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 Tu es ma rive》安洗非

58、第五十六章 “姓名

　　“姓名？”
　　“艾瑟尔·柯克兰。”
　　“国籍？”
　　“英国。我来自英格兰剑桥郡。这是我的护照，先生。”
　　“职业？何时来法？”
　　“神经外科医生。1939年3月28日，随伦敦医院志愿医疗团来法，于巴黎担任志愿医生，后因遗失前往加来的车票而滞留法国。1940年8月，因继承英国侨民玛德琳·马丁于绣球花街1号的房产，来到圣马洛。”
　　“您儿子的姓名是？”
　　“劳伦斯·奥古斯特·冯·比尔肯贝格。”
　　我回答。
　　官员终于抬头，不带感情地看我一眼。
　　“女士，您从事着一份高尚的职业。”他说，“我不得不说，在现在这种时候，这不是个好选择。况且，您还是一位盟国侨民——这是现在许多法国女性梦寐以求的东西。您该知道在普罗旺斯和尼斯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孩子的父亲现在在哪里？”
　　“他于1942年12月19日失踪。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俄罗斯的斯大林格勒。”
　　我仿佛在陈述病情一般，握紧劳伦斯的手，平静地说。
　　官员没有说什么。我注意到他在登记表上写下的名字，是“劳伦斯·柯克兰”。我本想阻止他，但我在抬起头，看到他身后破旧褪色的法国三色旗时，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张开嘴。一旁的电台里正在播放着来自科西嘉岛的《抵抗与斗争之歌》：

　　科西嘉的女性们啊，
　　要坚守你们母亲的美德。
　　意大利人从未赢得过你们的尊重，
　　发誓永远不再与他们有任何瓜葛吧。

　　“您可以走了，艾瑟尔·柯克兰女士。”
　　再次清点了我手头的材料后，他说。
　　我起初甚至没有反应过来他叫的人是我。这个称呼，已经在地下和教会的弥撒里被掩盖了太久太久。我似乎听到身后传来一声“Bitch”，但它被我儿子歌唱《伦敦大桥垮下来》的声音破坏成模糊不清的玩笑。
　　这是我唯一教他的英国童谣。他唱得跑调，却也还算有模有样。
　　“谢谢。”我收起公文包，说，“先生，请问我和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能拿到新的证件？”
　　官员并没有回答我。
　　他只是摇响铃铛，示意“下一位”。

　　尽管——许多年之后，我回想起这对于圣马洛而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这一天，这一刻时，仍是从美好的夏末秋初开始；圣文森特街满目疮痍，仍有闪着光的碎玻璃和被扔出来的拖鞋，只是它已经不再需要谁以自身植根于罅隙。而那个穿着侵略者制服挡下灾害的好心军官，我的丈夫，除了我和劳伦斯，理应不再被其他人记得。我牵着儿子站在这条街上时，似乎仍能看见维尔纳弯下的脊梁，和那根没能抽完的闷烟的火星。
　　住在这里的人，噤若寒蝉地躲入屋中；
　　得到消息的人，摇头晃脑地作鸟兽散。
　　而我再回过头时，这两类人同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被这难以想象的场景惊呆了。人们以一种奇怪的，狩猎者看待猎物的狂热眼光看着我和劳伦斯。
　　邻居，病人，战士，战友……而一起看着我的，还有他们手中闪闪发光的剃刀，和一桶散发着墨水臭气的红色液体。提着桶的男人有些面熟，他的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根崭新的画笔和一个鲜红的调色盘。我觉得他是位画家，尽管他看起来更像手执教义与金苹果的神父。
