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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州城今天早上路过喻家大宅的人们,可能都会奇怪:为什么会有一个蓝布衣裤的年轻人从清晨开始就一直站在废弃的喻家大宅门口不走?
      那天晚上,当我爬上那艘货轮的时候,并不知道它的目的地是我阔别六年的故乡。当我下了船,发现映入眼帘的竟是那个熟悉的苏中小城时,有种莫名的欣喜涌上心头。是不是每一个游子在失意的时候,最先想到的,都是故乡?
      现在,我站在喻家大宅的门前,古老厚重的宅门,仿佛记录着喻家累世公卿的显赫,但同时也见证了这个家族从奢华淫靡走向衰败没落的整个过程。抬起头,红檐下的牌匾上斗大的“喻府”二字已落满了灰尘,朝阳透过晨雾映照着斑驳的朱漆大门,不过短短六年,喻家竟败落如斯。
      四一二事变后,孙传芳趁革命阵营内部分裂之机,纠集直鲁军阀疯狂反扑,蒋校长下令所部各军分路渡江进行“第二期北伐”。北伐军与孙传芳余部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激战,最终于去年九月胜利渡过长江。孙传芳丢下部队,登上小艇逃走,仅以身免。其部下四五万人,包括高级军官数十人,全部被俘。喻家权势的靠山——在孙部中任师、旅长的喻太太(也就是我的二婶)的父兄,也在此役中一死两俘。早些时候,喻家少爷喻振明在外做生意,被骗去了大笔货款,为了翻本,又进了赌场,最后连田契都偷来输了个干净。喻振明为了躲债,连夜逃走,不知去向。喻老爷怒急攻心,就此一命呜呼。几下里夹击,一向精明干练的喻太太也变得痴痴傻傻。树倒猢狲散,大厦的倾覆,几乎就在一夜之间。
      门终于缓缓的开了,由内走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迈着蹒跚的步子。他在脚下垫了一个高高的长条凳,伸出颤巍巍的手去拆卸红檐的牌匾。喻家老宅已经充公,将被改建为国民革命军在通州驻军的司令部。我上前扶住了那老人,他低下头,有些诧异的看了看我,一直阴沉着的爬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认出他是管家老李,可他却不再认识我。
      六年前,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一无所有;六年后,当我再回到这里,仍然是孑然一身。
      我也冲他笑了笑,等到那匾额终于落了地,我转过身去,渐行渐远,身后的老宅慢慢消失在薄薄的晨雾之中。

      路过集市,小贩们的吆喝声在耳边响起。香气腾腾的早点刺激了我的胃,可摸摸口袋,才发现身无分文。离开上海的那夜,我把自己那笔不算小的积蓄全送给了黄大伯父子。我想他们应该比我更需要这笔钱,却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人总是要到失去的时候才明白拥有时的珍贵。辉生如是,辞修亦如是。
      我也曾经意气风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把自己弄得如此狼狈?
      “参加国民革命,统一中国!”似乎言犹在耳,却已离我遥不可及。
      集市的尽头,有一个国民革命军的征兵站。两张横条桌前,围拢着几个青年。突然想起那年报考黄埔军校时的情景,我不由自主的走了过去。
      分开人群,负责的征兵的军官用怀疑目光看了看我,问道:“你也报名参军?有什么特长?”
      我淡淡回答:“除了副官,什么都行。”

      其实,我无意再为蒋校长卖命,所以到最后只作了一个后勤兵。我只想完成辉生最后的心愿:用我的眼替他见证中国的统一。

      二期北伐出乎意料的顺利,当我跟随北伐军攻入北京这座千年帝都的时候,距离我在通州参军仅仅只过了不到两个月。直系军阀大头目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匆忙逃回关外,结果却于6月4月清晨5时许,其所乘专列驶至沈阳郊外皇姑屯附近时被炸毁,张作霖本人受重伤后死去。
      天下就此大局将定。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据闻张少帅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公子哥儿,乳臭未干,如何是老谋深算的蒋校长的对手?东北迟早是校长的囊中之物。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国无二都,北京遂改名为北平。

