说：“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据测算，开垦一亩牧场，会引起三亩草地退化。鄂尔多斯在全国解放后开垦草地600万亩，造成沙化面积1800万亩。698户农牧民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代久居的家园。
1970年9月，□□总理□□知道内蒙古牧区正在被垦殖时，明确指示牧区发展畜牧业就是对国家的贡献。有力地打击了在内蒙古滥肆垦殖草原的歪风，从而保护了牧场，有力地支持了乌兰夫实施的保护牧场政策。为贯彻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内蒙古党委于1971年10月18日颁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颁布施行，成为保护草原的又一利器。
《风雪金银滩——60多年前，为221基地建设，6700余名牧民走上搬迁路》新华社新闻
机耕尕白说，搬迁从1958年10月开始，到1959年2月结束。虽然旅途是如此艰辛，但是搬迁群众觉悟都很高。当时的牛羊都属于集体财产，一路上大家又冷又饿，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去把公家的牛羊宰了吃。
《青海金银滩移民始末》来源：白家窑转载自《海北统战·柒拾风华》/作者：才登，青海门源县作协主席，海北州文联副主席
1958年10月，国家选在青海湖以北的广袤草原——金银滩（青海省海晏县）筹建核武器研制基地，研制原子弹□□。全国各地先后有1.5万多人隐姓埋名来到青海“金银滩”草原。从此，在共和国的版图上，这一片占地1167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一个国家的“禁区”。
当地牧民群众1715户9325名，各类牲畜20多万头（只），必须限期迁出。
金银滩大规模移民正式开始于1958年10月20日。这时正值人民公社运动和□□运动的高潮，紧接着又开展牧区反封建斗争，最终造成“防叛”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当时，上面对移民搬迁工作比较粗放。事先不宣传、不解释、不开会、不向群众当面说清楚，只是给搬迁移民下了一道口头命令，限期三天内全部搬完，每家只能带够三头牛运走的东西，其余财物全部上缴，多数衣物、用具、粮食和日用品则直接丢弃。有些牧民头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就得搬走，他们连最起码的口粮和穿戴都没来得及准备，更不要说过冬的棉衣棉裤了。多数人连帐篷都留在原处未动，狗依然拴在门口的桩子上，“它夸”里依然飘着炊烟。他们来不及伤感留恋，来不及深情告别，就扶老携幼，起身离家，更不要说骑马赶车了。在语言不同，物资短缺，没有做任何防御准备的情况下，这些当年费劲周折从遥远的阿尼玛卿迁移而来的游牧者；这些在黄河以南的不毛之地漂泊流离的部落；这些后来在青海湖北岸栖息繁衍的牧民，驱赶着各类牲畜13万多头（只），在十一月的冰天雪地里离开了自己的故土草原,在军事化管理下从原牧地出发，开始了达玉部落又一次艰难的迁徙。
顶着十一月的寒冷，牧民们赶着牛羊徒步走过了今海晏德州、甘子河，刚察的热水、外里哈达山口，在进入默勒地区的时候好多人家的口粮差不多已经断了，他们沿途吃死羊病羊肉、牛皮等度日，好些人闹肚子甚至中毒身亡。一路上风吹雪冻，再加上物资的缺乏几乎使他们回退到原始社会。注：为什么不能沿途捕鱼呢？在□□期间，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藏民被迫开始吃羚羊和湖区的湟鱼（青海湖裸）。《西藏任何湖面上都没有捕鱼的景象，这是为什么呢？》川藏之家
旦木真老人回忆说：“1958年11月我们离开海晏开始往托勒走了，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营盘上“它垮”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30至40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一路上的雪有一尺多厚，我们还没有走到祁连地界，我姐姐的眼睛就被强雪光刺瞎了，使得她一辈子生活都不能自理，给家里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托勒牧场，经过调整后又被迁往海西州的天峻县，转了一大圈，整整走了58天。一路上受的苦说都说不完，见的孽障（可怜的意思）现在的人想都不敢想，当时，一半以上的人是打着赤脚到达目的地的，雪地上到处是带着脓血的脚印……”
