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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无门 真没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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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婉确实是个很活泼的姑娘,沈行简很难想象她能安安稳稳坐在办公室里。看沈行简捣鼓她的公文包,苏婉也好奇瞧了瞧,冲沈行简竖了个大拇指。
“艰苦朴素,一看就是好律师,为人民服务。”
沈行简有点无奈,不过她回顾了一下自己职业生涯,居然真的有一大半的时间是真的在为人民服务。
“你们做律师的,”苏婉问,“会不会觉得这种案子很麻烦?没完没了地跑,最后可能也赢不了。”
沈行简立刻点头:“会。”
苏婉眨了眨眼,像是没想到她这么直接。
“但赢不了也要做。”沈行简说,“不是因为没有希望,是因为你不做就没有人做了。”
苏婉看着她,忽然笑了。这次的笑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很轻的、带着一点叹息的笑,像是一个考了几次公考才上岸的人,听到另一个在法考和执业之间反复横跳的人说“赢不了也要做”的时候,脸上应该有的表情。
“你比我厉害。”苏婉说,“我考公是因为不想在医院待了,你当律师是因为想在法院待。差着一个级别。”
沈行简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有说什么。
“你见过林童的家属吗?”苏婉问。
“没有。”沈行简说,“只见过医院的代表。”
“我见过。”苏婉说,手指在桌面上的那个叉旁边又点了一个点,“上个礼拜,他们来医调委交材料。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站在走廊里不知道该找哪个窗口。我带她进去的。她一直说‘谢谢’,说了好几遍。”
她停了一下,然后又说下去:“她孙子的事,你也知道大概吧?那个药,安凝素,她从网上查了,说是新药,很贵,不在医保里。”
“仁和那边说是‘人道主义关怀’。”沈行简说。
苏婉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像一杯放凉了的茶面上最后一丝热气:“人道主义关怀。他们管这个叫人道主义关怀。老太太跟我说,她孙子以前能跑能跳,成绩在班上排前十,墙上贴满了奖状。她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时,小男孩站在领奖台上,举着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沈行简也没有追问。两个人都知道后面的事。
“你觉得这个案子能调解成吗?”苏婉问。
沈行简想了想,说:“要看‘调解’的定义。如果调解的意思是医院出一笔钱,家属签一份协议,以后不再追究,那能成。仁和需要这个结果,家属需要这笔钱。但如果调解的意思是搞清楚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说那个药是怎么用的,知情同意书是怎么签的,为什么一个本来有希望的孩子会变成现在这样,那大概成不了。”
苏婉看着她,“你是哪一种?”
“我是第二种。”沈行简说。说完又补了一句,语气轻了些,“但我只是代理律师。最后签字的不是我,是家属。”
苏婉没有说话。她把笔帽拔下来又盖上,拔下来又盖上,反复了两次。
“我在医调委这半年,”她说,“见过太多了。医院说‘我们尽力了’,家属说‘你们害了我家人’。两边的说法放在一起,像两块拼图,中间永远差着那么一块。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是那个看病的人、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我会怎么选?用这个药,可能活,可能死。不用,一定死。那医生替我做决定的时候,他赌的是他的职业、他的执照、他的后半辈子,你凭什么让人家替你赌?”
沈行简说:“所以就有了知情同意书。”
“对,知情同意书。”苏婉的声音忽然低了一些,“签了字就是你的决定了,跟医生没关系。可是你说,一个普通人,在ICU门口,医生拿一张纸出来,上面写满了‘可能发生的风险’。你签不签?你有时间看完那几页字吗?你看得懂吗?就算看懂了,你不签,那孩子就推出来,不治了,你说你能不签吗?”
窗外沙沙的雨声填满了她停顿的那几秒。
“所以这根本不是同意,”苏婉说,“这是背书。是你在替医生的决定背书。出了事,医院说你签过字的,家属说你没告诉我这个药这么危险。谁对谁错?”
沈行简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想过很多遍,从法考的时候想到现在,没有答案。
“你学医的时候,”沈行简换了个方向,“有没有想过以后会做这个?”
