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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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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一、《新青年》的创办及其主编□□
《新青年》(第1卷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当时,中国正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在政治上,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国家政权,进而加紧策划□□。在思想文化上,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和尊孔读经的旧文化,鼓吹复古思想,宣扬鬼神迷信,严重阻碍了人民的觉醒。现实的教训引起先进人士的深思,曾经追随辛亥革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必须首先从思想启蒙着手,广泛开展一个“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运动,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主义思想,来唤起民众。他们开始从先前热衷于旧政党政治活动转向从事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下创办起来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成为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是16开月刊,每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到1922年7月止,共出刊9卷54号。
□□(1879-1942),《新青年》的创办人、主编、主要撰稿人,字仲甫,笔名三爱、实庵、隻眼等,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又赴南京考举人,落榜。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影响,他抛弃了传统的仕宦旧途,转而走向寻求西方新学,从1901年他21岁起的五六年中,多次东渡日本求学考察,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同时,在国内外组织团体,创办报刊书社,1903年在上海协助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担任编辑。1904年在安庆(后迁芜湖)与人合作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报》半月刊,1914年,在日本东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他为报刊撰写时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激励国民的志气,克服“奴隶根性”。1915年夏,在袁世凯卖国复辟的危难时局中,□□回国即着手筹办《新青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印刷发行,作为“救国新民”的舆论基地。1918年与李大钊等合办《每周评论》。通过对这两个报刊的编撰,他成为新文化运动战线上的“总司令”、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1920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参与领导《新青年》的改组,《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和编撰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领导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并参与编撰。大革命后期,在革命实践和宣传工作中出现严重□□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29年他因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后,成立托派组织,出版托派刊物《无产者》《火花》《热潮》等,1932年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抗战爆发后获释,1942年在四川江津病故。
□□作为《新青年》的创办人和长期的主编、主持人,他主要从三个方面领导了《新青年》的发展:①制定刊物宗旨和不同阶段的办刊方针;②提出开展思想文化斗争的原则;③组织编者、作者和读者队伍。□□又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他一共撰写发表了100多篇政论、专论和杂文,通信专栏署名记者的答疑辩难文章大多是他写的。他在主持《新青年》的7年中,一次被捕入狱,两次被抄家罚款,平时还经常受到来自社会封建顽旧势力的恶毒咒骂和人身攻击,但他始终不为艰难困苦所动,坚持《新青年》的革命方向,并和读者一起前进。《新青年》成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舆论重镇,和□□的精心编撰、改革创新是分不开的。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
□□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这篇带有发刊词性质的纲领性政论,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提出六方面要求,希望青年自觉奋斗: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向读者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里,□□倡导的科学,指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学说;人权,就是包含平等、自由、民主内容在内的天赋人权说。这就打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
《新青年》第1卷影响不大,每期印数仅千份。它出满一卷后即暂告休刊。经过半年调整,1916年9月从第2卷起,□□把“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宗旨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青年的思想实际逐渐结合起来。从此,影响日益扩大。1917年初,□□受北京大学聘请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着迁到北京出版,并由个人主办发展成为一些进步教授、学者编撰的同人刊物。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开始,实行轮值主编制。主编人有□□、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主要编撰人有鲁迅、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陈大齐、张申府等。这支编撰队伍结成了包括左中右三方面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它主要的宣传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1)批判封建的旧道德,抨击尊孔复辟逆流,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道德新思想。1916年9月,鼓吹尊孔、复古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向北洋军阀政府上书,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载入《宪法》。□□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等,并在《通信》栏对尊孔言论“词而辟之”,阐释批孔的必要性。他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打着尊孔旗号的活生生的事实立论指出,在已经挂着民国招牌的今天,“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大力阐述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观念,把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和政治上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结合起来进行宣传。他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大声疾呼:“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段话集中地反映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坚定意志,也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虽然他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这种民主主义的宣传,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人民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李大钊是《新青年》团体中和□□并肩战斗的一员猛将。