　　我很快知道了他们要做什么，连忙向后退去。可我的身后也已经被几个噤若寒蝉的女人堵住。有两位我认出是为德国人工作的速记员，还有一位是曾经出卖过抵抗战士，被我们列在“黑名单”上的一位女服务员。我认出林德伯格的情妇，黛西·德·米洛——也在内；她已经被扒光了衣服，私密部位一览无余，脸上被涂满鲜红的纳粹符号。她显然认出了我，以惊恐而悲怆的眼神望着我。虽然这并不合时宜，我竟在她的眼中读出了浓重的愧疚，随后又被浓郁的死色替代。然后她突然大叫了一声，翻着白眼，软软地倒了下去，胸口的起伏也停止了。
　　“啊——啊！母狗！雌马——英国女人！”男人将一口浓痰吐到我眼睛上，摇晃着脑袋吟唱，“或者我们该叫回你最熟悉的名字——英国法奸！原来你没有死在德国人手里！……你侮辱了瑞士的红十字，你不配被称为穿着白大褂的缪斯——共同信奉耶和华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代表法兰西和女神贞德——惩罚她们！惩罚罪人们！”
　　我试图捂住我儿子的眼睛和耳朵。
　　但是，我只有一双手。
　　至少这一刻的我，只有一双手。

　　“与德国佬上床的□□！”
　　“给德国佬□□的通敌者！”
　　“叛徒！勾结敌人的害群之马！”
　　“我亲眼看着她的情夫带着一大袋食物！而圣卡利克斯街上的拉齐纳太太——她却被饿死！”
　　“法西斯的余孽！德国人的杂种！”
　　“有损民族尊严！毁了她的脸，勒热纳先生——不，画她的脸！画她的脸！”
　　“他们家里什么都不缺！最恶劣的事情都在那儿发生！妓女！贱货！”
　　“她是耻辱！污点！必须被绞死！”
　　“奥拉度尔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你带着德国人的野种在吃法国人的肉，喝法国人的血！”
　　“我的妈妈死在了奥斯维辛——为什么被送去奥斯维辛和拉文斯布吕克的人不是你？你这条蛀虫，你凭什么能活下来？你凭什么能活下来！你该死！你该去死，带着你的孽种去死！”

　　我是个记忆力很好的医生，但我不再记得后面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了。我只记得我对着冲上来的那个画家脚下开了枪，维尔纳留给我的枪；因为他试图把纳粹标志画在劳伦斯的额头上。劳伦斯被吓得大哭，小手却还在不停地抓挠拍打着那些撕扯我衣服，剃掉我头发的手，一边哭，还一边口齿不清地用法语说着：
　　“妈妈，别怕……妈妈别怕……”
　　我很快失去了公文包和手枪。我看着黛西·德·米洛的尸体被愤怒的人群踩踏得面目全非，看着他们一个个剥光女人们的衣服，血肉裹着头发在维尔纳救过的这条街上，玫瑰花瓣般四散飞扬。等到菲利普和阿尔芒娜从抵抗委员会赶来的时候，我已经和一批同样被剃成光头，剥掉衣服的妇女一起，被绑上一辆运送牲畜，还带着粪便气味的车辆，身上被画满纳粹的标志。我听见菲利普对他的新同僚们的怒斥，听见阿尔芒娜苦苦哀求着领头的画家……而在这片历史油画般的场景里，我只来得及把劳伦斯交给我的两位战友，并说出了一句非常虚伪的话：
　　“他叫劳伦斯·柯克兰……劳伦斯·柯克兰……”
　　载着我们这些真真假假的“通敌者”，“软弱者”，“拒绝者”的车子，在那首科西嘉岛的乐曲，和《马赛曲》间，缓缓开动，在圣马洛的大街小巷间穿行。人们欢呼着迎接我们，发出欣赏马戏团的笼中兽般，尖锐而快乐的口哨声，向我们投掷着丝绸般的泥巴和花朵般的石子。我看到老泪纵横，几乎瘫倒的亨利，看到他被我的旧日同事们拦在身后，凯瑟琳搀扶着他的手臂；我看到修女们或愤慨或悲悯的表情，看到芳妮祷告的双唇，弗朗索瓦丝扶着脸色苍白的珂赛特；我听到有童声稚嫩地喊着“薰衣草阿姨”，下一秒，一枚石子精准地砸在我光裸的头顶。
　　血流下来，滴在我的睫毛上。
　　我的视野一半鲜红，一半鲜活；鲜红的废墟与坟墓，鲜活的法国人和盟军士兵，鲜活的法国三色旗，一起开满大街小巷的废墟和残垣。法国的战争结束了，艾瑟尔·柯克兰和拉文德·比尔肯贝格的战争也结束了。但冯·比尔肯贝格夫人的战争，还没有。我看着自己身上鲜红的纳粹标志，它正仿佛我在病人头颅上切开的刀口，随着车子的颠簸，一点点流淌成不成型的狰狞形状——我低头看着它，试图在心中默念希波克拉底誓词，试图相信，我身上流淌着的，仍是我热爱的红十字——可那个鬼魅一样的名字又从我脑海中跳了出来。