苏婉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的灯管看了一会儿。灯管坏了一根,另一根在微微闪烁,发出极低的嗡鸣。
“学医的时候想的都是救死扶手,不对,救死扶伤。”她说到扶手的时候自己笑了一下,“大一开学典礼,院长在台上讲话,说‘你们选择了医学,就是选择了奉献’。那时候觉得这句话好燃啊,在底下鼓掌把手都拍红了。后来到了临床,值了第一个大夜班,四十八小时,中间躺了不到三个小时,被叫起来七次。凌晨四点的时候我在护士站写病历,手在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太累了。我看了眼镜子里的人,不认识。”
“后来呢?”
“后来就习惯了。”苏婉说,“习惯了就不想了,不想就不痛苦了。你知道吗,医学界有一句话,叫见多不怪。我第一次看到病人在我面前走的时候,哭了。第二次,没哭。第三次,我在想中午吃什么。”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甚至带着一种自嘲的轻快。但沈行简注意到她的右手在桌面下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所以你走了。”沈行简说。
“所以我走了。”苏婉说,“我走的那天,我们科室的主任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小苏,你不是不适合学医,你是不适合在这个系统里学医’。我没听懂,问他什么意思。他没解释,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走了。后来我考上了公务员,在医调委坐办公室,有一天忽然想明白了。他说的‘系统’,不是医院,是——”
她指了指天花板。
沈行简顺着她的手指往上看。天花板上只有一根坏掉的灯管和一片被水渍晕染成淡黄色的石膏板。
“那个?”沈行简问。
苏婉笑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把手放下来。
“那你呢?”她问沈行简,“你当律师,有没有过那种时刻,就是不想干了的时刻?”
沈行简正要回答,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不重,是运动鞋踩在地毯上的那种闷响。两个人同时偏过头去看。
会议室的玻璃墙对着走廊,百叶窗没完全合拢,从缝隙里可以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影匆匆走过。是个年轻男生,大概二十出头,白大褂的下摆皱皱巴巴的,怀里抱着一本厚厚的书,书的封面朝下,看不清是什么。他的另一只手里捏着一沓打印纸,边走路边低头看,嘴里念念有词。
就在他经过会议室门口的时候,那一沓纸从手里滑了出去,哗啦一声,雪片似的撒了一地。
他蹲下来捡,动作很急,白大褂的衣角拖在地上,蹭了一道灰。他把纸拢成一叠,站起来,刚走了两步,又掉了几张。他只好又蹲下来。
这次他索性把怀里的书先放在地上,把散落的纸一张一张捡起来,对齐,用膝盖夹住,再抱起书,站起来。整个过程他没有看路,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纸。
等他终于重新站稳,走廊里已经空荡荡的了,只剩他一个人。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脸上闪过一丝慌张,然后抱着那摞东西快步走了,脚步又快又急,像在追赶什么马上就要开走的车。
苏婉看完了全过程,嘴角弯了一下,但那个弧度没有到达眼睛。
她轻声说了一句:“考研的。这个点还在背书的,不是考研就是考博。G医大的学生,每年这个时候都在仁和实习,一边实习一边备考。早上六点起,晚上十一点回宿舍,中间抽空吃饭上厕所。我当年也是这样。”
沈行简感同身受。
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一线灰白的天光,落在对面墙壁的挂钟上。秒针一下一下地跳,没有声音。
苏婉转过头来,看着沈行简,脸上的笑意已经收干净了,只剩下一种很淡的、像是用过了太多次已经磨损了的温和。
“刚才问你那个问题,”她说,“你有没有不想干了的时候?”