1916年,他从日本寄给《新青年》第一篇稿件《青春》,满怀爱国热情地号召青年“冲破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把白首中华改变为青春中华而努力。1916年4月回国后,担任《新青年》特约撰稿人,1918年初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他又在《新青年》上写了《今》《新的!旧的!》等文章,反对颂古非今和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反对尊孔复辟。同时,他在《甲寅》上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将孔教写入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声”,指出了历代封建帝王利用孔子为偶像来巩固其专制政治的目的。鲁迅从1918年应邀开始为《新青年》撰稿,并参加编辑工作,是《新青年》团体中的又一员猛将。他给《新青年》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首次署名鲁迅),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成为不朽的篇章。他还用“唐俟”“俟”的笔名接连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小说、杂文,共50多篇,鞭挞封建主义,痛斥尊孔复辟势力,鼓舞青年投身反封建斗争。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易白沙在《新青年》第1卷第6号上发表长篇政论《孔子平议》,是该刊的第一篇批孔文章。另一主要撰稿人吴虞写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多篇文章,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内在联系。他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青年》的上述大量文章和读者通信栏关于“孔教”的辩难,汇成了“打倒孔家店”的强烈的社会舆论。
(2)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当时封建统治者利用一些组织和报刊宣扬鬼神迷信,攻击新文化运动,巩固其反动统治。上海“灵学会”出版《灵学丛刊》,公然宣扬“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痛斥所谓“灵学”,从多方面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进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宣传,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中针锋相对地指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新青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不多,更重要的是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黑暗愚昧现象。□□撰写《偶像破坏论》,提出要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这种科学的精神,显然和政治上、道德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精神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3)发起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1917年初,《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紧接着□□在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的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学。胡适(1891-1962)是《新青年》倡导新文学和白话文的主将之一,中国现代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6年,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译著,和□□通信交往。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继提出文学改良几点意见后,又写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要是大力提倡白话文。他首先在《新青年》上用白话文写诗,1920年汇集所写诗作出版《尝试集》,曾被称为“白话圣人”。
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并在该刊《随感录》栏发表了20多篇杂文。鲁迅的白话文学作品,树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使文学创作与反封建主义斗争紧密结合,“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是《新青年》文学革命战线中的前卫者,他们赞同□□“以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多次给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以有力的回击,其中一次是以“双簧戏”的形式进行的。1918年初,《新青年》第4卷第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题下发表了著名的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一封是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辑部反对文学革命的来信,一封是刘半农写的万余言反驳书《致王敬轩信》,逐条批驳王的论点,具体论述文学革命的必要性。事实上并没有王敬轩这个人。那封来信是《新青年》编辑部汇集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论点,由钱玄同化名执笔编写的。这两封信的辩驳,推动了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大量译载介绍世界近现代文学名著。先后译介有俄、法、英、德、日、挪威、美、丹麦、印度等20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作家的作品。第4卷第6号出版《易卜生专号)。同时,对“彻底暴露人生”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理论进行了探讨,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滋养,也为反封建文化思想提供了武器。
《新青年》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宣传,好似春雷初动,惊醒了一代青年。读者纷纷来信,赞扬《新青年》在“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能够“独排众议,力挽狂澜”.把《新青年》看做是“明灯黑室”“空谷足音”,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广大青年推崇□□是“思想界的明星”。1917年,《新青年》最高销数每期达15000份。1919年又再版第1-5卷,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封建顽固势力把新青年》看成是洪水猛兽,大肆诬蔑它、攻击它,严禁青年学生阅读,甚至借助军阀政权的力量诬陷迫害□□。1919 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了□□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理直气壮地向社会宣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因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文章结尾说:为了宣扬倡导民主与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坚持反封建文化运动的战斗宣言,也是《新青年》前期思想宣传的基本总结。
新文化运动前期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缺点,正如毛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指出的:“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总的来说,《新青年》前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但是它唤醒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三、李大钊揭开《新青年》宣传马主义的新页
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主义的真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首先揭开了我国
