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毛巾捂着鼻子,坐在餐桌前,将维尔纳的第一封信读完,忍不住幸福地微笑起来。我一次次轻抚着他的名字,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亲吻他,触摸他。他舒缓而整齐的笔迹,我熟悉的笔迹——那是如今荒唐的世界里,唯一属于我的残迹。我仿佛看见他披着阳光,站在落地窗前,同时戴着制服帽子和西装外套,对我点头致意;我看着他的身影出现在厨房里,戴着针织手套,正小心翼翼地更换厨房被露希尔的弟弟砸坏的玻璃,把圣马洛的风景照放回相框里。相思之苦被爱语短暂地稀释,只留下蓝莓杜松子酒的清甜,强烈的阳光令人迷醉。 但他信尾的落款却把我拖回阴天,和毛巾上的血迹。它们渐渐氧化成咖啡色。2月17日,巴黎——他在前一日,他离开的当日,刚写过明信片。字迹匆忙,内容也只有一句他曾对我说过的情话:“Was auch immer unsere Seelen sind – deine und meine sind dasselbe.”而且这封明信片是通过民用邮路送达。几天前,我还和菲利普抱怨邮寄的速度太慢。也是那次,菲利普告诉我,“人类博物馆”组织的十名成员,在我收到维尔纳明信片的那天——1942年2月23日,七名男性在蒙瓦莱里安堡被枪决;另外三名女性则被押往监狱与集中营。“同为法国的利益而战,我们却什么都没能为他们做。”他遗憾地说。 就这类事情,德军情妇——后来,他们叫我这类人“横向合作者”——从来没有资格发表言论。我只能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好图纸,并让菲利普顺便带走一朵放在我家门口的白玫瑰。 那晚,我对着维尔纳从巴黎寄来的明信片,沉默许久。之后,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又将纳粹的符号画在纸上,丢进壁炉烧掉。我知道我该恨的人很多,不只是纳粹,还有在战败后的民族耻辱,巨额赔款,鲁尔危机与印钞机的疯狂运转中,把德国一步步煽动至狂热的人;可真正将硝烟,死亡与焚尸炉的阴影压在欧洲,乃至于全世界头顶的,终究还是纳粹自己。 我将三个信封平摊在桌子上。巴黎,2月17日14时;柏林,2月20日10时;华沙,2月22日9时。三封信,分别由厚到薄,华沙的信件更是格外单薄。我沉默地看了它们一小会儿。我惊讶于我的心如止水。没有人敲门,雨后牛乳白的天空下,院墙边的树梢仍在安静地摇晃着。至少现在,一切都显得稀松平常。现在……他应该早已经过了布列斯特,成为征兵宣传片中拍摄的一员,就像我们曾唯一一起看过的黑白影片。 我希望战争结束,希望德国失败,希望英国和俄国胜利,希望法国解放。可我又是那么希望收到我爱人的信。 我深呼吸一口气,打开来自柏林的第二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