　　卡尔·赖尼克。一个杀死我同胞，在法国烧杀抢掠，被我放弃的德国刽子手。可我却无论如何都回想不起，曾经那个支撑我走过迷茫岁月的法国病人的名字。而在《马赛曲》慷慨激昂的女高音伴随着欢呼声响起时，我又蓦然想起黄玫瑰般娇艳的玛德莱娜。她被纳粹的皮手套抚摸过，也刺破手套下的皮肤。而这一刻，我衷心地希望她，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伦敦，哪怕是柏林，都好。
　　不要是现在的法国。
　　至少不要是现在的圣马洛。

　　“囚车”上避免牲畜逃脱和自裁的栅栏，在一个多星期后，成为民事法庭上被告席的围挡。我被指控与“占领军人员有不当关系”，以危害国家罪，横向通敌罪，和“其他有助于敌人活动的罪行”而被起诉。当我被清算委员会——也可能是抵抗委员会和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自由法国战士”们从家中带走时，甚至松了一口气。这至少证明我不会再被带走游街了，也不用再担心会连累亨利，苏珊娜这些真正从未向德国人屈服，富有尊严的法国人；更重要的是，我的家被抵抗委员会看管起来。我不用像只挖地洞的地鼠一样，裹着床单和破布缩在地窖里，每次醒来第一件事是看自己身下的土地有没有被人翻过。第一次游街之后，有民兵上门撕毁了维尔纳的两封信，一封是他在舞会结束之后写给我的“我愿为你敢作敢为”，另一封则是他在斯大林格勒最后的信件。
　　那天，是我第一次将手术刀挥向法国人。
　　他们走后，我试着把它们拼合起来。但他们撕得太碎，最后我只能将残片收集起来，和维尔纳留下的其他物品一起埋进土里，然后将信件中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补写出来。而做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平静。
　　亨利的腿疾更加糟糕；他的伤势不算轻，在解放前最后的钟声里，他一直撑着病体在手术台前奋战，而医生们总会将药品留给病人，因此他的腿几乎是无可避免地落下了病根。我被“例行”游街时，他只能依靠双拐走到我面前——他暴喝着挥舞它们，似乎那两根同样伤痕累累的拐杖，能为我横扫人们的怒潮；能将我身上画着的纳粹图案变成医生的红十字——就像童话里的魔法棒那样。
　　他嘶哑地吼着：
　　“她是医生！是我们的抵抗战士！她为你们中的多少人治过病，救过多少人的孩子！她救过的战士不比战地医院的医生更少！她为了法兰西，为了一句‘英国抛弃了法国’，从此连自己的国家都没回得去！你们说她是妓女，是通敌者，可又有多少人因为她翻译的情报和密文而获救啊！你们都忘了——”
　　亨利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几个小孩绊倒在地，他们在亨利的双腿旁跳舞，用小木剑戳刺着他的伤口，好像他的腿是几十年后，按压式水龙头的开关，按一下就可以流出“意大利的番茄汁”。我试图扑上去，但绳子绑得太紧；我只能如同一只可笑的蛆虫，倒在地上，在石板，污水，臭鱼烂虾间蠕动着，然后徒劳地望着我的父亲被扶起，拖离。我对他摇头，对所有想冲上来的战友摇头，对我含着泪的病人们摇头。
　　他们不能抵御集体的狂热与整个法兰西的怒火。我也不希望有人因为维护我，而被卷入浪潮中，这片我切实呵护过，也注定不可能归属的浪潮……我看着天空尖声大笑了好一会儿，嘴里流下血液，焦油，红墨水，还有腐败发臭的食物，偶尔还会有鞋底和脚趾味的唾液；又想起被我送到圣玛格丽特修女院的劳伦斯——圣马洛的清算运动开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儿子。我不希望他看见自己母亲拿着本该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凶神恶煞地冲着陌生人挥舞，尖叫的恐怖模样。
