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第五十四章 我很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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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忘记了玛德莱娜和那块击打在我后背的石头，因为那天我和劳伦斯并没有买到烤栗子和干果蛋糕，这让我非常沮丧。商店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而烤栗子的价格也已经飞涨到我无法负担的程度。如今，只有德国士兵们愿意以高得离谱的价格购买食物。我转身离开时，听见商店老板和主妇们同时发出的叹息，“可怜。”我想她们说的是劳伦斯。人们总是不忍心将仇恨引向一个不谙世事的幼儿。
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大概，只是为了维持一种自己还在正常生活的假象，一种自己还不算是行尸走肉的，无意义的证明。
一场“我不是遗孀”的表演。
在不知不觉之中，身边行走的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已经换过几轮。贝恩维尔等思想家的雕像们早就在1942年初被拆除，残留的底座生满铜绿，看似生机盎然，实则破败不堪，积雪和寒冷正在杀死缝隙中的寄生虫和老鼠。
我抱着劳伦斯路过圣卡利克斯街7号，达维德·拉齐纳的住所。房子久无人居，房顶塌陷，门板和玻璃都被拆走，只余下摇摇欲坠的残砖废料；它比1941年我见到它时更像一具骨架，只不过上面余下的皮肉被剔得更干净，灰尘更厚，腐烂的气息也更重。但我现在突然理解了他对我“气色红润”的愤恨。
我静静望着那间房子漆黑一片的门洞，似乎仍能听见那一日，老人吊在天花板上时，锯木头般拧转着的吱嘎声。以及《Es ist ein Schnee gefallen》，一首古老的德国民谣：它从法国的孩子们口中被字正腔圆地歌唱出来时，仿佛一曲来自天使的诅咒。
我想，现在我们正遭遇的一切，或许都是断绝他最后一线希望的报应。
停留片刻后，我把劳伦斯放下来，看着他在风雪里兴奋而笨拙地奔跑。我试图让自己相信，他正在跑向一个不属于战争，政治，与任何血统与符号的，新世界的春天。
同样被我送到“新世界”的，还有即将在今晚从无线电中播出的法文消息。英语是我的母语，而这让我能将那些来自伦敦的翻译密码翻译成法国人能听懂，但不会让德国人起疑的句子。“爱丽丝点燃了二十根火柴。”“蚊子会传染疟疾。”“波尔多的葡萄藤，在四月长出第一片绿叶……”这些消息会让战壕里苦守的抵抗战士们，收到来自美国或者英国的空投资源——偶尔也会有受伤的士兵，他们会被送到我这里治疗，或者简单整理后，转送至更完备的医疗点。
我把这些当做上帝对我说出的“生日快乐”。而我很清楚，我正逐渐失去这种“当做”的资格，无论我为我的本心，我的祖国做过多少事。
前者，我为此心知肚明；后者，我为之无怨无悔。
德军的颓势日渐难以掩盖。俄军已经占领佩列科普，克里米亚地区的德军陷入孤立＊。而我诊台下藏着的病历本上，正记录着中央集团军群在东线的暴行：
“我没有看清那个村庄的名字，不在伏尔加河畔，可能很远，在南方。是一支国防军连队……村民们为士兵们提供了温暖的住所和食物，但他们还是令人惊讶地在夜深人静时施暴，并烧毁村庄……我听到了他们的命令。部分村民在游击队的协助下逃离，但还是有几十人，其中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被不幸射杀。军队带走了还活着的牲畜和过冬的粮食，并在森林中继续搜查游击队员。”＊
这份令人愤慨的罪证也经由我的手，自英文变成法文。它来自1942年12月29日的明斯克，又在时隔将近一年后，艰难地抵达伦敦，再辗转被送往法国，用于对纳粹反人类暴行的谴责。圣马洛是它在布列塔尼的第一站。这份译稿，将在几个小时后，由苏珊娜交给圣玛格丽特修女院，再被刊印在地下刊物上，抵达占领区的其他城市。每次我翻译到这些惨无人道的罪证，脑海里总会不合时宜地翻涌着，维尔纳在这些被屠戮，被掠夺，被侵略的土地上写给我的，那些经过审查的思念——真正被“审查”的，是爱情，还是罪恶？在我看不见的世界里，在被等待和煎熬磨灭的岁月间，用于躲避灾难的暗语，是否已经成为掩盖灾难的蒙蔽，或者被刻意擦净的墓碑？