67岁的才保老人回忆：“一路上，女人们因为体力的原因带着娃娃根本走不动，男人们只好驮好垛子先赶上牲口走，到了宿营地再扫雪搭帐房，然后再回头去接应女人和娃娃们。有一天我们走到默勒江仓一带时遇到了暴风雪，牛羊回头望着自己的家乡海晏的方向“哞…哞…”地叫着，在头牛的带领下掉头就跑，我们跑不过它们，只能看着他们流眼泪。自古以来牧民不会把像自己伙伴一样的牲口扔掉，但在这个特定的艰苦环境里，实在走不动的牲口只好扔下。在大雪掩盖的草原上，我们沿途拾不到一块牛粪，更不要说烧柴。为了活命，牧人们晚上宿营时先扫掉一圈雪，然后再搭帐篷，好多时候麻木的双手解不开绳子，生不着火。为了相互取暖几家人住在一个帐篷，把其余的帐篷支杆、牛奶桶、门帘、木橛子等用来烧火做饭。”
我母亲才合松回忆：“因为我们是在军事化管理下，三天之内离开海晏的，沿途也没有买东西的地方，好多人只好赤脚在雪地里行进，不少人患了雪盲导致双目失明，更有产妇、孕妇几乎寸步难行。我们沿着默勒河在雪原上行走了将近50多天后，终于在深冬季节越过则林垭壑进入野牛沟的柯柯里。我们在那里休整了1、2天，因为沿途的草被雪覆盖了，再加上整天行走，驮牛都走不动了，为了减轻驮牛的负担，大家把多余的东西全部丢弃，把一些实在无法走到的牧户以及病弱牲畜留在这里，大部分牧户继续艰难的前行。我们翻过了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狗熊峡来到纳尕尔当（托勒牧场夏季草场），再沿托勒河走了4天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托勒牧场。至此，我们赶着各类牲口，徒步走了将近450多公里的路程。”我在一份档案资料里看到，50多天的徒步行走、寒冷饥饿，好多人由于缺乏营养，头肿得像罗锅那么大；各类牲畜的体质大幅下降，沿途死亡、丢失、折损的牲畜有3万多头（只），途中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刚刚在这里安顿下来，又闹起了粮荒。
1959年春，牲畜大量死亡，牲畜受胎率从原来的90%下降到65%，羔羊成活率从原来的95%下降到70%，羊的平均体重从原来的70—80斤下降到30斤左右，牛的体重从原来的200斤下降到130斤左右，因为水土和牲畜体质的原因，畜牧业生产不能稳步发展，有好些牧民已经没有牲口可放。为了缓解搬迁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当地政府接连向省、州、县反映情况。恰在此时，青海省政府制定了以“开荒为纲”的方针，决定让没有牲畜的300多名牧民集中到后来的托勒牧场一队（今央隆乡夏尔格村）平均海拔3300米的地方垦荒办农事队。这些人老几辈子靠放牧为生的牧民，只好笨拙地拿起铁锨开垦种地。当时的托勒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干旱，夏格尔村又靠近甘肃肃南县陶峰村的沙化地带，加上牧民种地经验欠缺，所以到了秋天别说粮食，连一把喂马的燕麦都没收上，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被饿死了。注：1957年，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农场全部耕地20万亩，到1960年达到211万亩，增加了近10倍。1957年，“三类人员”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原粮——下同），1958年降到25斤，1959年降到20斤，1960年降到18斤。顺民连犯人的口粮都没有吗？
在高原、严寒、缺氧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这么低，结果造成“三类人员”大量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劳改、劳教单位（下同）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人的30%。