　　我也曾从修女院的门口被拖拽过去。被烧毁的钟楼还没有修好，它还在向天空伸展着手臂，呼唤着那句“我自由了”。
　　我，一个英国公民，法国的外来者。我站在法庭上听着旁听席的窃窃私语以及法官们衣料的摩擦声时，我和德国军官的孩子正在最靠近上帝的地方。或许我的丈夫也在，像他说的，站在天堂的门口远远地望着我。而这也是无争的事实：亨利没有说谎，但他也不能否认，我确实和维尔纳相爱，并生育了一个孩子。
　　我不欲否认这一点。
　　即使我已经走到这“最后”一步。
　　法官敲了敲判决锤。
　　一位官员宣布审判开始。
　　“……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通婚，则被视为一个民族走向衰落的开端。与侵略者发生性关系意味着完全屈服于他们，随之而来的还有文化同化以及民族认同的丧失＊……作为纳粹德国的战时必需主治医生，被告，你是否清楚你在法国犯下的罪行？”
　　“我认罪。”
　　“一张面包票……一块巧克力……一瓶香槟。一杯牛奶……一碗芜菁汤……”
　　“我认罪。但牛奶和芜菁汤是我为居民提供医疗建议后得到的报酬，不属于德国人为我提供的便利。”
　　“请回答‘是’或‘否’。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吗？”
　　“否。”
　　“你是否期待法国的最终胜利？”
　　“是。还有我的祖国。一直如此。”
　　“你是纳粹德国国防军上尉军官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的情妇吗？”
　　“否。”
　　我仰起头，看着审判席上戴着法帽，面容冷硬的法官。
　　“我不是情妇。我是他的妻子。我们是事实婚姻。我与他之间存在真挚的情感。”
　　旁听席传来毫不掩饰的唾骂声。我没有回头看旁听席里坐着的人都是谁。这是对我的第一次审判，仅针对我罪行的审判，不会，也不能有任何人为我发声。至少现在是这样。同样地，我也没有说出关于地窖的秘密；我只是将地窖和家门的钥匙交给了阿尔芒娜和菲利普，因为他们在抵抗委员会担任要职。一如当年，维尔纳将不省人事的我交给圣玛格丽特修女院和菲利普的马车。曾经他在纳粹的铜墙铁壁中保存我，如今换我在法兰西的断壁残垣间保存他。
　　“事实是——在德国人怀抱中沉醉的女人们，没有一个人想过法国人和犹太人的痛苦。”
　　“否。”我凝视着法官的眼睛，“我从未忘记。我沉醉于他怀抱的这个德国人——他从未利用我为盖世太保提供情报，我也从未将任何人的信息透露给他。我们只是像战争开始之前的任何一对夫妻那样，白天工作，夜里回家。我们基于对彼此的尊重和保护，从我们相爱开始，就绝口不提白天。仅此而已。你们也没有任何我们的情侣照片，我的儿子至今不知道他父亲的样子，因为我们从未公开露面。我们相爱，不等于我们支持纳粹，拥戴纳粹。真正的亲密关系和通敌行为有本质区别——生理无关政治。”
　　“经取证，自1942年7月起，你与一位名为斯文·埃舍里希的德国士兵存在间断的经济往来，包括每年最难熬的冬天。而与此同时，你身后旁听席上的人们正在担心第二天孩子们的衣物，温暖，面包，在用雨果，巴尔扎克和夏多布里昂当做燃料。1943年11月，经茱蒂丝·加布里埃尔女士举证——你突然拥有了超乎一个普通侨民和遗孀水平的煤炭。”
　　“我不是遗孀，法官先生。”
　　我轻柔而清晰地说。
　　一口唾沫被吐到我背上。
　　“请勿肆无忌惮，被告！你和这位士兵是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他。”我说，“我知道这个名字时，他已经牺牲在俄罗斯——或许是乌克兰。那个地名，我没有见过。”
　　“牺牲！你的措辞已经表明了你的立场。”
　　“抱歉，先生，那我收回我的措辞——对于胜利者而言，他只是战死，甚至是该死。——但对于他的国家而言，他是牺牲。”