我不确定它们是因被受害者的鲜血濯洗过而苍白，还是因灌满掩埋受害者尸骨的白雪而纯净。我也不确定，如果他真的是这些字句中代表执行者的那一方……如果他真的那么做，无论哪一方胜利，战争结束之后的我与劳伦斯，又该如何厚颜无耻地以幸存者自处？爱情也好，血脉也罢，都会成为一个最残忍的词语：帮凶。
黎明到来之前迷茫的夜晚里，在哄睡劳伦斯后，我来到地窖，将维尔纳留下的怀表和勋章找出来。
这一次，我没有打开怀表的表盖。我只是把它戴在脖子上，和它一起凝视着勋章中间，被维尔纳打磨过后，缺损变形的斜十字。
它和他们，仿佛在注视着我。
维尔纳和奥古斯特的眼睛。蒂埃里·德·马特尔医生，让·穆兰，牺牲的战士们的眼睛。“爱默伦丝”，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眼睛。地下报刊的字里行间，在明斯克的火焰，伦敦燃烧的残瓦里，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他们的眼睛……
“你说你不愿向那个人鞠躬。我信你，我相信你不会那么做……但我知道，那是扭曲人性的战场，是地狱，不是神话里的英灵殿。我的爱人，如果你真的那么做，我仍会这样称呼你。我还是会活着，活到把劳伦斯养大……然后，我会走上命运的审判席，等待上帝落锤，等待我们在撒旦的地狱中相见。博爱的上帝，请您宽恕我作为母亲的私心——劳伦斯是无辜的；那些未能按时长大的孩子也是，无问来处，无问国籍。我们将永远记得。我相信你会记得。”
我将勋章放进这封短信里，一起投进葡萄酒桶。然后，把头靠在沉默的邮筒上，听他的怀表滴答走时，也听我自己的心跳和呼吸。
劳伦斯的一岁生日，在圣马洛的又一次大规模停电中迎来。同日，德国人为1941年的邮政大楼空袭遇难者悼念；我也没忘记为为乔治·费斯和露希尔·马肯尼分别点一支蜡烛，尽管我们的蜡烛已经所剩无几。我的诊所不在德方的特殊用户范围内，而为了节省开支和应对夜间的患者，我和苏珊娜不得不擅自篡改电表，或者更换电力公司拆下的保险丝。＊
我们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诊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尽管她穿着破旧，还蒙着大半张脸，我还是通过那双琥珀色的美目，一眼认出了她。
玛德莱娜·布朗夏尔。说实话，我看到她时有片刻的错愕：我本以为她应该在德国人的指挥部里，戴着价值不菲的宝石和羽毛，穿着黑色厚缎子的晚礼服，演唱《Ich bete an die Macht der Liebe》。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戴着成色不佳的旧耳饰，穿着打着补丁的旧衣裙，局促又艳羡地看着我。我确定那是艳羡——尽管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
玛德莱娜开门见山地说：
“冯·比尔肯贝格夫人，是埃尔梅林夫人介绍我来的。玛尔塔·埃尔梅林。”
“布朗夏尔小姐，圣马洛没有姓埃尔梅林的人家。”苏珊娜毫不客气地说，“这里是给穷人看病的诊所，配不上歌剧院里的大明星。”
“别这么说，博多茵小姐。年轻的方丹夫人也曾经施舍给我们面包和鸡蛋。”
“我庆幸她们没看见您接受德国人亲吻，卖弄风情的样子。请您自行离开。”
苏珊娜冷声说。
玛德莱娜不再和苏珊娜争辩。她涨红了脸，尴尬地站在门口，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联想到几天前她与德军中校亲昵的模样，加之不知她究竟底细如何，我心中顿时生出警惕。
“是的，您找错人了，布朗夏尔小姐。这里是鲍威尔医生诊所，没有叫玛尔塔·埃尔梅林的人。”我语气冷淡地说。
“可您曾经在勒阿弗尔和她共事，冯·比尔肯贝格夫人。”她急切地说，“半个月前，我专程去勒阿弗尔找埃尔梅林夫人，并愿意支付给她五万法郎的报酬。但……她拒绝了我，理由是她不愿意成为第二个玛丽-路易丝·吉罗。在知道我从圣马洛来后，她把您的名字告诉了我，说……让我来找您碰碰运气。”