报刊宣传马主义的新页。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笔名明明、冥冥、孤松、猎夫等,河北乐亭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马主义的卓越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活动的先驱。五四时期,他曾广泛从事报刊活动,撰写大量政论。1913年,在天津他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的《言治》月刊的编辑。1916年春,在日本,他主编出版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创刊号,并为《甲寅》月刊、《新青年》写稿。同年回国后到五四运动期间,除积极参与《新青年》编撰工作,与□□等创办《每周评论》外,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月刊编辑、《少年中国》杂志编辑主任、还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刊物《国民》杂志社导师和《新潮》杂志社顾问、指导北京《晨报》副刊改革。1920年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劳动音》周刊。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指导创办《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周刊、《国民新报》等报刊,并为《新青年》季刊、《向导》周报、北京《晨报》等报刊撰稿。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牺牲。
1918年,正当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阴谋把我国拉进帝国主义反苏干涉战争中去的时候,李大钊在报刊上接连发表了几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言治》季刊)、《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年11月《新青年》)、《新纪元》(1919年1月1日《每周评论》)等。这些文章,歌颂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克时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十月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鼓舞黑暗中国的读者,不要为俄国革命后“一时之乱象”而悲观,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从十月革命中看到新希望。
五四运动前夕,他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研究》专号,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主义观》,系统简明地介绍了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向读者推荐马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李大钊是《新青年》编辑部中接受并宣传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新阶段。
在国内外时局发展,新思潮迅速传播的形势下,《新青年》日益倾向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夕开始改变怀疑观望态度转而同情十月革命,谈论社会主义。1919年9月他出狱后,12月为《新青年》第7卷1号写的《本志宣言》一文强调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这就把批判的矛头初步地指向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1920年2月,□□由北京出走到已是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上海,《新青年》从第7卷第4号起由他在上海主编出版。他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过程中,把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这是《新青年》宣传马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集合点”。这期专号的篇幅多达360多页,比平时扩大一倍以上。它发表了□□的《劳动者的觉悟》、李大钊的《MayDay运动史》和大量全国各地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及材料(包括数十幅照片),揭露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广大劳工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有相当部分是《新青年》的记者和各地进步学生团体深入工人群众调查得来的,还有几篇就是工人自己写的稿子和题词。这表明《新青年》同人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向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促使《新青年》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这为《新青年》后期转变为社会主义刊物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五四运动前后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每周评论》的创办和五四运动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日益关注国内外时事,对即将召开的关系中国权益的巴黎和会、对涉及国家前途的南北和会尤为关注。这就迫切要求报刊加强时事政治的报道和评论。□□、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决定另外创办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纸《每周评论》。它和《新青年》相互配合补充,《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重在批评事实”。两者共同“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把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共出刊37期。前25期由□□负责主编,他和李大钊都是主要撰稿人,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倾向社会主义。但从第26期起,因□□被捕,李大钊出走,在胡适接手主持下,它改变了革命的政治方向,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刊物。
《每周评论》大力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时事报道评述。□□在发刊词中笼统地提出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他著文指斥中国的政治是军阀们的督军团和外国驻华使节的外交团互相勾结压迫人民的“两团政治”。《每周评论》揭露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编练“国防军”,准备进行内战,武力统一中国的新阴谋,并讽之为“家防军”。它还揭露了在上海召开的所谓南北和会上军阀间争权夺利的真面目。但是,创刊初期,□□在文章中又流露出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对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抱着怀疑、观望甚至非难的态度。后来,随着巴黎和会的进展,帝国主义侵略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每周评论》逐渐改变了这种错误观点,转而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十月革命。
《每周评论》配合《新青年》,支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斗争。第12号全文刊出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的影射小说《荆生》,加按语指出:它是“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新文□□动。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 一文,正告顽旧势力:中国觉醒的青年断不怕荆生一类压制思想的“伟丈夫”的摧残!