　　“无论你怎么巧言令色，被告，”法官愤怒地盯着我说，“都请回答你为什么大肆敛财，并用法国的钱财供养德国士兵，与法国为敌。”
　　“我确实无法解释为斯文·埃舍里希汇款这一点。”我慢条斯理地回答，“我大肆敛财，是为了维持鲍威尔医生诊所的正常运转，为了在黑市和德国人讨价还价，多换来一盒磺胺；为了多救一个受过枪伤所以不能去公立医院的抵抗战士，以及有电力和灯油，让我足以为刚出生几个月大的犹太婴儿写下粉饰过的出生证明。我的助手，如今在主宫医院担任护士长的苏珊娜·博多茵小姐，圣马洛公认的抵抗战士，她可以为我证明——另外一提，作为雇主，我从未拖欠过她的薪水。这些都是答案，法官先生。只是你们都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德国人的女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室内一时间鸦雀无声。
　　我挺直腰板，凝视着法院里，法官头顶上方的天平雕刻。我似乎看到它一端的托盘上，浮现出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字眼——集体狂热——它重重地将“真挚的情感”，“事实婚姻”，“反纳粹行为”这些字眼从另一端的托盘上掀飞下去，换上一个词语：
　　通奸。

　　我的第一场审判以“横向通敌罪”和六个月的监禁宣告结束；我也从不时有自由法国战士来大声喧哗的拘留室，搬到了大贝岛上鸟语花香，世外桃源般的监狱。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我在女囚中见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包括茱蒂丝·加布里埃尔，伊莲娜·隆巴迪，甚至还有老港旅馆的沃泰尔太太。
　　其中沃泰尔太太是最早出狱的，因为她的罪名仅在于与德国士兵饮酒和交谈，而且她的儿子是游击队员。她在狱中被关押了两天。茱蒂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但是比我幸运一些：她以曾经在我家门口泼污水，涂墙砖为由，坚称自己是自由法国的坚定拥护者，加上此前对我“大肆敛财”的举证，功过相抵后，被判处一个月的监禁。但她被推上审判席的理由，就非常具有戏剧性了：她的大儿子，我曾经教授过德语的塞巴斯蒂安，举报母亲在家中悬挂贝当画像，夸赞《信号》上的国防军军容比丈夫雷蒙德英俊，和向德国人提供举报信。
　　更耐人寻味的是，塞巴斯蒂安同样是游击队员。
　　但他却没有对我提出任何举证。
　　茱蒂丝坚称自己是因为接受了维尔纳的馈赠而入狱的。我不屑于和她争执，只是指了指头顶，示意她用来遮掩秃头的头巾松了。至于伊莲娜·隆巴迪——她在圣马洛短暂关押了两天后，被转送去了雷恩审理。
　　有知情的狱友说，是和RNP组织＊有关。
　　——德占时期最惹人憎恶的合作派组织之一，宣称可以“让在德国的战俘和工人们回家”，诱导，欺骗战俘和工人的妻子加入他们。
　　也有狱友说，是因为她长期为德国人□□，换取邮费和生活费。“我记得她，1942年她曾经公开举报过盖世太保，说那个盖世太保把她打到流产。”一个意大利女人说，“其实，她就是那个盖世太保的情妇之一……为了她的三个孩子。真是太悲哀了……”
　　“她的孩子们呢？”我问。
　　“谁知道呢？运气好的话，修女院，孤儿院，运气差点，就流落街头，或者投海自杀。”她冷笑一声，颠三倒四地说，“管种不管收的臭男人们……你也是，英国人。你也一样。你的头巾都馊了，该洗。”
　　而我再也没有见过伊莲娜·隆巴迪。
　　菲利普和阿尔芒娜来探监的时候，告诉我，他们正在整理我参与抵抗和未曾通敌的证据，但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懂法国本土文化，文书和法律的人帮忙，而目前他们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同时，以塔玛拉和圣玛格丽特修女院为首的儿童救护网络，也在利用帮助儿童们寻亲的便利，悄悄为我寻找证人，或者在联名请愿书上多收集一个签字。
