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务必接受自己》竹间听客

1、求生

　　2025.7.14 凌晨

　　我站在阳台上抽烟，看楼下便利店的招牌在雨里倔强的抵抗着死寂，或许是因为我有些散光，我总感觉那彻夜的灯光被夜雨泡得肿胀。

　　这城市总让我想起被掏空的蝉壳。

　　前几年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我见过真正的荒原。

　　越野车抛锚时，我下车透气，目光所及之处只有风化的岩层和干涸的河床，它诚实得残忍，连假装生机勃勃的力气都懒得浪费。

　　向导站在车前头检查零件，我递给了他一支烟，他接过时跟我说这地方连土著的蜥蜴都会迷路，然后指了指地平线上歪斜的输电线塔，告诉我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现在连乌鸦都不在上面落脚。

　　我没吭声，只是笑了笑。

　　我们最终在日落前修好了车，我仍站在车旁，往西望去，我站在了夕阳之上。

　　我很久很久之前就觉得这世界荒凉。

　　记得儿时，我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下午老师带着我们做游戏，游戏叫做“找朋友”，这是我最早见识到的荒诞。

　　年轻的美女老师弹着钢琴为我们伴奏，一个小朋友作为初始玩家，待歌声结束时要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将小沙漏交给对方，以此传下去。

　　游戏又进行了几轮，小沙漏总是在我们这几个容易被大家看到的孩子手中来回交接，毕竟大家都很小，“平衡”是什么意思谁会懂呢？

　　但美女老师很有分寸，她适时的叫了停。

　　她的目光在小朋友们身上扫了一圈，随后将小沙漏塞给了班里最安静，最神秘的那个同学。

　　当音乐再次响起时，那名男同学唯唯诺诺的绕着我们转圈，可直到歌声结束时他也没有将小沙漏给任何一个人。

　　几个顽皮的同学发出了埋怨的声音，美女老师温柔的跟他重复了一遍游戏规则，继而让他再玩一次。

　　可这次音乐结束时他仍旧没有找到他的好朋友，屋里再次出现躁动的声音。

　　“你把沙漏给你的好朋友就行，不用害怕。”美女老师温声说。

　　我在一片哗声中看着那名小男孩儿试探着将小沙漏塞到美女老师的手里。

　　老师又温柔的塞了回去，“老师不算的，你从小朋友们中选择一个好不好？”

　　我看到男孩局促的低下了头，还好，班里的小朋友们早已分了神，没有人注意到他此刻的难堪。

　　“你的好朋友是谁呀？”美女老师再次轻轻引导。

　　男孩儿低声：“我的好朋友是妈妈…”

　　教室里很吵，我也已经记不清当时他的眼神了，但我记得美女老师听到答案后，蹲在原地看着男孩儿，像被按了暂停键。

　　成年人就是成年人，再怎么情绪化也要继续做该做的事。老师让他回了座位，然后将小沙漏给了另一名小同学，继续这个无聊的小游戏。

　　沙漏不出意外的又回到了我们几个人的手上，当我再一次接过小沙漏后，我起身绕着大家转圈，当大家唱到“找到一个好朋友”时，我精准的站到了那名男孩儿的面前。

　　他讶异又畏缩的抬头看向我。

　　音乐还在继续，我一边向他敬礼，一边拉着他的手腕把他拽了起来，强行让他和我握手，在他没反应过来时我继续做着这个游戏该做的事情。
　　我抱住了他。

　　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跟着节奏完成了拥抱，继而朝他挥了挥手。

　　回座位的时候班里的小朋友仍旧保持着高涨的情绪，教室内的氛围没有任何变化，喧闹中我跟美女老师对视一眼，我们都没有说话。
　　她向我笑了一下，我没有做任何表情反馈给她。

　　“人本善还是人本恶”这个问题太过老生常谈，也太过没有意义，如何论证？真的有答案吗？

　　“眼中看到怜悯便是善，看到刁难便是恶”这句话终究太过主观武断，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只看到了人类的无助、不堪和窘迫。
　　我跟美女老师不一样，我并非出自“同情”，我只是单纯厌恶，我厌恶那些起哄的同学，厌恶那些不走心的催促，厌恶那些吵闹的嬉笑，厌恶那个明知自己被嫌弃了也仍旧不吭声的男孩。

　　我不喜欢，我有反骨。

　　后来我上了初中，我不出意外的开始叛逆。

　　记得学校里总有几个混混，他们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欺负老实人。

　　那时的青少年们对于“组织”好像有着强烈的向往和虔诚，也或许是球队里有几个大哥大姐，总之学校里的那些混混们轻易不敢招惹我们体育队的人。

　　但总有几个不长眼的。

　　有一次放学之后我们几个同级的队员组织了几个普通同学打半篮，没打到第一个二十一分的时候就围上来了几个高年级的学生，不管不顾的进了球场，径直走向隔壁班的一个男同学。

　　从他们肮脏的言语间我大概捕捉到一些有用信息，貌似是因为带头的学长喜欢这个隔壁班男生的女朋友。

　　什么不讲道理的人都有。

　　叛逆期的学生大多都一个尿性，那些毫无价值毫无攻击力的脏话听的我耳朵疼，原本打球的计划被这几个鸟人搅合的泡了汤，我心里的火蹭蹭的冒。
　　再加上看到隔壁班那个男生的窝囊德行，我的火气直接顶到了头皮。