沈行简笑道:“那可太多了。但想完了还是接着干。就像你考试一样,哭完了第二天起来继续复习。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
苏婉点了点头:“实在没招了是吧?我懂。”
她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桌面上那个她划出来的虚空的叉上,那个叉已经被她用指甲蹭出了一点边。
“有时候我在医调委坐上一整天,”她说,声音不大,像在自言自语,“没有急诊,没有夜班,没人按铃。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整层楼都安静得能听见走廊那头有人打哈欠。我就坐在工位上,把上午填好的表抽出来,再看一遍。看完发现其实看和不看,没什么区别。”
她停了停,把笔帽拔下来,又盖上。
“我考公那会儿,天天刷题到凌晨两点。我妈说你这是要去坐办公室还是要去打仗,我说坐办公室。她说那至于吗,我想了想,确实不至于。但当时就是觉得,只要离开医院,去哪里都行,去哪里都比医院好。”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有些自嘲。
“现在到了这里,没人催我,没人按铃,我也不用再值大夜班。可是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下午三点就把当天所有的事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等。等五点,等下班,等明天,等下一个调解,等下一个家属来哭,等下一个医院代表来说‘我们尽力了’。什么都不用急,什么都不用拼。我的全部努力,最后就是让我坐在这里等,等什么呢?戈多吗?”
窗外雨声忽然大了。百叶窗被风掀起来,啪地打在窗框上。
苏婉看着那块被水渍晕黄的石膏板,说:“你说,我们当初那么拼命地考试,工作,竞争,到底图什么?就图如今这样的生活吗?有时候想想真的好不甘心。”
沈行简点了点头,“年少轻狂的时候谁能想到,就连如今这样的生活,都是拼命努力才有的结果。真是辛辛苦苦地读书,最后辛辛苦苦地给自己找了个辛辛苦苦的工作。”
沉默了几秒,窗外的雨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大了,从沙沙变成了哗哗,像是有人在天上把一整盆水倒下来。百叶窗被风掀了一下,啪地打在窗框上,又弹回去。
苏婉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倾过身来,压低了一点声音:“你说你只见过医院的代表,是那个姓张的律师?”
“对,张源潮。”
“他昨天打电话给我们主任,说要安排这个会。”苏婉说,“我们主任挂完电话跟我说了一句,‘维衡的人,架子比卫健委还大’。我问他什么意思,他没说。”
沈行简没有接话。她也在想这件事。林童案的患者代理是她,医调委介入,正常程序是医调委直接联系双方,约定时间地点。但现在是张源潮在攒局,地点选在仁和,时间他定,连她这个患者代理都是他通知的。这不像调解,像他张源潮在主持会议。
她没有把这种不舒服说出来。
没过一会儿,门外又传来背书的声音,几个二十出头的学生模样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面包和一摞资料走来走去地背。
“医学生比法学生惨多了。”沈行简有些感慨。
苏婉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表情包——两个人站在铁窗后面,一个穿着白大褂,一个穿着律师袍,外面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两个人脸上。配文是:‘你以为你出来了?不,你只是换了一个监狱。’”
沈行简被她这个比喻逗笑了,笑声不大,但比刚才在会议室里的任何一次都真。
“那个表情包我见过,”她说,“穿白大褂的那个瘦一点,眼袋重一点。”
“对!”苏婉笑得肩膀都在抖,“因为医生值夜班,律师不值夜班——哦不对,律师也值,值的是‘客户半夜打电话’的那种班。”
“那不一样,”沈行简说,“客户半夜打电话你可以不接。病人半夜按铃你不能不去。”
苏婉笑得更大声了,笑着笑着忽然用手背擦了擦眼角,不知道是因为笑出了眼泪还是别的原因。她把那个动作做得很自然,像是撩了一下额前的碎发,手指在太阳穴附近一带而过。
会议室的门在这时候被推开了。
陈调解员端着保温杯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穿深灰色夹克的男人。那人约莫四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额角有些汗渍,左胳膊上搭着一件西装外套。他一进门,目光先扫过整个房间,在沈行简身上停了不到半秒,又在苏婉身上多停了一拍。
张源潮。
“抱歉,来晚了,”他把外套搭在椅背上,拉开椅子坐下,“路上堵得厉害。”
陈调解员把保温杯搁在桌上,不紧不慢地戴上眼镜。苏婉收起笑,把笔记本翻到空白页,笔尖抵在纸页上。沈行简拉了一下公文包的拉链,新的拉链头有点涩,拉到一半卡住了,她用了点力才拉到底,从里面抽出林童案那沓材料。
窗外的雨还在下。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张源潮翻开文件夹的声音、苏婉笔尖碰到纸页的声音、以及远处走廊里,不知谁又在背诵一段不知道能不能考到的名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