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空万里》TunaFish

16、故事与新时代

　　张知蓝离家出走未遂这一桩事倒让宋亚轩寻见了故友。那天他牵着向阳，满心焦急地四处找人，正好撞见去部队打听的刘耀文。彼时宋亚轩找孩子急切的心，倒把 “他乡遇故知” 的喜悦给冲得只剩渣渣。事后他才想起来，提了点糖果饼干，带着孩子登门道谢。

　　张知蓝一路上都在说，“西瓜伯伯家有一个漂亮叔叔，睫毛比舅舅的还长，就是不会说话。” 只是宋亚轩怎么也没有想到，张知蓝嘴里的这个不会说话的漂亮叔叔，是朱志鑫。

　　原来两人在青海省海拔三千米高的无人区里的原子弹工厂工作，寂寞艰苦的日子互相扶持着过来，朱志鑫之于宋亚轩就像严浩翔之于张真源，是兄弟、是背靠背的战友般的存在。

　　那会儿老前辈们都喜欢管朱志鑫叫小朱，因为他年纪小，又瘦斤斤的，看起来总觉得他有些可怜。

　　1967年，宋亚轩离开青海金银滩的时候，朱志鑫还精精神神好好滋滋的。走的那天小朱很担心他，怕他没有好的去处，宋亚轩还安慰他说，自己是回家了。九年过去了，宋亚轩确实是回家了。而当年腼腆不爱说话和自己一样单纯得只知道专研问题的小朱同志，却不知究竟经历了什么迫害，变成了现在这幅模样。

　　宋亚轩不敢在朱志鑫面前提以前的事情，刘耀文提点过他，说他不能受到刺激。张知蓝陪着朱志鑫玩打卡片，刘耀文把宋亚轩拉到老井边上讲了这么一桩往事。

　　1968年，也就是宋亚轩离开金银滩的第二年，□□第二次实验成功，而原本在九院理论部工作的朱志鑫同志并没有运气再一次见证奇迹。

　　那时的他被秘密接回了北京，和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姐姐一起被关押进了秦城监狱。朱家被抄家，父亲被撤职调查，自己被打为科学反动派，母亲是资产阶级的余孽……

　　其实朱志鑫根本不明白什么叫科学反动派，也不知道什么是左□□倒。他本来是一个淡泊的人，单单坐牢关押，他并不害怕，换个地方思考问题罢了。

　　只是他本能的害怕北京，因为他害怕一个人。那个人势力很大，他扳不倒；那个人变态扭曲，总是强迫他；那个人有天罗地网，纠缠着他。朱志鑫这辈子无数次的后悔，就是后悔大一那年跟刘耀文闹别扭，哪里不去，跑到北海公园去看什么金鱼。遇见了那个魔鬼。

　　那是1961年，全国还闹着饥荒，朱志鑫上大一，下半学期。

　　他从小就孤僻，只有刘耀文一个不知死活贴过来的好朋友。大学里大家都忙着学习，铆劲暗自比拼，他便更不肯轻易和谁交心了，只期盼着刘耀文的部队放假，来看他，或者给他写信。

　　那会儿刘耀文在军队里当汽车兵，开着解放牌大卡车运钢材修铁路，北京山西两边跑。人在军队里，哪有什么自由。

　　刘耀文是个性子急朋友多的，每次给朱志鑫写信啰嗦了不到两行字就被战友拉走了，况且他刚强果断不愿意诉苦，原本他想和朱志鑫分享生活的点滴，说来说去却发现全是一些风餐露宿的细节，于是大多数的信纸就被他揉了扔掉，最后，一个月能有一封就不错了。