　　一球飞过去，正中那个高年级傻波一的脑门。

　　后来我们几人受处分时隔壁班那个男同学像个霜打的茄子，高年级的学长也低着头罚站，但我却丝毫没有波澜，我就是要打他，打就打了，这个揍他就该挨。

　　当然我也并不是出自多高尚的理由，我不是为了维护弱小，我只是脾气大，我只是看不惯，我只是反骨千斤重。

　　等到我上了高中，我的叛逆之火才算平息，但我仍旧不算良善之人，我的尖锐始终刻在我的骨血里。

　　高一刚入学时我剃了头发，再加上尚可的皮囊，学校里的女孩儿像是疯了一样。

　　刚上高一的那几个月，我课桌上的早饭零食和奶茶就没断过，我并不知道具体分别是她们谁送的，但我吃的却很坦然。

　　我很容易饿，这些心意于我而言只是单纯的及时体能补给而已，我并不想费精力去在意这些女孩儿的想法，也从没考虑如何保护她们的自尊心。

　　她们晚自习暗戳戳的在教室后门观察我，在体育馆二楼楼梯口偷窥我，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却从没有理会。

　　高一生日那天教室后排的柜子下摆满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吃的玩的用的都有，班里同学克制着羡慕的目光，最终我把大部分礼物分给了同学们，因为我懒得拿。

　　直到后来我收到一封情书，来自隔壁班的一个女生。

　　班里的同学转交到了我的手上，我隐约间记得那好像是个淡蓝色的信纸，被齐整的折了起来，合口边缘贴了一个立体的同色爱心。

　　我随手打开，大体扫了一遍内容，随意的塞进桌洞里面，将它忘得一干二净。

　　过了没几天的一个中午，我在食堂吃饭，隔壁班一个与我玩的不错的同学蹭到我对面坐下。

　　“怎么了？”我塞了满嘴问。

　　他欲言又止的模样让我懒得搭理，我没有继续追问，而是低下了头嚼着看手机。

　　又过了一会，他终是忍不住了，试探着开口：“ML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吗？”

　　我没抬头，应了一声。

　　“你看了吗？”

　　我再次应声，仍旧没抬头。

　　他是什么表情我无从得知，只听到他停顿一会后继续说：“你要不然去找她一趟吧，她这几天情绪不太好。”

　　我抬头：“为什么不好？”

　　“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你的回应，换谁谁能好？”

　　“回应什么？”我问。

　　他没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也没再问下去。

　　又过了一会，我快吃饱了，他或许是受人之托，再一次开口：“之前追你的那个学姐还找过她，你确定要这么对她？”

　　我没回答他，也没思考什么。

　　最终我仍是没有去找那个女孩儿，她或许也在刻意躲避我，因为从那以后我偶遇她的次数陡然减少。我也没去找那个学姐，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个学姐。

　　我年轻时总是这样，把不感兴趣、没有意义的事情排除在视线之外，不得不承认，我的高傲和麻木令人极度不适，我自负的处事方式其实并不讨喜。

　　记得高中每天晚自习我练完球总会出校门再吃一顿，在外面磨蹭到很晚才会回家。

　　当时地铁通道里总睡着几名流浪汉，有天我看见个穿西装的男人单手撑在广告牌旁边，皮鞋尖沾着呕吐物，他腋下夹着个公文包，拉链缝里露出半截看起来很重要的文件，因为我看到了文件上红色的标头。

　　但男人实在是太过狼狈，比刚打完两个小时球，还拉了体能训练的我还要不堪。
　　我吃着雪糕，在他后方的另一侧靠墙驻足，我看着他的背影，看他一会一反胃。

　　没一会来了一个拖着垃圾桶保洁阿姨，经过他身边时阿姨也注意到了他。

　　“可不能吐这儿啊，你不行就出去。”阿姨说。

　　男人摆摆手，似乎是嘟囔了一句，我没听清。

　　阿姨喋喋不休，叽里呱啦说了一堆，男人不得法，终是被赶离了通道。

　　我靠着左侧的墙壁上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心中有不解，也有一丝鄙夷。
　　不解他何必这么狼狈。
　　鄙夷他甘心这么狼狈。

　　画凌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属少年。当时我不懂，但我那刻心中就敢断定，这个男人儿时绝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狼狈的时刻，如同丧家犬一般不堪。