　　我将隆巴迪夫人的遭遇告诉了他们，并不厌其烦地嘱咐他们替我照顾亨利和劳伦斯。阿尔芒娜说，劳伦斯从橱柜里翻出来一瓶陈年蜂蜜，每天宝贝般守着，说要送给妈妈当生日礼物。
　　“一瓶来自拉罗谢尔的蜂蜜。”她说，“索朗日用她的发带在上面绑蝴蝶结。劳伦斯和索朗日相处得特别融洽，两个孩子每天都在一起玩，弗朗索瓦丝嬷嬷和珂赛特嬷嬷把他照顾得很好。”
　　我没有忽略阿尔芒娜眼中一闪而过的忧伤。我看得出她在努力让我安心，但我读得懂这些细节背后藏着的东西：害怕被抢走和打碎所以需要守着的蜂蜜，圣玛格丽特修女院还没有回归父母怀抱或者失去父母的孩子，其他修女——包括芳妮修女——对于一个流着敌人血脉的孩子，产生的复杂情感。
　　我在被收押的日子里，也不止一次怀疑，是不是罪正在抵消我与维尔纳之间的爱，还有所谓的“爱的延续”。劳伦斯只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不无辜的，是孕育了他的两个人。我有时甚至在想，是不是当初我像送走那些犹太孩子一样送走劳伦斯，对他更好——至少他不必负重长大。
　　“弗朗索瓦丝还好吗？”我问。
　　“嬷嬷很好，艾瑟尔。她此前是职业妓女，又长期在教会工作，因此不属于清算和起诉的范围。”阿尔芒娜回答。
　　“指控一个人有罪只需要三小时。”菲利普说，“证明她无罪却需要至少三个月，甚至三年……就连寻找光明正大的证人，都需要像过街老鼠一样偷偷摸摸。真是荒谬，一点公道都没有。”
　　“我并不是无罪，菲利普。法庭不公道的地方，在把我用于赎罪的行为变成了罪过本身。”我笑了笑，温和地说，“葡萄酒还好喝吗？”
　　“很不错。”阿尔芒娜嗓音嘶哑地说，“弗朗索瓦丝嬷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圣玛格丽特修女院的葡萄酒一直是圣马洛最受欢迎的。”菲利普说着，突然露出厌烦的神情，“现在是解放了吧？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说话？”
　　我笑出声来。门口的狱警点起一颗烟，向地上吐了口唾沫。菲利普立刻起身，低声对狱警说了几句，又往他手里塞了点钱，狱警这才不情不愿地将烟掐灭。
　　“恭喜你，阿尔芒娜。”
　　我隔着栅栏，握住阿尔芒娜的手。
　　“真好。曾经我们爱哭的小姑娘，现在也要当妈妈了。婚礼什么时候举办？”
　　“等你出狱，艾瑟尔。我们的婚礼，你一定不能缺席。你怎么能缺席？你必须来……上帝。战争没结束的时候，我们认为只要胜利了，一切就会变好。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会变成这样。你和上尉只是相爱，可相爱本身，又做错了什么？况且你们从来没有利用彼此……上尉明知道你在帮助我们。他自己也……如果不是他，菲利普早就……”
　　“好了，孕妇不能哭，阿尔芒娜。别说不吉利的话。”
　　面对她的眼泪，我只是这样说。菲利普揽住阿尔芒娜的肩，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我真想念当年那个还会用仰望星空威胁我，在理发店里因为被剪短头发，哭成傻瓜的英国人。”
　　菲利普望着我，脸上是一副遗憾的神情。
　　“说起上尉，从来就没人比他更懂这些东西，什么法律，文书，德国人那些拐弯抹角的措辞——他总能把机密文件粉饰得像童话故事，就像你当时编排的那些英国密文。艾瑟尔，现在最难的地方，就是证明你确实没有与敌人合作……但这对于‘冯·比尔肯贝格夫人’来说，格外困难，因为当事人已经……你应该能听懂我是什么意思。”
　　我的眼珠向菲利普的方向黏腻地转动。
　　“机密文件？”我问，“维尔纳给我们的？”