　　朱志鑫不爱说话，心思细得不得了，他对比着隔壁床铺的宋亚轩，人家远在的广州的真源哥，一个月能有四五封信寄来，而自己一个月拿了一封，一通废话几行字。

　　还是年轻，还是少年心性，误会自己满心装着的好朋友并没有那么在乎自己，就那么轻易地，他生气了。

　　朱志鑫生气了就会找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呆着，排解心中的郁闷。周末倒了几班车，跑到北海公园的湖边坐着，面前是湖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等他醒来，身边立着个穿黑衬衣的少年，虽说是少年，却和朱志鑫这种朝气蓬勃的少年不一样。眼前的这个人，衬衣领子没扣整齐，斜挎挎的。黑眼圈很重，黑头发里夹杂着些白头发。

　　“朋友，你怎么在这睡着了？着凉了风寒感冒可不好。” 那个人声音和他说出来的话有着巨大的反差，阴冷极了。

　　虽然不应该以貌取人，但朱志鑫还是想起有四川来的同学用方言讲的：“歪戴帽子斜穿衣，绝对不是好东西。”还有 “少年白发，思想邋遢。”

　　“谢谢关心。”朱志鑫礼貌地回答。

　　“天快黑了，朋友你要去哪？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谢谢。”朱志鑫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土，转身就走，那人没有拦他。

　　后来，朱志鑫想，自己就算是走断腿走回去，也不应该因为末班车停了而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车子。

　　那个人说他叫“陈达”。那个人还说：“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是那种让男人都忍不住有遐想的漂亮？”

　　朱志鑫从来没有听道过如此直白不加掩饰的言语，气急了，争辩道：“我不是漂亮，是帅气！” 而你是猥琐。

　　陈达斜着嘴笑，又问他说：“有没有人说你楚楚可怜，真的很招人疼？”

　　朱志鑫看他笑得那么可怕，觉得自己像站在悬崖的边缘，背后一个人拿着刀捅自己，躲避不得，就要坠入深渊了。

　　朱志鑫的母亲曾经总结过：“美好的东西，好人也爱，坏人也爱。好人景行行止；而坏人不择手段。自古以来，红颜薄命，多半是因如此。”

　　他听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最终成了那个薄命的红颜，被坏人围追堵截，穷追不舍。最后差点连命都折了进去。

　　陈达家里有些背景，京城里面遍地是官，能在首都坐着红旗轿车的人，得比朱志鑫家还要高级几倍了去。哪个年代都有衣冠禽兽之辈，什么时候都不缺狼心狗肺之徒。打从那之后，这个叫陈达的人就经常来学校找朱志鑫。朱志鑫不愿意见他，他总有办法逼他不得不见。后来朱志鑫觉得在学校叫人看见影响不好，就同意在校外约定的地点见面。

　　陈达也毫不避讳自己的要求，开始只是拉一拉朱志鑫的手，后来变本加厉动手动脚。朱志鑫每次都恶心得好几天吃不进饭，回学校拿消毒液把手洗了又洗。

　　他想躲藏，装自己不在，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父在单位受批评被排挤降职，母亲在文工团排不到演出……甚至刘耀文所在的军团，都被调去了大西北的农场。朱志鑫后来不反抗了。他发现这样，除了自己，大家的日子都会好过些。

　　那才是六几年。宋亚轩看了□□犯被枪毙才没几年。就在京城，老天爷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桩无法无天的恶性流氓事件，侵蚀着朱志鑫的灵魂。他愈发沉默了，除了学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让他忘掉那些屈辱黑暗的记忆。

　　陈达知道他不愿意轻易就范，威胁他说：“你要是乖乖的就好了。逃跑了，就是十倍的惩罚，你信不信，就算天涯海角，我也能把你逮回来。” 志鑫心想，我若是能逃到天涯海角，我当然要逃，熬到老天开眼，劈死你的那一天。所以，大四那年，朱志鑫毫不犹豫地去了金银滩，他是不信的，不信自己跑到三千米高的无人区，那个人还能找到他剥了他的皮不成。

　　64年到67年，是朱志鑫成年之后难得轻松愉快的三年，这种轻松愉快是精神上的，以及□□上的。他见识了原子弹的威力，无数次地想着让这些核物质给陈达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也变成玻璃体，让他腐烂，让他灭亡，让他炸得连渣都不剩。实事证明，那个人不能把他怎么样，却可以把他家里人收拾了。

