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等蝴蝶》星星星野

49、第四十九章 这年头，能

　　一切都开始于十几年前的那天。

　　安城机械厂的大门口贴了一整排红纸，密密麻麻的黑字从墙这头排到那头。风吹过来，纸边翻起又落下，露出下面灰扑扑的墙皮。

　　“下岗名单”四个大字印在最上面，下面是好几百个人名。

　　安国华站在人群里，踮着脚往前挤。他个子不高，前面的人又都伸长脖子，他只能歪着头从人缝里往里看。

　　找到了。

　　安国华，车间三组，钳工。

　　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好一会儿，烟都忘了抽。旁边有人在骂，有人在哭，有人蹲在地上抽烟，烟雾往上冒，混着叹气声。

　　“老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安国华回头，是老刘，他脸皱得跟抹布似的。

　　“你也在上头?”安国华问。

　　“在。”老刘从兜里掏出烟，抽出两根，递过来一根。他划着火柴给自己点上，狠狠吸了一口，“妈/的，说下就下了。”

　　安国华接过烟，没点，就夹在手里。两人站了一会儿。老刘忽然往旁边挪了半步，压低声音:“哎，听说了没?”

　　“啥?”

　　“李玉兰他们家。“老刘往旁边看了看，“没在那上面。”

　　安国华皱了下眉:“那女的，不是病得挺重么？”

　　“对，就那病。”老刘把烟从嘴边拿开，“可名单上没有人家。”

　　安国华夹烟的手停住了:“没有？病成那样，还能上班？”

　　“上啥班啊！”老刘撇着嘴，说不清是讥讽还是无奈，“厂里头说了，重病职工，不让下岗。有规定，怕，怕担责任。”他凑得更近，烟味混着口臭喷到安国华脸上，“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咱们这些能抡大锤，能开机床的，说踢就踢了。她一个躺床上等，等那什么的，反倒稳当。”

　　安国华没接话，把手里那根烟凑到老刘的火上点着了，吸了一大口。劣质烟草的辛辣气直冲喉咙，他忍不住弯下腰，咳得撕心裂肺，眼泪都憋出来。

　　老刘替他拍了两下背，等他喘匀了气，又凑过来，声音压得几乎只剩气声：“还有呢，我也是听医务室老赵嘀咕的，说她那病，到根儿了，治不了。拖日子罢了。”他顿了顿，观察着安国华的脸色，“厂里对这种，因公？也不算，反正人要是没了，按规定，得给一笔抚恤。数目，听说不小。”

　　安国华慢慢直起腰，抹了把咳出来的眼泪，眼睛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没看老刘，只含糊地问了一句：“能给......多少？”

　　“少说也得.......”老刘伸出几个手指头，在安国华眼前晃了晃，没明说，“好几万总是有的吧。唉，这人的命啊，真没处说理去。咱们两手空空滚蛋，往后还不知道咋糊口。人家呢，躺着，躺着啥也不干，到时候还能给家里落下那么一大笔。”

　　安国华不再问了。他低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那支烟，直到烟蒂烧得烫手，才扔在地上，用脚底使劲碾了又碾，碾得那点火星子彻底灭了，碎成一小撮黑灰。

　　他转过身，没跟老刘打招呼，径直往家走。脚步沉甸甸的，像是两条腿都灌满了湿沙子，每一步都陷在泥里。

　　背后，厂门口的人声渐渐远了，只有风声还在耳边呼呼地刮，卷着几片撕破的红纸屑，打着旋儿，飘向不知名的角落。

　　下岗的红纸还贴在厂门口，风一吹哗啦响，可安国华再也不用去看了。

　　他成了街上的闲人，早上醒了，看着老婆绷着脸把稀饭咸菜端上桌，筷子一放，那声音都像在问他今天的饭在这，明天的饭又在哪里呢？

　　没班上也得出去。

　　他先去了城西新开的建筑工地。工头叼着烟，上下打量他：“老哥，多大岁数了？”

　　“三十........出头。”安国华把背挺直了点。

　　“我们这儿要的是力气，扛水泥板，搬钢筋，手脚得麻利。”工头弹了弹烟灰，“干得了吗？”

　　“干得了！”安国华声音很大，像是说给自己听。

　　头几天还行，咬着牙跟那些二十岁的小伙子一起扛。水泥灰呛得人睁不开眼，汗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晚上回到家，胳膊腿都不像是自己的，筷子都拿不稳。老婆愁苦着脸，磨蹭了许久才敢开口问他：“挣了多少？”