《每周评论》不仅政治思想内容丰富,议论精辟,而且在报纸类型上也是一种创新。这张4开4版的小型报纸,栏目新颖多样,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 等。除正张外,有时还抓住重大事件,增出“特别附录”一张,随报赠送。如《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新潮》杂志评介称赞《每周评论》说:“读它的人可用最廉的代价最经济的时间,知道世界上最新最要的事件。”在《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当时全国各地曾相继出版了一批和它相类似的时事评述性周报,如湖南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浙江的《钱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新闻界大力报道评论,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上空前一致,对推动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始举行,国内报刊连续进行报道。4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社、北京晨报社等83家新闻单位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呼吁新闻界消除党派歧见,结合群力,以期能做到“外为和会专使之后盾,内作南北代表之指导”。5月2日,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群情激愤。3日晚上,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学生社团得知北洋政府拟让代表团屈辱签约的消息,连夜召开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大会,《京报》社长、名记者邵飘萍在会上讲演,鼓动学生“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会议议决次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抗议卖国外交。第二天,伟大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5月5日,北京《晨报》突出报道“五四”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示威的消息,刊发学生散发的传单、标语和外交委员会会长等向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学生的呈文,并配发社论《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京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全力报道声援。一向保守的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大公报》、北京《益世报》等均作醒目报道,一致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迅速传播了中国人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呼声。全国报界联合会通令全国报纸拒登日商广告,显示报界一致对外的爱国立场。
在众多的报刊中,《每周评论》对于五四运动的报道,尤其起了舆论先导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夕,□□著文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要想求得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他还把威尔逊讽称为“威大炮”。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对运动作了连续系统的报道,及时评论,给予支持与引导。运动发生当天出版的第20号一版《国内大事述评)栏,一面报道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狡诈态度,一面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对于山东问题,不要坚持到底”的消息,吁请读者注意“卖国贼”的阴谋诡计。从5月11日出版的第21号起,一连5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有时还增出专页,详细报道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发表评论,引导群众斗争。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信誓”,号召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到底。□□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他以现实的教训为例说明:“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去做,你把他们怎样?”《每周评论》第一次把这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称为“五四运动”,赞扬它是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创举”。它第一次提出学习“五四运动”的精神,即在关系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的“学生牺牲、社会制裁和民族自决”的精神。
在五四运动中,围绕着如何对待群众爱国运动这一重大问题,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报刊阵容。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报刊,它们为反对和镇压群众运动制造舆论;另一方面是以《每周评论》为首的各种民主报刊结成的无形的反帝反封建的报刊统一战线,它们为运动呐喊助威,进而引导运动深入发展。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公然诬蔑五四运动“胁迫治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的《公言报》攻击五四运动是“铲伦常,覆孔孟”的“恶果”。封建顽旧势力中有人主张把“学生事件交付法庭办理”,要学生自首“去遵服判罪”。这类满含杀机的言论,引起了《每周评论》等报刊的强烈反应。《每周评论》出版特别附录专页《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转载选录了《晨报》《国民公报》《益世报》等报纸的9篇评论,集中批驳法律制裁的谬论,赞扬学生运动,指出学生风潮出于爱国心,光明磊落,青岛事件为全国人民所注目,学生运动得到各方舆论之同情。这些评论还警告反动当局:如果违反公意,滥用法律制裁,必将酿成全国罢市罢工的更激烈的风潮。这种做法,团结了进步舆论,孤立了反动舆论,给五四运动以有力的支持。
为了充分报道五四运动,《每周评论》等报刊还进行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五四运动刚刚开始,北洋政府即接受日本方面严加取缔中国报纸刊登反日文字的照会,由京师警察总监派员检阅监视《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五四”后的十几天中,京师警察厅以违反《出版法》为口实,接连查禁《五七日刊》《平民周报》《爱国周刊》等进步报刊。上海租界当局亦先后查禁《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李大钊在《每周评论》《新青年》上接连发表《查禁“妨害治安”的集会出版之经过》《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报道评论,予以揭露。6月11日,□□因散发传单被捕,北京北河沿箭杆胡同陈的住宅(即《新青年》编局部)被军警搜查。全国报刊纷纷声援,上海《民国日报》指出:陈之被捕,益世报之被封,皆北廷最近之文字狱。”全国各地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谴责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要求外交公开及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二、宣传新思潮的报刊蓬勃发展
五四运动后,适应群众政治斗争蓬勃开展的需要,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一年之内这类新出版的报刊就达400种之多。著名的有瞿秋白等编辑的《新社会》旬刊、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孙中山指导国民党在上海办的《星期评论》、恽代英主编的武汉《学生周刊》,等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毛主编的