　　“毫无疑问。”菲利普回答，“车辆短缺和后勤保障，燃料状况，行动安排。还有他从工兵营里拿出的图纸和笔记……包括在哪里可以和当地的德军合作拿到面包。他起初说，是为了感谢我帮他联系Combat。后来你离开圣马洛，他又说是感谢我愿意相信你。再后来……他已经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就给我们钱，还把他的配给分给我们，说他现在不便出面。他总说是为了你，说这些都是你的‘功劳’。可他做的这些，已经远远超过一个痴情军官的范畴……”
　　“他是在为他发起战争的祖国赎罪，也是做他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我。”
　　我看着被监狱大门切割成柠檬和可可双拼蛋糕的阳光，又朝菲利普和阿尔芒娜笑笑。他们看起来很好。能走在阳光下的那种好，我和维尔纳没有体验过的好。我忽然特别想念维尔纳的眼睛，温德米尔湖般的蓝眼睛。清醒又酩酊，此时此刻，天空般澄澈的眼睛。我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张了张嘴，想模仿他叫我名字时柔软醇厚的语调，却只有干哑的嗡嗡声；我的嗓音在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游行中被破坏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微笑着，尽量柔和地说：
　　“我长出了新头发。还是黑色的发根。不是白色的，很好。他的童话故事，主角应该是两只猫，两只老鼠，或者不能拯救世界的蝙蝠侠。”
　　阿尔芒娜的眼圈又红了。菲利普握紧她的手，低下头，嘀咕了一声。
　　“你们真是怪物。”
　　我终于看见眼泪从菲利普眼中坠下。
　　但我仍不否认自己和一个德国军官真心相爱的事实。如果你问我，是否后悔——我想，大概有过的。可再相爱的夫妻也有过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虽然我们在一起的几个月内并没有，我最多只是藏起他的黑啤酒和拖鞋，踩一脚他光亮的军靴，再骂他国家的元首“Hell Hitler”。
　　我还是爱他。
　　没有他，我可能早就死了。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
　　战争对于普通人而言，从不是地图上的战略战术。那太虚无缥缈，也太远离现实。它是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带走调查或处决；是爱错一个人就可能被抹去你做过的所有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是把一切都扭曲，碾压，变形，直到失去它本来的模样，是把纳粹的斜十字压在神圣的红十字上；是生育不再只是生育，是相爱却被制服和国籍定义为通奸；是玛丽·杜瓦尔脸上被迫服从的青紫，也是菲利普直到圣马洛解放才说出口的求婚。
　　这天是1944年10月1日，维尔纳来到我世界第三年的纪念日。
　　我在大贝岛的监狱里。
　　我们的儿子在上帝的护佑下。
　　我仍不知道维尔纳在哪里：天堂，人间，或地狱。我不知道下一个春天维尔纳会不会回来。但在此之前，至少我，还有我们的劳伦斯，是他在这人世间，最后的春天。

　　————
　　＊出自《Shorn Women》
　　＊RNP组织：Rassemblement national populaire，可译作“国民人民联盟”或“民族人民联盟”。它是马塞尔·德阿 Marcel Déat 在德占时期创建的法国合作派党派，带有法西斯色彩，亲德，亲“欧洲新秩序”，在巴黎合作派圈子里和多里奥的 PPF 一起，属于很扎眼的那类政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