　　又过了两年，我出国读书，那时我住在城东的一个公寓里，窗台正对着一棵歪脖子槐树。

　　某个深秋的黄昏，我习惯性的拎着酒瓶走到窗边发呆，突然发现树上挂着个褪色的风筝，它卑微的骨架在风里一抽一抽，像条濒死的鱼。

　　它在我窗对面挂了半个多月，每天我都会去看它几眼，并且心中暗戳戳的下注，赌它何时会掉下来。

　　直到某夜初雪，终是把它压进了一片白里。

　　第二天我看到环卫工人来锯树枝，我平静的喝了一口酒，那是我第一次出现“万物都在等待某种不动声色的埋葬”的想法。

　　我那时十九岁，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很危险的思考结论。

　　大一下学期，我认识了学校里的一个法国女孩儿，她总穿她那件我觉得爆丑的牛仔外套，她总喜欢拉着我去喂流浪猫，拉着我去屋顶看晚霞。

　　有一次她喝多了，我得知了她家里的情况，她父母做的生意类型极其拎不上台面，再加上那年经济危机，家里的公司岌岌可危。

　　一切都像是写狗血故事一样，她的父母为了挽救家中的生意给她择了一门高攀的婚事。我当晚就在电脑上查过，对方的条件实在没得说，背书强大、模式稳定合规、符合趋势，盘子也够大。

　　似乎没什么理由拒绝，似乎也无法拒绝。

　　有一天，她又拉着我上了屋顶。

　　“你看那些云，”她突然用烟头指向天上，“多像我们终将断裂的反骨。”

　　我笑她矫情，没有接话。

　　她却认真掰开一块黑面包塞在我嘴里，“有什么是可以拒绝的？”

　　我找不到切入点反驳，但我仍旧下意识的激励：“你不想做的事都是可以拒绝的。”

　　我真的无法反驳什么，我也无法激励到她。

　　后来我开始习惯在凌晨醒来，窗外经常有那些留学少爷们的豪车炸街，轰鸣声像远雷滚过我的枕头。

　　有次窗外的发动机声接二连三，我实在是烦躁，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坐在电脑前发呆，我看着右下角的数字有节奏地变动，突然想起小时候姥姥给我买的那只小金鱼。它总在玻璃缸里撞同一处角落，当时我以为它笨，那一刻我明白了，它不过是在认清边界后的例行公事而已。

　　就像那一刻窗外的少爷们、等着回国结婚的女孩儿，以及电脑前的我。

　　三月初，法国女孩儿退学了，她要离开洛桑，说要去苏黎世开酒吧，她说至少那里的云是实的。

　　我后来在网站上搜到她的店，评论里有人抱怨特调品控不稳定，配图里我竟然看到了一个闲散自在的身影。

　　于是我从钱包里再一次翻出她离开前留下的那张字条：我去找完整的云了。

　　她离开后我继续去屋顶看云，只是再没人跟我讨论什么，也没人再问我那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四月的某个午后，我在整理旧书时发现一张拍立得，照片里两个人影坐在屋顶，背后是正在崩塌的晚霞。照片背面用笔写着日期，还有一行小字：此刻即是永恒。

　　这行字突然让我笑出声来，多么傲慢的宣言啊，仿佛我们真能抓住什么似的。

　　我笑她幼稚，笑我懦弱。

　　后来我搬去了城南，新住处的窗前没有歪脖子树，只有一堵灰扑扑的消防墙。

　　某个深夜，我仍旧习惯性的站在床边喝酒，低头时突然发现窗台外面的缝隙里长出了一颗野草，两片嫩叶正颤巍巍地伸向从两面墙的夹缝里渗下来的月光。

　　我盯着它看了很久，最后往缝隙里倒了一点凉水。

　　记得二十一岁时，我第一次进火葬场，我看着工作人员拉开铁门处理骨灰，那天我才知道原来骨灰是需要用手碾碎的。

　　我中途无意间深呼吸了一口，不小心吹起那些灰烬，它们落在我的袖口上，像雪又像头皮屑，就是不像人。

　　…………

　　此刻我站在阳台，看着楼下被雨水洗刷到反光的街道，左侧的钱塘江平静地承接着从天上坠落的雨滴，我心中笑骂：这雨真不要脸。

　　刚刚睡醒前我梦见自己回到了戈壁滩，风沙抹平了所有车辙，连歪斜的电线杆都消失了。
　　梦里我蹲下来系鞋带，发现沙地上有蚂蚁在搬运同伴的尸体，它们的队伍歪歪扭扭，最终消失在某个地缝里。

　　我灭了烟头，手边的烟灰缸积了半寸雨水。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全部意义：在逼仄的裂缝里完成一场无人见证的生长。

　　荒凉不是结局，而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因此，我不再为此愤怒，不再对此麻木。

　　我终于原谅了我的反骨。

　　我再次爱上了我的反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