《湘江评论》和周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于长沙,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毛主编。五四运动前,毛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深受《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1918年4月,他和蔡和森等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新民学会,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同年秋,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馆员,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进一步受到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人李大钊、□□等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毛领导学生投入运动,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报刊,大力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湘江评论》是一张4开4版的小型周报,以述评为主,把时事报道和评论相结合。从形式到内容,丰富多彩,引人注目。毛署名发表的政论、述评、杂文将近40篇。他精心编辑这张报纸,新闻、评论全部用白话文写作。把传播、研究、施行世界革命的新思潮作为根本任务,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鼓动,是《湘江评论》最突出的特点。它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对世界革命的影响,指出中国五四运动也是在十月革命感召下发生的;揭露巴黎和会的分赃实质,斥责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头子们都是“一类的强盗”,指出他们“满嘴的平等正义”,实际上都是欺骗人民的“鬼话”;抨击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有力地鞭挞了尊孔复辟的逆流。毛写的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连载第2~4号)分析总结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阐述“民众大联合”的策略思想和主张,这反映了毛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当时,上海、北京、成都、浙江的一些报刊对于《民众的大联合》-文相继全文转载或推荐。
《湘江评论》的宣传曾把无政府主义当做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派别,错误地加以赞扬。但是总的说,它在当时的民主主义报刊中是具有特色的。创刊号印数2000份,当即销售一空。从第2期起每期印5000份。除湖南外,上海、北京、武汉、广东、四川等地都有它的读者。李大钊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读者把它比做是“湘江的怒吼”。反动势力攻击它是“异端邪说”。1919年8月上旬,该刊第5号正在付印时,就遭到了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武力查封。之后,毛接编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刊,从第7期起全面革新,提出4条宗旨:“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被称为“《湘江评论》的化身”。他在领导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第二次到北京,组织了“平国通讯社”,自任社长,向北京、上海、汉口等城市报刊供商。他还指导新民学会会员掌握的《湖南通俗报》的出版,担任长抄(大公报》馆外撰述员,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充分利用舆论工具,捐露制度,传播新思潮,对于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推动作用。青年毛在新民学会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7月21日创刊,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周主编,五四运动前,1913-1917年,周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关心国家大事,组织学生社团“敬业乐群会”,主编会刊《敬业》杂志,担任南开学校校刊《校风》的纪事类主任和总经理。他认为校刊是“千人喉舌”,通过报刊舆论团结同学,宣扬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主义。1917年6月,中学结业后,他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爆发,他立即回国投身群众爱国运动,负责筹办并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把这张报纸办成了出色的民主主义报刊,并成为五四运动革命风暴中的战斗号角。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对开大张日报,(后来改为三日刊),有时还发行号外,以评述为重点。周撰写了许多评论(笔名“飞飞”),议论精辟,文笔犀利,富有战斗性。他为创刊号写了题为《革新,革心》的社论,阐述了革命者既要改造社会,又要在这一斗争中自觉地改造自己思想的正确主张。周用“飞飞”署名写的时评《黑暗势力》,矛头直指镇压学生运动的卖国政府及其后台日本帝国主义,大声疾呼:“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面对来势汹汹的黑暗势力,他鼓励人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他还提出,反对暴虐的军阀政府,“不能单用请愿、上书、发言之类的办法”,而要广泛发动组织各界群众起来罢工、罢市、罢课,依靠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求得中国”根本的改造”该报以大量篇幅报道学生运动,工人罢工斗争,并派出“特派员”专程赴山东采访,还发行号外支持山东学生群众代表赴京请愿。
广大读者称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天津的“新曙光”,评价它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它除在天津发行外,还行销北京、上海、南京等许多地方,平时每日销数4000多份,最高日销达1万份以上。北洋军阀政府暗中监视它,出版仅2个多月后,9月22日就被反动当局加以“妨害公共安宁秩序”的罪名查封。后来,当局又千方百计阻挠该报复刊,不予办理复刊“立案”手续,警告印刷局不许承印学生印刷物。经过反复斗争,10月7日复刊改出三日刊。周为复刊号写了《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表示不论反动当局如何阻挠迫害,本报“天天在奋斗里讨生活”,今后仍将继续传播学生奋斗的消息,拿出全力同反动派奋斗。该报第100期特地取名“奋斗号”。直至1920年初停刊,共出刊100多期。
周在五四时期已有办报经验。他重视报刊的舆论作用,曾说:“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他还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中心,组成有天津各校学生报刊参加的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其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造成强有力之言论机关,以指导社会,监督政府及会外各言论机关”。该会每月定期开会,研究形势和对策,统一战斗步伐,从而加强了学生报刊的团结,推动天津舆论界走向进步。1919年9月,周团结天津进步青年组成觉悟社,曾主编出版社刊《觉悟》月刊(只出了1期)。
第三节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一、《新青年》改组和《共产党》创刊
五四运动后,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社会主义。在共卢国际帮助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1920年8月,首无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接着,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追切需要有自己阶级的新闻舆论工具来传播马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于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免运而生。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新青年》改组的主要标志:一是组织领导方面,编辑部虽然由□□继续主持,但这时□□已经由激进民主主义立场转换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并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等也加入了编辑部,成为编撰骨干。在印刷发行上,解除原来和上海群益书店的关系,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刷发行。这就从组织上、经济上加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对《新青年》的领导,二是编排形式和宣传内容方面的明显变化,从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的封面正中绘制了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据沈雁冰回忆说,这一设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同时,从这一号起,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出至第9卷第3号止,共发表36篇文章,绝大部分译自美、英、法、日等报刊所载有关苏俄的情况,各方面的政策,关于列宁生平及其著作的介绍和资料,其中注明译自纽约进步刊物《苏俄》周报的最多。