玛丽-路易丝·吉罗是瑟堡的一位堕胎医生，1943年7月，由于非法堕胎被判处死刑。恰好，诊室内传来劳伦斯一声欢快的“喔”。
我咽了口唾沫，分外严厉地说：“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小姐。我在勒阿弗尔的伤员临时安置处工作时，确实听说过这位埃尔梅林女士，但也仅限于听说，从未与她共事。我们是合法经营的诊所，吉罗女士所做的事情，也不在我受过的医学训练范畴内。在我叫警察来之前，请您自行离开吧。”
“夫人……”
“苏珊娜，”我说，“关上诊所的门。”
“不，夫人，”玛德莱娜哀求道，“求您了，我怀了德国人的孩子。我不能留下他，我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和波兰来的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女士，曾经在同一间裁缝铺定制过礼服……如果您怀疑我说的这些话的真实性，您可以现在就联系盖世太保带走我。我知道您在帮助谁——就像您的丈夫所做的。”
我浑身一震，手上的提灯掉在了地上。苏珊娜也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沉默地看向我。
玛德莱娜继续说道，“夫人，1941年10月，在圣文森特街，您的丈夫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曾经帮助过我。他将我介绍给乌尔曼夫人做女仆，不然我真不知道要如何熬过那个冬天。请您相信我，我读书不多，但我是法兰西的女儿，我从小听着圣女贞德的故事长大。忘恩负义的事，我不会做。”
“裁缝铺？”
“是的，”玛德莱娜说，“勒阿弗尔的裁缝铺。”
“……裁缝铺叫什么名字？老板是哪里人？”
“名字是Maison du Fil Fin。老板的家乡……”说到这里，她欲言又止，有些为难地说，“……可能会让您觉得不舒服。是英国，也是上尉的情人，艾瑟尔·柯克兰医生的家乡。我至今都想不明白，像上尉那样的男人，怎么可能会背叛自己的妻子呢？……但事实又确实如此……”
我死死盯着玛德莱娜。
终于，我弯下腰，拿起翻倒的油灯。
“请进来吧，布朗夏尔小姐。”
我盯着地上洒出的灯油说。
时隔一年零九个月，劳伦斯一岁生日的那天，我再次操作了一台堕胎手术，而手术对象却是一个怀着德国人孩子的盟军女间谍。所幸玛德莱娜处于孕早期，手术难度并不大，否则单凭我那十几台可怜的临床经验和相对薄弱的产科知识，我属实不敢承受病人的信任。手术只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但这却是我在多年，乃至未来几十年的行医生涯里，心情最复杂的一台手术，甚至超过我第一次为病人开颅。
在我将器械伸进玛德莱娜的身体时，她因为疼痛和恐惧剧烈地发着抖。
“会有点痛。”我安慰玛德莱娜说，“没关系，很快就结束了。”
“我知道，夫人。”
她挤出一个笑容，眼泪却滚滚而落。
“没关系，比子弹打进腿的感觉好多了。谢谢您，夫人。谢谢。”
手术结束后，玛德莱娜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坐在诊室内哀哀哭泣了好一会儿。苏珊娜在她的哭声中沉默地打扫着诊室，劳伦斯在外间睡着，偶尔发出几声奶声奶气的咂嘴声和咿呀声。我准备在新年之后教他说话，德语和法语；战争结束之前，我不能教他英语。偶尔劳伦斯也会发出像模像样的音节，“Paba”，“Mamu”。
玛德莱娜在这时说：
“孩子的父亲甚至不知道他来过。即使……他是德国人的孩子。可他也是我的孩子。”
我静静听着她抽泣，却反而听见一种黏腻又干燥的奇特声响，然后我才意识到，是来自我疲劳而涩痛的眼珠。我抬起头，看着陷入悲伤的玛德莱娜。最后，我只是把手轻轻放在她肩上。这种时候，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即使这个孩子对于一个法国女间谍来说，确实堪称“毁灭人生的开关”。