　　68年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他，没过多久就被人提了出来。

　　“还有没有王法了？”朱志鑫仰面问天。

　　“有是有，可法制还不健全。”那个人是听到了，讥笑着回答他。

　　你可等着吧，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弄死。朱志鑫这么想着。

　　68年底朱志鑫被送去北京附近的某个劳改农场。好端端地一个科研人员，研究搞不了，每天做着喂猪除草挑粪种地的活儿，馒头只有半个吃。可能是老天开眼吧，退伍回北京的刘耀文作为知青下放到了这个农场。

　　朱志鑫去了三年青海，谁也没联系，就是怕被陈达逮出来。刘耀文那几年没了朱志鑫的消息，每天担心他遇到了什么不可测的危险害了性命，也就是这提心吊胆的三年，他才觉出味来，知道朱志鑫对于自己而言意味着什么。

　　见到朱志鑫的那一刻，刘耀文眼泪就哗哗地流。顾不得别的，牢牢地把人抱怀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哥把你弄丢了。让你吃苦了。”

　　朱志鑫能再见到刘耀文心里是惊喜的。像是一寸已经干裂的土地，最终迎来了雨露；又像是在雪地里跋涉了很久，终于走进了暖和的屋子。从小到大的经历告诉他，只要刘耀文在身边，就没有人能欺负他。尽管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陈达。

　　朱志鑫一开始瞒着刘耀文陈达的事情。可是陈达三番五次来农场找朱志鑫。刘耀文不注意到都难。这个人身上有危险的气息，刘耀文警觉。朱志鑫却让他不要管，搪塞说“他只是一个朋友罢了。”

　　可是刘耀文在劳动的时候时常看见朱志鑫脖子上和手臂上奇怪的红印子。心生疑窦的他，有意无意地总是在陈达来找朱志鑫的时候，以各种借口把朱志鑫支开。陈达眯着眼睛盯着刘耀文，警告他说：“你这样是自寻死路。”

　　刘耀文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他父亲在二机部，一般人其实轻易动不了的。

　　“好啊！那看看我们谁先死。”前几年自己所在的军团莫名其妙被迁掉，他父亲还想追究个清楚，被他阻拦了。现在想起来，恐怕与眼前这个人脱不了干系。

　　1970年，朱志鑫的母亲和姐姐先后在黑龙江的劳改农场病死，父亲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枪决了。那个时候朱志鑫时常和刘耀文提起死亡的话题，比如“耀文哥，你说人自杀了，是不是都不能过奈何桥啊？” 又或者 “我死后想把骨灰撒在青海湖里。”

　　刘耀文寝食难安，日夜看着朱志鑫，就怕他寻短见。短见没遇上，倒是牵扯出陈达的那桩事。

　　1976年，甘肃酒泉某机场附近的农场。

　　“那天晚上他什么都跟我说了。包括一些细节。问我是不是唾弃他了。”刘耀文指着心口问宋亚轩，“你知道钝刀子割肉什么感觉吗？就是把你最珍视最美好的宝贝践踏给你看。你却无能为力。”

　　“我想付出所有的代价，回到60年，就算和我爹死磕我也不去当兵了，我就好好考大学，守着他。”

　　“可惜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老天爷能看得上的。我们回不去，只能一起等着未来。” 刘耀文叹了口气，“我没想到，那个时候他就疯了，崩紧了一根神经，存了同归于尽的心思。”

　　“那段时间文斗武斗闹得凶。他从农场溜走，跑去□□外面拦首长座驾，说要自首、要认罪、要检举。大概是老天开眼吧：竟还真让他给告成功了。”

　　“陈达一家子算是被他拉下了马，与同性媾和，流氓罪情节严重，陈达被判了死刑，他也坐了牢。”

　　西北边的夜晚很寒冷。宋亚轩听着故事，整个人都是瑟缩着。他没想到，在自己心无旁骛念书的时候，身边的朋友竟然遭受到的是那样的精神压迫和□□摧残。从前他觉得自己命苦，后来他发现大家的命里都有苦，只是各有各的苦法。或者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和他一样，有个真源哥。