      我是个三心两意的革命者,自北伐军进了北京城,我就脱离了部队,凭着以往在军队里的人脉关系,随便找了个地方暂且安顿下来。
      六月的北平,还未入盛夏,地上却象着了火。
      我站在张府的偏厅里,周遭是一片素白。今晨,当我惴惴不安的按着辉生在信中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他在北京的家后,这座宁静清幽的宅院顿皆缟素。没有惊天动地的哭声,只有仆人们阴沉的面孔往来于眼前和隐隐的低泣声偶尔传入耳中。张家虽为豪门,却人丁单薄,张太太早已过身,辉生是三代单传的独苗儿,可想昔年在家该是怎样的万般呵宠。只是现在……偏厅已改造为灵堂,正中高悬一幅黑白照片,袅袅的青烟中,照片上的人飞扬跳脱的脸上略带着些稚气,依稀正是辉生少年时的模样。
      我与他曾经朝夕相对数载,却不曾留下他一张照片。再看上几眼,起身向立于一旁的张府管家告辞,在此已叨扰了一整日,说什么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那管家却一躬身,道:“我们老爷临走时吩咐,还有些话要和喻少爷交待,所以还请喻少爷多留片刻。”初来之时,本以为大富大贵之家,必会有些以势欺人,却不料张府上下,自辉生的父亲张言起,一派谦和,就连奉茶的小童都透着几分文气。
      捱至入夜,张言方才回府,请我书房相见。张作霖逃往关外后,北京政府作鸟兽散,城内民心惶惶,更有富商大贾举家迁徙。张言——这位前清状元、中国北方最大的实业家、北京政府的工商总长,临危受命,代表北京政府与国民革命军进行谈判,在双方的努力下,北方局势日渐稳定。
      当我进入书房的时候,正看到他倚坐在红木太师椅中,手中反复摩挲着一封书信,怔怔地出神。
      “伯父……”我轻轻开口。既然辉生以我为弟,那我就妄称他一声“伯父”了。
      他这才回过神来,起身请我坐下。只见他讪讪说道:“我见辉生在信中提到贤侄,这几年他离家在外,我这个做父亲的倒不知道他过得怎样,贤侄……”
      幽暗的灯光下,我看见他鬓边的白发和眼角的泪光。人生之大悲,莫过于老来丧子,无论你是身居高位,还是升斗小民,概莫能免。我曾惊讶于他的冷静,他竟能在得知爱子的噩耗后,照例前往市政厅处理政务;但我现在才明白在各种鲜亮的光环背后,他也只是个普通的父亲。虽然他没有开口请求,可是我更没有理由拒绝。
      六年时光,不算长,可也不短,福升班的点点滴滴,黄埔的青葱年华,甚至北伐的峥嵘岁月,上海的血雨腥风,我感受到的,我看到的,甚至是我听到的,关于辉生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细细说来。当这个故事终于到达终点的时候,夜色正最深沉。