“您明天可以继续回去工作，布朗夏尔小姐。”好一会儿，我才说，“腹部的疼痛会持续一段时间，几天，或者一星期。在疼痛彻底消失之前，您不能再在舞台上进行长时间的站立演出。稍后会有人接您回去吗？”
她虚弱地摇摇头。
“这里离圣文森特街不远，我可以自己走回去。”
“您住在圣文森特街？”
“是的。最近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完成任务后，还要等待伦敦的安排。下一次回来，不知道又是什么时候。”
玛德莱娜慢慢收住哭声，擦干眼泪，红着眼眶对我笑笑。
“我父亲早逝，母亲罹患眼疾。我除了这张漂亮的脸，还有一副好嗓子，什么都没有。德国人来了之后，我们母女一直过得非常艰难……直到1941年的10月，您的丈夫阻止了一次圣文森特街的搜查。我鼓起勇气，问他需不需要温暖……其实，是想向他换些食物和配给票。我想，如果能成为他的情妇，或许，或许是个好选择……”
我没有说话。苏珊娜轻轻将扫帚放回原位，关上电闸，重新点起小油灯；又把在外屋睡着的劳伦斯抱进来，放在我怀里。风雪的声音隔着厚重的窗帘灌满诊室，它似乎有了生命，正在和我们一起呼吸。
玛德莱娜以幻梦般的目光看着劳伦斯。
她以更加轻柔的声音，继续说道：
“我发誓，夫人，我当时不知道您的丈夫有家室，而且他也没有佩戴婚戒。他温和地拒绝了我，并询问我，是否介意为一位纳粹军官的妻子担任女仆。尽管我非常痛恨纳粹，但对于当时窘迫的我而言，我没有拒绝的理由。两天后，他拜托副官送来了面包和牛奶，里面还放着预支给我的薪水——在我以为他会像街上的德国兵一样追求我的时候，他却再也没有看过我一眼，哪怕一眼……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接济我。不久，乌尔曼夫人告诉我，他已经有了心仪的人，劝我别再想着他……她一直鼓励我去当演员或者歌手，但我……对不起，夫人，可我……我实在忘不掉他。”
“没关系，我理解。”我简单地说。
“您……？”
“医生是最好的倾听者。”
我笑了笑，温和地说。
玛德莱娜美丽的眼中又泛起泪光。她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门外突然传来两声酒瓶被打碎的裂响。她不得不站起身，双腿仍在因为疼痛而发抖。我怀里的劳伦斯也被这两声响动惊醒，睁开眼睛，好奇地看着玛德莱娜。
“是英国人的暗号。我该走了。”玛德莱娜套上大衣，说，“看来我今晚没机会回到圣文森特街了。请您放心，夫人，我只是说我来看妇科病，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怀孕的事情……”她以一种奇特的目光凝视着劳伦斯，低声请求道：“我……能抱抱您和他的孩子吗？”
我点点头，把劳伦斯递到她怀里。劳伦斯咯咯笑着，伸出小手，试图去摸她耳畔的珍珠。
“他和您丈夫真像。他叫什么名字？”
“劳伦斯。”我说，“劳伦斯·奥古斯特·冯·比尔肯贝格。”
玛德莱娜低下头，亲了亲劳伦斯的脸。苏珊娜为她整理了一下大衣，又搀扶着她出去。
我提起灯，走进诊所的盥洗室，解开帽子和发髻。我看着镜子里那个头发花白，形容枯槁，穿着发黄发硬的白大褂的女人。她干枯得像一丛东倒西歪的苇荡，身下是黑烂腐臭的泥。那件来自伦敦的白大褂穿在我身上，竟像一个包裹尸体的麻袋——更直白些，裹尸布。我盯着胸口那枚旧伤疤的时候，戚戚然被席卷而来的回忆吞噬。华丽珠宝掩盖它的夜晚，维尔纳为它醉酒翻书的夜晚，我在老港旅馆里亲手用刀片破坏它的夜晚。
可我却无论如何都回忆不起，那个被我救下的难民家庭的名字。上帝似乎把有它的记忆从我的大脑中挖走了。我只记得维尔纳很在意它，即使它和他并无因果关联——当时我不明白他在犯什么倔，现在隐隐约约明白一点，却又形容不出来具体的原因。但我望着它时，总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情，什么人，在生命中凭空出现，又被没有缘由地忘记；这枚被反复忘却的伤疤是，突然出现的玛德莱娜也是。我想，这是我们不知不觉间种下的善意，从遥远的回响中赶来，替他作证。即使战争笼罩下的世界容不得天真，但，至少在这一刻，我愿意相信，我的维尔纳没有成为那些地下报刊上的字句。