74岁的聂布腾老人说：“当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托勒是个省办牧场，由省畜牧厅分管。1961年西北局和青海省来了文件，说不能用人民群众的牲畜办牧场。并且决定托勒牧场场社分家。那时候我去了，第八世夏茸尕布（察汗诺门汗活佛）当时是海北州副州长也去了。我们到托勒时看见牧民们穿的皮袄只有背和领子以下的半截，没有袖子和大襟（前襟）。在托勒川零下30度的严寒里，在破烂不堪的白布帐房里过冬，这样的冬天怎么过呀？开会的时候，我和夏茸尕布看着群众的神情，心被揪住了，简直就是一群乞丐。夏茸尕布副州长悄悄对我说：呵呀！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回答说：实际情况就这么个……”。
柯柯里乡的丹巴（74岁）回忆：“1961年落实政策，托勒牧场实行场社分家，搬迁到托勒牧场的牧民分成了四个分场，即大泉分场、柯柯里分场、一分场、二分场，托勒（现在的央隆政府所在地）当时叫总场。还有一部分人去了海西州天峻县的苏里乡尕海，到那里后和天峻县的牧民因草场纠纷，发生了打架斗殴的流血事件，后来被天峻县人赶了回来。
场社分家时达玉部落所属的嘉布仓部落和环科尔部落由夏茸尕布主张留在托勒牧场，而其它部落和部分蒙古族部落被分配到社里了。托茂公旗的蒙古人是信仰□□教的，人畜都占托勒牧场的一半多一点，他们中只有17户人家留在托勒牧场，其余100多户牧民和9万多头（只）牲畜都交给了祁连县。其中，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野牛沟的柯柯里一带。柯柯里是祁连县海拔最高，气候最冷，交通极为不便的村，牧民们都没有马，有的人家连帐房也没有，后来县上知道情况后从马场调了700多匹马和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这样才安置了搬迁到野牛沟的牧民群众。还有因为体力和其它原因没能到达托勒牧场的牧户被就近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扎萨、海浪、多隆一带，这么一来牧场负担轻了，大多数牧民们以社为家，鼓足干劲，生活也渐渐有了好转。”
根据牧民们的叙述，我也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一份《关于海晏县1958年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显示，海晏移民工作是从1958年10月20日开始的，到1959年的２月份结束，迁往外县的移民共计1279户，6700人（另一资料称：共有1715户，近9000名牧民，27万头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户，949人，祁连安置461户，2183人（包括托勒138户，635人），刚察安置47户，246人，（包括青海湖25户，101人），三角城种羊场安置188户，1099人（包括机械厂37户，244人），海晏县各公社安置436户，1983人。
《1956年理塘藏人爆发叛乱，叛军利用土改反叛，解放军歼灭叛军2000多人》雨淘文史大杂烩
对于理塘寺之战，双方都流传着众多的说法。在理塘驻军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理塘寺攻坚遭遇挫折之后，四川军区紧急致电中共□□。3月29日上午，两架图 -4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轰鸣着起飞，朝着理塘飞去。飞机上装载着十二枚一型子母弹，也被称为250公斤级一型集束炸弹。3月30日上午，寺院的北门和辩经院被解放军成功攻破。藏人一方选择了投降。
理塘之战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周的时间，或许是康区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关于藏人的死亡人数，有一种说法是800人，还有一种说法是2700人；在官方文件当中，只有“俘敌1300余人”这样一个数字。《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所提供的资料是“歼灭叛首毛垭土司以下2004人（击毙311人、击伤80人、俘虏1613人），不过这个数字仅仅是3月30日解放军向理塘寺发起最后总攻时，当时在寺院中的藏人的死伤和被俘数字，并非理塘之战的全部数据。有关解放军方面的伤亡情况，目前仅仅能够查到65团总共伤亡259人。