这一专栏的设置,为读者了解马主义和俄国革命提供了丰富材料,起了树立旗帜的作用。在言论上,改组后的《新青年》,刷新论说、通信、随感录等栏目,用社会主义、马主义的思想政治方向来引导读者。□□在《谈政治》一文中,抛弃了先前崇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治,转而拥护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改组后的《新青年》,仍然保持原来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面貌,与在北京的编者作者保持联系,照旧采用他们的来稿。这样,既争取了原有民主主义作者读者逐步跟上来,同时也避免打出纯粹的马主义的旗号面招来反动当局的注目。尽管如此,还是受到了胡适的反对。1920年底至1921年初,他写信给□□,指责改组后的《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提出要《新青年》迁回北京编辑出版,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他还在北京同人中散布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还寄明信片给陈望道,反对“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胡适这一把《新青年》北迁置于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控制之下的图谋,受到了□□、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没有得逞。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改组后的《新青年》,向广大读者进行了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马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励、团结一代新人走向马主义的道路,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共产党》月刊,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的半公开理论机关刊物。16开本,每期约50页。不标明编辑、印刷、发行地址,但每期在《新青年》上刊出广告启事和要目,假称在广州发售。实际上编辑部就设在上海法租界辅德里625号,即主编李达仅有6平米的住所中。作者多为上海发起组成员,如□□(TS)、沈雁冰(P.Y)、李达(江春、胡炎)等,全用化名写作。创刊号□□执笔的《短言》(相当于社)表达了上海发起组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心思想。《共产党》月刊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宣传有关共产党建设的知识,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文献资料,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著作。(2)论述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的纲领策略,论证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批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反马主义思潮。(3)向工农兵群众宣传马主义、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它刊登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的历史》《社会革命商榷》等资料和文章,发表了《告中国的农民》《告劳兵农》等富有鼓动性的呼吁书。《共产党》月刊至1921年7月止共出6期,每期发行5000份,它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党的基本知识的必读教材,酝酿建党的重要纽带。毛称赞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①改组后的《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坚持传播马主义,继进行反对实用主义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之后,又开展了反对伪社会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两次思想论战。《新青年》第8卷第4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第9卷第4号的《讨论无政府主义》两个专辑,为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消除了思想障碍。
1920年7月,共产国际工作组和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创办“中俄通讯社”(后来简称“华俄社”),由共产国际来华小组成员兼翻译杨明斋(后为上海发起组成员)主持,向《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等供给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情况的稿件,同时,选择北京、上海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用电讯形式发往莫斯科。这个通讯社在大革命时期仍在活动。
二、第一批工人报刊的创办
1920年下半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劳动与妇女》等刊物,这是我国第一批以马主义为指导,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报刊。
《劳动界》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8月15日创办的,32开本周刊,每期16页,1921年1月23日停刊,共出24期。□□、李汉俊负责编撰,新青年社发行。该刊的宗旨是“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它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工人介绍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它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为榜样,鼓动工人联合起来,结成团体,为改变受压迫的地位团结斗争。它报道国内外工人运动情况,尤其是国内各地工人成立工会,开展罢工斗争的消息,促进工人的觉醒。军阀政府以“煽惑劳工,主张过激”的罪名查禁它,密令“缉拿惩办”编辑出版人。
《劳动音》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的周刊,版式与《劳动界》相同,1920年12月5日出至第5期停刊,每期销数达2000份。主要编辑人有邓中夏(笔名“心美”)、罗章龙等。它着重反映工人受压迫的悲惨生活,详细报道唐山煤矿瓦斯爆炸五六百工人死难的惨案、南京万余机织工人捣毁省议会的斗争,发表评论,给予支持,并指导工人正确的斗争方法和途径。被查禁后它曾改名《仁声》,又继续出版了几个月。
《劳动者》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0月3日创办的,1921年1月2日停刊,共出8期。它向工人宣传只有组织起来,推翻现存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到解放。它以《劳动歌》为题最早译载了《国际歌》歌词。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刊物编辑的影响,该刊存在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倾向。
《劳动界》等刊物,被工人们看做是自己的“喉舌”,工人解放的“明星”。它们出版的背景、基础、宣传宗旨、读者对象、编排版式基本相同,当时被称为兄弟刊。它们的出版表明:马主义的传播开始和工人运动结合,是先进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
三、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产生的历史条件及特点
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报刊、通讯社宣告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后,我国无产阶级自觉地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发起组成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就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思想旗帜、编者作者队伍和组织领导力量等必要条件。
我国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吸收了国际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经验,批判地继承了民主主义新闻事业的革命精神和工作经验,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注重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由此开端。