几天后，那位当众与玛德莱娜举止亲密的中校，猝死在妓院中。同一天，玛德莱娜拜托她的“朋友”，将五万法郎秘密送到苏珊娜处，再辗转送到我手里。我将它分成三份，一份留下来支撑诊所和我的日常开销，一份留给亨利和“不眠者同盟”，最多的一份，则交给了圣玛格丽特修女院。
“我将我们种下的善意交给上帝，
无论我们将在何处重逢，
天堂，人间，或地狱，
愿我多吻你片刻，
愿命运的审判锤落下之时，
你我仍十指紧牵。”
中校死后，玛德莱娜也离开了圣马洛，我很久都没有再见到她。但依靠着玛德莱娜这份雪中送炭的“生意”，我和劳伦斯的手上没有生冻疮，也没有沦落到要把书房内的纸张都拿去当燃料的程度。每天都有人死，饿死，冻死，病死，或被处决。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兔死狐悲，但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给劳伦斯洗漱的时候，我都有种怪异又灼热的感觉：我居然还这么苟延残喘地活着，还在期待着可能第二天——说不定今天早上——就可能会到来的解放。
无论是东线的接连战败，还是盟军对柏林持续的大规模轰炸，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德国已是强弩之末；随之而来的，是占领区恐怖的氛围逐渐达到顶点。盖世太保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对所有街区进行监视，因此我们只能在夜间进行活动，范围也受到诸多限制，有些时候，我甚至不得不把刚满一岁的劳伦斯锁在地窖里，才敢鬼鬼祟祟地出门为受伤的抵抗战士和盟军士兵治疗，手术。地点也越来越“灵活”——岩洞，树林，废弃战壕，车厢的残骸，磨坊。磨坊已经是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了——至少它还能称之为“Room”！
偶尔德军会聘用我为犯人进行体检，只是频率越来越低。他们每天都会枪杀“罪犯”和人质，在此之前，他们往往会遭遇无需再“浪费医疗资源”的酷刑。每次我随着宪兵抵达监狱，都能听到有人在唱《马赛曲》。＊
离开时亦是。
有时我早上刚目睹了被送去德朗西或者拉文斯布吕克的母亲，晚上就要在我的诊所中见到她们的孩子。我总能在一张张童稚的脸上，看见那些不幸的女人的残魂。有一件讽刺的事情是：反而不再有人举报我了，包括加布里埃尔太太。法国人分成了极端的两类：热血沸腾，或与世隔绝。
而我不属于任何一方。
我是它们中间的“或”。
就连那位会德语的神秘幸存者，在1944年2月后，也不再传来德国军人们在东线犯下的累累罪行。他提供的证据，停留在1943年7月，是党卫军在基辅一带，以救援行动为名，对当地村落开展的反游击屠杀。整个村落被烧毁，数百名村民或被烧死，或被射杀。
指挥官是位上校级军官，只可惜，名字被人刻意破坏过，以“党卫军上校”代指；而这位神秘人所在的游击队伍，除了他本人，已经全军覆没。我不知道我在翻译这封讯息的时候，他是否也已经遭遇不测。
一次爆炸震碎了我和维尔纳卧室的窗玻璃。我抱着我们的劳伦斯，在地窖里迎来了1944年的春天。
我教给他的第一个词是“Früh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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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战况描述和章尾监狱内《马赛曲》的场景描述皆为纪实，出自《巴黎日记》。
＊国防军在明斯克的罪行原型为出自Hannes Heer，《The Wehrmacht and the Anti-Partisan War》，其中东线幸存士兵阿尔伯特·罗登布什的口述。
＊对于供电和偷电的描述出自《烽火巴黎》。
＊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著名英国女间谍，二战期间服务于英国特别行动处（SOE）及军情六处的情报人员，被英国首相丘吉尔称为“最喜爱的女间谍”。
作者有话说
第56章 第五十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