1956年3月至4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远程重型轰炸机独立4团迎来了其组建后的首次实战任务。此次行动的目标锁定在理塘的长青春科尔寺、乡城的桑披寺以及巴塘的康宁寺。在近一个月的作战过程中，独4团不仅成功执行了29架次的物资空投任务，更在短短三天内密集出动了二十一架次轰炸机，向目标区域投掷了约三百枚集束炸弹，进行了有效的平叛，给了西藏人民一个安稳的局面。注：在1979年的对越战自卫反击战期间，曾有美军战机携带的1枚CBU-20石眼式(Rockeye)集束子母弹投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但没有爆炸。该型炸弹全重209公斤，内装247枚子炸弹。在该型集束炸弹的基础上，中国兵器工业部627厂仿制出250公斤级的1型反装甲/坦克集束炸弹。这就是中国空军装备的首种集束子母航弹（《1型集束炸弹》百度百科）。中国并未使用过集束炸弹（《中国集束炸弹有多厉害，打击范围覆盖方圆千米，可击毁坦克与航母》兵器展望）。对寺庙进行轰炸，平民是否已经撤离？如果对方不投降，是否允许不带武器的下层喇嘛逃离？如果喇嘛没有逃离，投弹区域不能包括普通人员住宿的地方，也不能包围过久以免饿死。寺庙是否有躲避空袭的地下室或者空地？仍在寺庙中的喇嘛不能一概算作武装分子，而是居民。
《把图-4当强击机来用！这不是战斗民族所为，而是我军平叛时的骚操作》燃烧的岛群
总参明确指示：火力只能起威慑作用，不能投射目标以免误伤被裹挟的群众。因此飞行员把图-4下降到很低的高度，一是保证投弹的精准，避免误伤，二是用巨大的呼啸声震慑叛匪。此时的图-4就像强击机那样，低空掠过目标上空，投弹手每次投下一枚炸弹，偏离目标500米。炸弹在喇嘛寺周围的河西、巡抚衙门以及磨房沟附近爆炸，顿时大地震动，巡抚衙门前的空地被炸出了半个球场大的深坑。投弹完毕后，图-4接着低空飞行，用航炮朝附近的山上扫射，然后绕着喇嘛寺围墙扫射了一圈。
“没有命中目标……没有命中……”机组成员听得出来，地面同志对炸弹投偏有些失望，但是又不能告知地面同志，担心电台被敌人窃听。但是接二连三的巨大爆炸彻底震惊了叛匪，以为是天神发怒了，尽管匪首们再三催促进攻，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也没有撤围。就这样，梁平机组在巴塘上空盘旋了数小时，双方陷入了僵局。
敌人一般晚上休息，天亮后进攻，如果飞机临空就躲到一边。针对这个特点，独立4团决定每天派3架飞机，从天亮到日落，在巴塘上空接力待命，敌人进攻就投弹扫射，如果老实一些就投传单打心理战。这样下来，每个机组在天上要飞行十多个小时，非常疲劳，但是为了给地面增援部队争取时间，独立4团的图-4几乎连轴转地出击。
1956年4月7号早上，陆军第69团3个连和65团三营跋涉两百多公里，抵达了巴塘，击退了叛匪，解救了两百多名各族干部和员工。至此图-4打击巴塘叛乱的行动结束了。
《【雪域回声】一段永生难忘的记忆（赵生友）》夕阳生辉
乡城县当时共有人口约16000人，几乎全是藏族。耕地面积30000余亩，各类牲畜近100000头，属半农半牧区。全县较大的寺庙有桑披寺、热达寺，常住喇嘛约1000余人。我1951年进入乡城后，立即开展寺庙上层头人的工作，并向当地藏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坚持执行“团结治安、发展生产”的方针，对广大贫苦农牧民发放种子、农具等救济物品，提倡科学种地，逐步改变刀耕火种的旧习惯。在争得当地头人同意后，动员群众开荒生产，解决缺地农民的土地问题。
1955年下半年，党中央、毛主席派来中央卫生大队到乡城县，向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为当地藏族同胞免费治病，解除群众疾苦，在群众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很多群众激动地说：“国民党只知道向我们派差要粮，从来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共产党像亲人一样，处处为我们着想，关心我们的生产、生活，从不要我们的一针一线，共产党真是好!”