　　刘耀文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声音都是颤抖的，窝在心里六年，怨恨没有出口，就算仇人被子弹崩了脑袋，也不够泄愤的。

　　“后来我想了点办法把他弄了出来。” 具体刘耀文也没说。什么办法？什么代价？但他风轻云淡的口吻和张真源说“想了点办法”的口吻一模一样。宋亚轩一听知道：可能是赌上了半辈子的前途，可能是舍弃了下半生的幸福。

　　“大概是压抑太久了吧！他出来之后神经就崩了，不记得事儿了，最开始我跟他说话，他整个人都没有什么反应，”刘耀文说，“后来我就想着带他来广阔一些的地方，到我开垦过的土地上来。果然离开了北京，他就好转了起来。”

　　“六年。”刘耀文说，“六年没有说过一句话。”

　　“你说志鑫他犯了什么错，老天要这么给他来一下？！”

　　“我不知道。”宋亚轩真的不知道，他也很想弄明白。

　　人世间哪有那么多道理，都是无奈罢了。

　　后来，宋亚轩时常去看望朱志鑫。小朱同志开始能说连贯的话了，有的时候会坐在拖拉机上陪刘耀文去大的基地送西瓜，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帮人称斤两，婆婆婶婶们都很喜欢来帮他忙。

　　有的时候宋亚轩会问他：“小朱同志，你开心吗？”

　　那边就灿烂地给他扯一个笑脸说：“开心啊！亚轩同志，你要吃西瓜吗？耀文收了好多在床底下，不吃都要烂掉了。”

　　也好。你要是还能感受到开心和幸福。那就是挺过去了。

　　相比于他们这些个小家庭的动荡变迁，1976年对于整个中国而言才是大事频繁的一年：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相继离世。轰轰烈烈闹了十年之久的一场运动也终于结束了。

　　1977年，高考恢复了，教师和知识分子们逐渐摆脱了桎梏，部队也终于把重点从政治肃清转向了全面强军。张真源这位飞行老兵，成了十足十的技术骨干，总算也没有被埋没了，终于被升任师长的何虎提拔了上去、成了飞行大队长。

　　而宋亚轩进入了某导弹的研发组，日子忙碌了起来。张知蓝还是很捣蛋，兄妹俩还老吵架。但这都不妨碍宋亚轩觉得日子过得好了。

　　新的时代来了，建设的风向都变了。演习变多了，张真源在部队里郁闷了十年，终于觉得有一天自己是大展了拳脚。他积极组织战术讨论，还带着大队进行实弹打靶训练。宋亚轩还总叮嘱他：“你们用的导弹炮，虽然一个就蜂窝煤那么大点，但发射的时侯你得考虑飞机和炮弹是个线性系统，动量守恒你知道吧！简单来说就是它产生的后坐力很强，这和普通的带机照相是不一样的！”

　　张真源每次听他唠叨，都很认真回他：“放心吧树立！我经验足，每次都是二十一环以上！现在全军记录还是我的！”

　　“多说说总是没错的。提高警惕！” 宋亚轩也发现自己变唠叨了，但总觉得那些话不说就不放心。是不是年纪大了？是不是老了？没有吧！还早呢。邓工说过，死的那天才是退休的那天。不是吗？

　　1979年，红鹰八号发射成功，发了三块钱的奖金，宋亚轩用一套详细的物理学笔记和领导换了一张购买手表用的表票，往兰州城里去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机械手表给张真源做四十岁的礼物。

　　张真源嘴上说着：“买这些干嘛！浪费钱！” 动作却很诚实：从那以后，直到张真源八十岁，那只表就在他手上没下来过，尽管后来他不怎么走动了，那表也跟着不走了。

　　那一天一家人还上相馆里拍了一张全家福，张真源带着机械表，笑得露出了八颗牙齿，当中两颗新补上的金獠牙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