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在共产党发起组或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创办的。它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并使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筹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改组后的《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的宣传实践就是证明。它们公开申明自己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说话的。《劳动界》表示,要努力成为“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劳动音》创刊词宣称,要“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为他们提供阶级斗争的工具。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它们初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观察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劳动音》一创刊就明确指出:“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运动,结果只是空谈。”《劳动界》等工人报刊紧密联系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实际,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取得了良好效果,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范例。
注意联系群众,并在工人中进行组织活动。改组后的《新青年》,成立了新青年社,作为联系工人群众的公开机关。它帮助工商友谊会(店员组织)创办了《伙友》周刊,扩大了《新青年》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劳动界》用大号字刊出启事:“本报欢迎工人投稿”,发表了许多工人写来的文章和通讯,依靠群众办报。《劳动界》还帮助发起和建立了机器、印刷等工会,指导这些工会出版了《机器工人》《友世画报》等工人报刊。改组后的《新青年》,从第8卷第4号起增设了《编辑室札记》专栏,加强编者和读者的联系,听取读者批评,改进工作。
第四节新闻事业的重大改革
一、自由讨论风气的出现与政论的发展
《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的报刊,冲破封建统治的桎梏、促成了思想解放,形成自由讨论的民主风气,使报刊成为百家争鸣的园地。《新青年》设置了《通信》《读者论坛》《讨论》《书报介绍》等专栏,联系作者和读者,开展自由讨论,进行不同观点的交流与辨析,从中引发了打倒孔家店、掀起文学革命、破除鬼神迷信等重大问题的讨论,促成了思想大解放。《新青年》编者崇尚“讨论学理之自由”,坚信“真理愈辩愈明”。他们对待讨论中的不同意见,一般采取了民主平等的态度。在《新青年》倡导下,五四时期报刊呈现出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次思想大论战等,通过先进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交锋辩驳,使真理战胜了谬误。《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在进行学理思想讨论中,把不同观点的文章全文或摘要同时编发,让读者比较、讨论。这种做法,使报刊充分发挥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可以帮助读者明辨是非。
报刊政论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丰富。《新青年》发表大量批判旧思想文化、批判尊孔复辟的文章,有力地动摇了封建统治。《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以评论为主,采用述评这种政论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形式,夹叙夹议,及时评论国内外大事,在宣传斗争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发表的短小锋利的时评,又称杂文,是一种“匕首”“投枪”式的评论文体,后来逐渐成为报刊上的一种常用文体。此外,报刊上还广泛采用了社论、专论、代论、来论、外论等多种形式,丰富了政治思想评论,打破了民国以来报刊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充分发挥了报刊政论的战斗作用。
二、倡导新文风
《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我国报刊文风一新。新文化运动前,我国报刊文字绝大多数是文言文,戊戌维新前后,曾经出现过少量白话文报刊。但是当时用白话文写作,只是出于通俗宣传维新变法思潮的需要,中上层社会中一般还是把白话文看做俯就平民,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粗俗文体。《新青年》出版前后,报刊、教科书、应用文仍然几乎全部是用文言文写作。《新青年》的第1卷全部是文言文。从第2卷开始,有了胡适用白话翻译的小说和他写的白话诗。第3卷第6号《通信》栏中钱玄同提出:“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他建议该刊同人从此以后,不论是写论文,还是通信,"一概用白话”。这样,从第4卷起,白话文迅速增多,到第6卷几乎完全采用白话文了。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中涌现的数百种报刊纷纷采用白话文,如《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一些全用文言的大报,如《国民公报》《晨报》《东方杂志》等也开始部分采用白话文,有的办了白话文副刊,有的出现了白话文的短评、通讯,还有的在一部分消息和社论中也采用白话文。在推广白话文的同时,《新青年》还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过去报刊上的文字,既不分段落,也不加标点,只在句读处加圈,或者用空一格的办法表示句读。《新青年》突破陈规,从第4卷起带头采用标点符号,第7卷第1号公布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统一所用标点符号共计13种。后来,许多报刊也相继采用。
《新青年》进行这些改革时,经历了一番和封建旧势力的斗争。鲁迅把这比做打了一场“大仗”。他在《新青年》的《随感录》栏撰文,怒斥那些反对白话文的旧文人是“现在的屠杀者”。读者投书《新青年》,提出报刊横排的主张。
三、新闻业务的改进
加强记者队伍的建设,重视直接采访,迅速报道,国内外消息、通讯比重增加,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新闻作品。一些报刊聘设特派记者,开辟国内外新闻来源。邵飘萍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采写大量独家新闻和北京通讯,为人称道。1918年12月,《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胡政之与出席巴黎和会的政府代表团部分随员一起赴法国,为该报发回一批专电、通讯,是采访巴黎和会消息的唯一的中国职业记者。五四运动后,许多青年到欧洲各国留学,一些报刊在这些留学生中发展了国外兼职通讯员、特派员,从而丰富了报刊的国际新闻通讯。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筹经费,向美、英、法、德、俄等欧美5国一次派出7名特派员。其中派往俄国的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3人,于1920年10月离京,次年1月到莫斯科,成为我国采访报道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实际情况的第一批新闻记者。
瞿秋白(1899-1935),原名双,报刊上常用笔名有巨缘、屈维它、维摩、狄康等,江苏常州人。1917年9月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1月,他和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并日益倾向社会主义,向往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他坚持在苏联采访活动两年,辛勤采写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数十篇新闻、通讯,除去邮局寄失的十多篇外,发表在两报上的有50多篇,他还写了著名散文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瞿秋白的作品如实地、深刻地报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状况,增进了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了解,在一代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瞿秋白在苏俄期间,于1922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8月脱离了与《晨报》《时事新报》的关系,因而,瞿秋白又是我国最早的无产阶级新闻记者。1923年回国后,他成为中共□□人之一,中共早期新闻事业的缔造人。他先后主编《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报和《热血日报》。1927年10月主编《布尔塞维克》杂志。30年代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指导《文艺新闻》的出版和中国左翼记者联盟的成立。1934年主编《红色中华)报。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遇难。