1956年3月初，桑披寺得到理塘喇嘛寺的密件后，继续从各地调集人马集中在桑披寺，围攻县人民政府，企图吃掉我们。我县工委按照州里的指示，由工委副书记任志高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去桑披寺做寺庙上层喇嘛的工作，向他们反复交待党的政策，放下武器，站在人民一边，不要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不要搞叛乱，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坚持反动立场，决心与人民为敌。1956年3月20日上午10点，叛乱分子2000多人从三个方面向县政府进行围攻，扬言在一天之内打下政府消灭我们，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但在我民警、干部的英勇反击下，敌人遭到了沉重打击，嚣张的气焰被压了下去。但他们并不死心，又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向离县政府较远的县医院进行围攻，妄想吃掉县医院这个点，先斩断我们一支手，再攻打县政府。虽经几次攻击，仍被我民警、干部顽强抵抗，守住了阵地，但我们人少、枪少，情况十分危急。在此情况下，经县指挥部研究决定：立即把县医院这个点撤到政府这边来，以便集中力量坚守反击，只把药品、档案、水撤过来，把大洋埋在地下，剩余的东西和房子全部烧掉，决不留给叛匪，并定在3月24日晚上7点开始撤退，由赵生友派蒋世恒同志去医院传达这个决定。蒋世恒同志接受这个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当即把带在手上的罗马表取下来，交给赵生友并说：“要是我牺牲了，这支手表作为遗物留下来，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就这样，他沿着干水沟往医院爬去，正准备翻墙时，突然被敌人发现，一排子枪弹打了过来，见他倒了下去，我们以为他牺牲了。不一一会儿，见他从地上一跃而起，从围墙上翻了过去。在撤退途中，民警队李有清同志负伤，中里同志中弹牺牲，他牺牲时背上还背了一桶水，水和血浸透了他全身，渗透到干水沟里。他是藏族人民的好儿子，是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崇敬。从3月2日到4月1日，党中央派飞机来解救我们之前这段日子里，我们的干部、民警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在县工委的正确领导下，夜以继日，英勇顽强，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特别是在敌人截断水源、妄图渴死我们的艰难情况下，仍同仇敌忾，坚持斗争，守住了阵地，迎来了胜利。
1956年3月28日，党中央、□□派飞机来解救我们。当飞机出现在乡城县城上空时，全体同志热泪盈眶，激动万分，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飞机第一次飞到乡城，因电台频率有误，没有联系上，第二天把频率调好后才联系上。开始几天是空投传单，机枪扫射，叫叛匪放下武器，停止围攻县政府。我们也用嗽叭喊话，叫他们立即撤退，停止叛乱，争取政府宽大处理。但他们执迷不悟，继续围攻，在政治争取无效的情况下，我人民空军于4月1日才对喇嘛寺投炸弹，当即炸毁了大金殿，炸死以俄尔克珠为首的总指挥部几十人。叛匪在当晚7点钟，向县政府发动了一次报复攻击，火力非常猛烈，枪声密集，扔来的石头像下雨般的“咚!、咚!”落到县政府院坝。我们的同志仍坚守阵地，勇敢战斗，打退了敌人攻击，激烈的斗争进行了一小时后，枪声停止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迫使叛乱份子于当晚9时打出白旗向我县政府投降。4月2日上午9点钟，我受指挥部重托，冒着生命危险，代表县政府去喇嘛寺受降。随同我去受降的有县民警队刘学海、史国兴、帅治兴等4人和翻译赵巴登。喇嘛寺派出的投降代表生昂翁见面就说：“你们共产党连这些穷地方都看得起，还用飞机来投弹炸毁了大金殿，炸死了许多人，太残忍了。请你们去看一下轰炸现场，并准许我们派人处理后事。”