      听我说完,张言沉默半晌,终于缓缓吐出四个字:“至刚易折。”然后他叹了口气,道,“辉生这孩子,自幼便是这么个性子,我原该想到终会有这一日的。记得他十岁那年,头一回进这个家门,整整半个月没和人说过一句话。”
      我诧异的看着面前的长者。
      但见他继续道:“你一定奇怪,辉生明明出生在富贵之家,我也不象是个不近情理的父亲,可为什么他还要离开这里?”
      我点点头,这些疑问徘徊在我心头已有多年,今夜,这个悲伤的父亲似乎急需找人倾诉,那么就让我来做个最好的听众吧。
      窗外树影婆娑,今年夏天的第一场雨淅沥而至。
      他淡淡开口:“你也许知道,我本是甲午年的状元,想当年意气风发,不求闻达于天下,但愿造福于黎民。孰料一入官场,目睹清廷黑暗,甲午惨败(注:指甲午中日战争),庚子再败(注: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心灰意冷之际,幸得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大人的点拨,于是弃官从商。我家祖籍东北,祖上也颇有些资产,加上在朝中的关系,生意也做得顺风顺水,不出几年,大新纱厂的名号已享誉华北。其间,我在天津开设分厂之时,结识了弹词名家苏雪亭,当日我年少轻狂,对她一见倾心,怎奈家中已有发妻。”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道,“这些都是家门旧事,本不足为外人道,不过,贤侄既是辉生的故人,也不妨一听。我那位夫人,也是官宦世家出身,我辞官经商,对她已有些愧意,断不能再娶,于是只收了雪亭为外室。一年之后,就有了辉生。可没想到,事情终究还是被发妻察觉,她派人前往天津,百般恫吓,我长年在外奔波,照顾未周,雪亭性情柔弱,连夜带了辉生逃走。等我再回天津,已是人去楼空。此后,我多方寻找他母子二人,却始终杳无音信。直到八年之后,才偶然在天津的一个戏班里找到了辉生。”
      戏班?我心念一动,脱口道:“福升班?”
      他点了点头,道:“原来自那事之后,雪亭就因惧成疾,不久即离开人世。她宁可把辉生托付给昔年的梨园好友,却至死也不肯送还给我这个父亲。唉,我这一生,无论是为人夫,还是为人父,委实都太过失败。”
      我也暗暗称是。福升班,原来辉生幼年在那里学过戏,否则以他的出身,如何能在几年之内唱红江南?辉生,你的幼年也原有这样一段坎坷经历。
      “后来我将辉生接回了北京。事隔多年,我那发妻对雪亭的恨意已经消淡,况她膝下并无所出,也很愿意照顾辉生。可是,直到她去世,辉生都不曾和她说过一句话。宁折勿弯,至刚易折,这孩子,自幼便是如此……我无可奈何,那年又逢满清退位,民国初建,唐绍仪(注: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邀我入阁,诸多事务,纷乱复杂,我只得把他送进了教会学校。幸而辉生天资聪颖,六年之后,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那年,他才十六岁。北大虽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但也是过激派的根据地,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宣传激进的民主思想。自辉生进了北大之后,我们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大。那几年,北方局势并不太平,先是袁世凯称帝,后有段祺瑞擅权。可是无论形势怎样变幻,我这个工商总长的职位总是稳若泰山。时人传我张言为谋富贵,甘心做袁世凯门下走狗,又与段祺瑞狼狈为奸,你可怎么看?”
      他突然一问,我我略一思索,摇头道:“时人对伯父多有误解,若伯父是那等贪图富贵之人,当年在清廷也不会愤然辞官了。”
      听了我的话,他看似有些欣慰,悠然道:“倘若当日辉生也能如你一般理解我,那么……我张言生平,遭人毁谤无数,到如今,只求无愧于心。你来看这个。” 说着,他起身至书架上拿下一柄折扇,展开递至我的面前。
      素白的扇面上题有六个苍劲的大字:“母实业,父教育”。再看落款,竟是“两江总督张之洞”。我猛然恍然大悟:原来张言前面所说“得到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大人的点拨”,指的就是这个。
      但听他继续说着,话语却渐慷慨激扬,浑不似一个已年过半百之人:“张言这一生,为的不过是这六个字而已。想我中华文明数千载,时至今日,沦为列强鸡犬,何故?国必自主,民贵自由。一个国家若国力孱弱,民众愚昧,何来自强自立之时?西方列强历经一百多年的工业化与民主化,方有今日之强大,我在北京政府为官,以工商总长之身份,诸多便宜,只希望以实业振兴我经济,以教育开启我民智。若能得以成功,岂不比孙文、蒋中正之暴力革命更胜一筹?”
      我也渐渐为他所感染,在心中反复念叨:“母实业,父教育”。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思考:革命究竟是为了让人生?还是让人死?为什么我的亲人们都说着革命能够拯救世人,可是他们自己却先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世上真的能有不流血的革命吗?如果张言的梦想能够成为现实……
      “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为军阀政府做事也不等于卖国。只可惜,自始至终,辉生都无法理解。少年人年轻气盛,我本指望日子久了,心结自会解开,却没想到,民国八年(即1919年),辉生竟也参加了那场□□。我深知政治黑暗,不愿辉生涉足其中。恰好此时我的知交故友谭延恺带着家眷来北方游历,谭家小姐与辉生同龄,活泼大方,我与谭兄略一商量,便给两个孩子把亲事订了下来。我本拟给他们完婚之后就送他们一起出国念书,也好避避国内的政治风浪。”
      “可是,谭小姐却……”后来的事情,我想我都知道了。
      张言点了点头:“而辉生也再不肯原谅我。为了避开我,他回到了福升班,去了江南。我没有阻止他,我原本也想趁此机会让彼此冷静冷静,父子之间,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可是,最后他究竟还是走上了那条路。”
      那条路。是的,有这样不凡的父亲,才会有这样不平凡的辉生吧。“可是,”我忍不住追问,“伯父,国与共,究竟谁对谁错?”辞修是爱国的,辉生更是一心为民,却为何到头来落了个自相残杀的局面?
      张言答道:“国与共,说到底,都只是党阀而已。时人只看到军阀祸国,其实党阀之害,犹甚于军阀。”
      “党阀之害,犹甚于军阀?”我有些不解。
      张言也不回答,只冷笑道:“今日剃人头者,他日必为人所剃。”然后,他岔开话题,走到窗边,指着窗外对我说道:“年轻人,你来看这里,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窗外雨声渐停,夜色依旧。
      不知他此举为何意,我只得如实回答:“我看见满地落红,道路泥泞。”
      他却摇了摇头,抬头望向天空:“不对,我看见的是星光闪耀。”
      我抬眼望去,果见乌云背后,一轮明月缓缓而出,周遭是漫天星光……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24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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