□□采写的旅欧通信,为这个时期报纸的国际新闻通讯增添了光彩。他1920年11月动身到法国勤工俭学,开展革命活动。他应天津《益世报》邀请,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为它撰写海外通信,从1921年2月到1922年2月的一整年中,□□连续在《益世报》上发表56篇通信,深刻反映了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旅欧华人的斗争和中国留学生的艰苦生活。
四、副刊和杂志的革新
“五四”以前,我国报纸副刊一般多是消闲性的读物,多数格调不高,不少副刊还充斥着低级趣味、黄色的内容,实际上起着麻痹甚至毒害读者思想的精神鸦片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报纸副刊发生了突破性的革新,出现了影响较大的4大著名副刊。
北京《晨报》的副刊。《晨报》原来的第7版具有副刊性质,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从1919年2月7日起对这一版进行改革,主要是增加了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马研究》等栏目,刷新了原有的《译丛》等栏,李大钊为它撰写了《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数十篇文章,并指导它出版了1919年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使第7版变成为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新园地。1921年10月12日起,第7版改成4开4版的单张出版,刊名《晨报副镌》,每日一张,每月合订一册,由孙伏园主编,鲁迅撰稿支持。《阿Q正传》(署名巴人)就是在《晨报副镌》上连续刊载的。这一副刊在思想文艺界有着广泛影响,为发展新文学作出了贡献。
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1919年6月16日起,该报取消了《民国闲话》和《民国小说》两个副刊,另办《觉悟》副刊,邵力子主编。1920年5月20日起改出8开4页单张,随报赠送,后每月汇成一册,单独发行。它大力宣传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并开始介绍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它的成员邵力子、陈望道等继续主持《觉悟》的编撰,使这个副刊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阵地。1925年12月,《民国日报》被国民党□□掌握后,《觉悟》失去了进步作用。
《京报副刊》,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1926年4月下旬,随着邵飘萍被捕杀、《京报》被封而停刊,共出版477期。该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支持群众爱国运动,提倡新文它的经常撰稿人。化,曾与“甲寅派”“现代评论派”展开论争,影响广泛。鲁迅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1918年3月4日创刊,初为周刊,周二、三日刊,1919年12月起每日发刊,由不足版,扩为2版,1922年改出4开4版。初由张东荪主编,后继主编有俞颂华、宗白华等。除主要介绍资产阶级学术文化外,曾刊登过讨论社会主义的征文,李大钊、陈望道的文章和郭沫若早期的诗作,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介绍新刊》一栏刊发了一批各地新办刊物的发刊词和目录。后来该刊向右转,脱离进步文化潮流。
五四时期的进步副刊办得很有特色。它们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潮,刊登短小政论和犀利杂文,联系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实际,“论时事,砭锢弊”,爱憎分明。它们强调文化娱乐性,介绍新文学,发表大量新诗、散文、短篇小说、知识小品等文艺作品,供给读者精神享受。它们注重知识性,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各类稿件兼收并蓄,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短小生动,很吸引人。它们的成就为办好我国报纸的副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这一时期研究学术文化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杂志也普遍进行了革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从1920年1月第17卷1号起由月刊改为半月刊,1921年起调整编辑方向和内容,分类编排,在保留原有“以记述国内外大事为主要职志”的资料性的基础上,增加评论和学术文艺内容,以适应新潮流。刷新后的固定栏目设置有《评论》(后改为《时事述评》)、《世界新潮》、《科学杂俎》、《读者论坛》、《文苑》(后改为《新思想与新文艺》)、《时论介绍》、《最录》、《参考资料》、《时事日志》等,还先后设有《海外通讯》《社会调查》《名著研究》《编辑室杂话》等栏目。销数达万余份。自称是“现代政治史上重要史料”。1923年春,为纪念该刊创刊20周年,由主要编撰人胡愈之负责编辑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库》,共计82种,100册,选集了该刊20年来的重要文稿和资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也进行了刷新。
五、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一直活动到1920年12月。该会的创办标志着我国将新闻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开端,也是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推选兼任会长。学会聘有两名导师:一是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学会副会长徐宝璜;一是《京报》社长、名记者邵飘萍。该会的宗旨是:“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人。1912年赴美国留学,学习经济和新闻学。1916年回国,任北京《晨报》编辑、北京大学教授。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成立,他任教授,后任系主任。他讲授新闻学概论基本知识,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他为学会讲课写的讲义《新闻学大意》(后来改名《新闻学》)于1919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名义出版,是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邵飘萍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他们为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3期《新闻周刊》,它是我国早期采用横排的报纸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业务刊物。学会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优秀人才。当时,毛正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探求革命真理,他参加新闻学会,并取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他一生重视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和学会给予的良好的熏陶是密不可分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有些会员,如高君宇、罗章龙等,后来都曾担任中共早期报刊《劳动音》、《向导》周报、《工人周刊》、劳动通讯社等的出色记者和编辑。
学习思考题
1.《新青年》是怎样创办的?它对新文化运动有何贡献?□□、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在《新青年》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
有什么特色?它的后期有何变化?2.《每周评论》对于五四运动起了什么作用?它的报道和评论
报刊活动的?有何贡献?
3.李大钊、毛、周、瞿秋白在五四时期是怎样从事
哪些是具有代表性的刊物?其特点是什么?4.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中
5.五四时期我国新闻事业的重大改革表现在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