我回答说：“乡城县是祖国不可分割的，决不允许搞□□，这场战争是你们挑起的，一切责任应由你们负责。至于看不看现场都清楚，战争是要流血的，同意你们处理后事。”接着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他们宣布：一、立即派人去放水，必须在今天12点前把水放下来；二、放下武器，不准再向我们开枪，否则将遭到我人民空军的沉重打击；三、民主改革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广大藏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必须进行到底，至于详细受降事宜，明日各派3名代表来县政府具体谈。他们慑于我空军的威力，对上述各条全部接受，并立即派人把水放了下来，吃水的问题得到解决。4月3日上午，双方各派3名代表，在我们指定的临时帐篷内，由我代表县政府向他们宣布具体受降事宜：一、凡参加围攻县政府的头头、武器弹药要如实统计，造册送交人民政府等候处理；二、被强迫裹协参加叛乱的群众不予追究，立即解散回家参加生产；三、对人民解放军进驻乡城不得阻挠破坏，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要提供方便；四、向登仲村、阿亚仲、色尔宫村借用民房80幢，供解放军居住；五、我空军停止对叛匪投弹射击。
开会通知下达后，一、二、三、四区都同意派人来县参加会议，只有五区拒绝派人参加，还扬言反对解放军进驻乡城，反对实行民主改革，并积极调集人马集中在热达喇嘛寺，妄图与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对抗。县上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召开军政会议，决定由赵生友带领一支由解放军和县民警队组成共30多人的小分队，4月7日到达五区，进行争取工作。我们坚持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原则，向正斗赤奶热达喇嘛寺反动头头古学洛绒等人传达党的政策，解除思想顾虑，不要与人民为敌，放下武器，停止对抗，立即派人去县参加会议。如果他们要继续对抗，不参加会议，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他们仍顽固坚持反对立场，不听劝告，还派人在途中打我们的伏击，并继续调集人马，扬言与我对抗到底。我们及时把这些的情况向县团领导作了汇报。经县上研究，决定由王进才团长于3月9日拂晓前，率领3营部队包围了热达喇嘛寺。但很快就被他们发现，立即向我解放军开枪射击，我解放军也马上进行反击。叛乱分子在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见势不妙，企图组织向元根、阿多村两个方向突围，均被我解放军猛烈的炮火打了回去。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迫使叛匪投降，当时缴获200多支枪和一万发子弹，热达喇嘛寺叛乱得以平息。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作到了有礼有节，狠狠的打击了敌人，打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军威，促进全县收缴枪支、弹药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县政府扩大会议上，县长冷龙达娃在会上发难，提出：“暂不收缴枪支，要收也只能收少数人的几支烂枪”。他的发言受到县工委副书记任志高的反斥，并明确指出：凡是参加叛乱人员的枪支弹药，应无条件地一律上缴，不得违抗，否则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号召参加会议的叛乱头目带头交枪。由于县上领导态度坚决，措施得力，不到十天，各区共交上来近千支枪和数万发子弹。但当时对州里“枪换肩”的收缴枪支指示 (即把叛匪的枪收回来交给基本群众)理解有误，没有彻底把枪支收缴完，为他们发动第二次叛乱，留下祸根。
修复桑披寺的工程，由桑披寺管家麻里克珠负责组织修复，一切开支由县政府拨款，决不增加群众负担。