　　安国华闷头喝粥，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几十块钱。老婆数了数，没说话，但又背着身去偷偷抹眼泪。这个工作干了不到两个月，有天下午扛预制板，他腰上使不上劲，脚下一软，差点连人带板摔下去。旁边的工友一把拽住他，板子擦着脚边砸在地上，咚一声闷响。

　　工头跑过来，脸都白了：“老安，你不要命了？这要出事谁担得起？”第二天结账时，工头多给了他二十块钱，拍了拍他肩膀：“老哥，这活儿你真干不了了，回家歇歇吧。”

　　钱没了，家还得回。老婆正蹲在门口洗衣服，搓得盆子哐当响。看他这么早回来，手停了：“咋了？”

　　“没咋。”安国华想往屋里走。

　　“活儿呢？”老婆站起来，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黄了。”

　　“黄了？”安妈的声音带了点哭腔。这到了冬天要交取暖费，安雅快高考了，下个月又要交补习费，这个家连两百块都拿不出来，可怎么挨过这个冬天！

　　安国华一回家就不说话，蹲在门槛上摸出烟，手抖着，半天没点着。

　　后来经人介绍，他去了一家街边小饭馆。老板娘是个胖女人，嗓门大，眼睛也毒。安国华在后厨帮忙，切土豆丝，老板娘拎起一根看看，扔回案板上：“你这是切丝还是切棍？客人等得起吗？”他洗碗，老板娘嫌他慢，油渍没冲干净：“水不要钱啊？洗洁精不要钱啊？你这么干我买卖还做不做了？”

　　每天从早站到晚，腰酸背痛，耳朵里灌满了老板娘的骂声。有时客人多了，他手忙脚乱打碎个盘子，老板娘能指着鼻子骂上十分钟。一起择菜的大妈悄悄说：“忍着点，都不容易。”安国华只能点头，把骂声咽下去。

　　这个工作干了小半年，有天早上他去上工，看见饭馆门关着，贴了张白纸：本店转让。

　　老板娘不见了！还欠着他半个月工钱。

　　后来，他揣着最后一点本钱，去了城北的夜市。地上铺块塑料布，摆上从批发市场趸来的袜子皮带，还有几盒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光碟。旁边都是和他一样的人，眼神警惕地扫着街口。

　　“城管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嗓子，整条街像炸了窝。安国华慌得手忙脚乱，抱起塑料布的四角就想跑。袜子皮带撒了一地，他也顾不上捡，抱着那包光碟就往小巷里钻。躲了好一阵，回去一看，塑料布和剩下的货全没了，地上只剩几只被踩脏的袜子。

　　他蹲在路边，看着空荡荡的地面，突然抬手狠狠抹了把脸。手指头是湿的。旁边卖水果的老头叹了口气：“大老爷们儿，哭啥。”

　　“这年头，能活着就不错了。”

　　家里的吵骂声越来越密，像冬天刺骨的冷，赶不走，躲不开。连和老婆的吵架都有了固定的调子：“你看看人家！”“这日子没法过了！”安雅放学回家，总是低着头飞快地钻进自己那小屋，然后关上门再也不出来。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安国华开始绕路去街口那家小卖部。柜台底下摆着散装白酒，打一斤，用旧塑料壶装着。他就坐在马路牙子上喝，一口接一口，辣得从喉咙烧到胃里。喝到眼睛发直，看路灯都成了重影，心里那团堵着的东西好像才化开一点，化成一股横冲直撞的怒气。

　　回到家，老婆要是还在念叨米价又涨了，女儿要是关门的声音重了点，那怒气就找到了出口。巴掌是怎么抡起来的，他自己也记不清。只记得老婆的哭喊，女儿惊恐的眼神，还有东西摔在地上的碎裂声。第二天醒来，头疼欲裂，看着老婆红肿的眼眶，女儿躲闪的目光，他心里也难受。他想说“对不起”，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软绵绵的，抵不过他心里那份沉甸甸的快要把他压垮的窝囊。

　　日子像生了锈的锯，来回拉扯，看不到头，只剩下一天天硬熬的钝痛。

　　直到老刘有一天找到他，说起开出租的事，那三万块押金像天文数字，却又成了黑沉沉的生活里，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根绳子。

　　“押金三万，每个月交两千块份子钱，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老刘说，“我已经租了一辆，你要不要也来？”

　　三万块钱。安国华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又找亲戚借了一圈，总算凑够了。

　　他租了一辆桑塔纳，开始跑出租。

　　每天早上五点出门，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有时候生意好，能挣个百八十块。有时候生意差，连油钱都挣不回来。

　　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营生。

　　日子慢慢稳定下来，安国华的脾气也好了一些。虽然还是会喝酒，但打人的次数少了。

　　他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