《1956年理塘平叛战斗》灰灰兔微言堂，转自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理塘县志》第八篇第五章
参战部队具体任务分区：六十五团 （欠1个营）围歼盘踞喇嘛寺之2000余人，并以1个连的兵力，进歼东山之敌。该团一营从民乐村向北绕至喇嘛寺以东之小寺庙，三营（欠1个连）自小寺庙到蔡子溪完成包围。六十八团驻理塘部队，抽出主力配合六十五团自民乐村绕理塘寺以南，至蔡子溪形成包围，堵敌南逃，并以小部队阻止机场之叛乱武装袭扰。义敦部队除保证西侧安全外，占领热水塘东山，歼灭热水塘及其附近集股之敌。指挥所随六十五团团部驻理塘寺东山。 1956年3月22日拂晓，各部队完成了对叛乱武装的包围。六十八团和六十五团，均采取主动出击，互相配合，截击突围之敌300余人，除毙伤80余人外，其余均被堵回。 22曰9时，根据敌人大部集中于寺庙及其外围各点，企图据守顽抗的情况，指挥所立即在东山召开了团、营级干部会议，确定以六十五团主力先攻占小喇嘛寺，尔后攻占理塘喇嘛寺大经堂（寺内主要制高点）。六十八团即从热水塘进抵理塘寺西山堵敌西逃，保障主攻部队的侧翼安全，其余各部队逼近敌之前沿，紧缩包围圈。22日14时，开始攻击，先以炮火轰击，15时攻占小喇嘛寺，歼敌30余人，乘胜突破喇嘛寺围墙，直攻大经堂。因数次爆破未成，又因地形对攻击部队不利，受敌阻击、伤亡甚大，加之炮弹、炸药消耗殆尽，只好暂时停止进攻。这时指挥所的主要领导立即研究了当前的情况，于23日9时，召集各团干部，反复勘察地形，确定了新的部署。即由进攻暂时转为围攻，先攻占外围各点，实施工程作业，要点筑碉防守，沟通电话联络，进行攻坚训练。并派人入寺做政治争取工作。待六十五团二营送弹药抵达后，再进行攻坚。23日、24日，各部队采取小组爆破的方法，在火炮的支援下，攻占了敌外围各点，至此攻击部队已形成多层包围。一线部队近者抵达院墙，远者百米左右。这时，叛乱分子内部开始动摇，一面复信让解放军撤退再谈，一面企图乘夜突围窜逃。25日、26日夜晚，叛乱武装组成“敢死队”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堵回。为了消灭敌之“敢死队”，平叛部队在敌可能突围的方向加强了兵力，并构筑工事，坚决消灭突围之敌。27日至29日，各部队在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均进行了攻坚准备，并决定集中5个连的兵力，配属炮二连，炸药 5 00公斤，选择好突破口，由北向南对喇嘛寺实施攻击。六十五团、六十八团各两个连担任主攻，配属五七无后座力炮4门，八二迫击炮3门。第一步先以六十五团两个连攻占大经堂，后即以寺院中心线（南北）为分界，六十五团向右翼（西），六十八团左翼（东）并肩乘胜逐房夺取。由南向北 1 个连，配五七无后座力炮，八二迫击炮各1门，抢占南院墙一线高地十余座独立房屋，将寺院平坦凹部三百余座房屋全置于我控制之下，保证北面部队向两翼突破。29日中午，人民空军派“杜一4”飞机两架，对敌进行扫射投弹，敌内部更加动摇，四处逃窜。但在攻击部队严密控制包围下，东南方向逃出的500余人，经 5个多小时战斗，歼敌一部，大部被堵回寺院。30日4时，我军乘敌内部混乱之际，发起攻击。北面，用五七无后座力炮，在50米距离突然急袭；爆破组随即炸开了大经堂后门，突击组冲入，并竖梯直登经堂屋顶，迅速将经堂控制。南面部队也同时攻占南墙一线独立房屋，尔后各部队按预定方向发展，攻击搜索，将敌全歼。这次围歼战中击毙毛垭土司所隆旺吉、卸任堪布努日根等叛乱分子，俘虏堪布昌托以下1000余人（内有汉人□□分子1 2人），缴枪430余支，轻机枪9 挺，六〇炮 1 门。此次战斗前后共9天 ，我军六十五团伤亡较大，亡连长以下137名，伤排长以下122名。理塘围歼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不仅解救了被围的干部群众，而且对康南叛乱武装影响也很大，为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创造了条件。注：俘虏人数统计过少。这是在对方头领没有投降的情况下，包围了8天，交战过程中被堵回寺院。
作者有话说
第27章 血泪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