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说类书籍评论》花歌流曳

3、朗读者之伤

　　无论就哪方面而言，《朗读者》都是一本需得一读再读的作品。尤其面对书后那一条比一条更加尖锐的问题，显然第一次阅读中仅仅对情节本身的消化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来说，一本小说从开始读到结尾，理应是一个线索愈加明晰、疑团逐个破解的过程，这本书给我的体验却不然。愈接近尾声，便愈来愈对主人公的行为、反思、疑问三者，感到茫然无措。

　　我从来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亦不是一个有非凡理解力的读者。卓越网有读者评价这本书适合喜欢思考的读者，于是我唯一能做的决定便是将这本书再次通读。我并不擅长思考，这是实话，或者毋宁说我不擅长凭空思考——对我来说，只有拿起文本，于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重温与咀嚼中，才能暮然回首般找到答案。因为我向来坚信，思考，无论它是怎样一种高度抽象的思维活动，也总是需要一定依托的。

　　不巧的是，明天就要回校，那并不是一个适合重复并且反思的地方。于是只能匆匆留下第一次阅读的记忆，权当阅读纪念吧。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在于，它不仅通过战争本身毁掉了许多本可以美好起来的所谓假象，更将它的影响拓展到了战后每一寸土地的建设、每一个幸存者的神经末梢。而作者想要通过汉娜和米夏探讨的，便是德国第三帝国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下烙印，又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以及它造成了什么样的罪恶感。战争所遗留的问题一度如炽热的烈火般拷问着人性，令许多有良知并敢于面对的人备受煎熬。

　　很难想像一场造成世界性灾难的战争背后，会没有一个巨大群体的支持。然而无论纽伦堡审判或东京审判，我们所看到的，却一直是少数法西斯头目来承担这庞大的罪责。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不公正现象，它极易在战争结束许多年后造成一种错觉，即战争的发动者只是一个少数派集体。当那些曾经参与过纳粹却未被审判的人的罪名得以被他们自己洗脱之后，良心的谴责便不复存在，对战争的反思也就此中止。如此一来，对历史的忘却或置身事外可能就会把这个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民族再次推向重蹈覆辙的风险中去，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可能面临再一次威胁。

　　这并非危言耸听。纵观日本战后历史与右翼势力的发展趋势，其危险便不言自明。

　　还好，崇尚理性善于反思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做的总算是不错。在书中，以米夏为代表的战后一代强烈反对并抵制他们的父辈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这些罪行相比纯正的纳粹分子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包括包庇、默认与见死不救。然而，不论大小，那无疑也是一种罪过。对罪恶的反省深度，是不应该因其大小而有所不同的。

　　米夏是理智而清醒的，虽然这种清醒令她在汉娜接受审判的法庭上备受痛苦。作为德国战后一代和一名法律系学生，他是抱着清算过去和解释过去的热情参加审判的。他反复问自己：“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难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显然不是的。一直到最后，直到汉娜死去，米夏也一直被罪恶感死死纠缠着，这其中包括他对背叛汉娜的负疚，也自然包括战后一代面对其民族罪行时所承受的难以言说的痛苦。这事实上也已经证明了他的观点——

　　社会和法律不应该允许像某些国家的所作所为那样，将所有的罪恶推卸到几个人身上，以期获得整个民族对自身与彼此的原谅；而是应当承认，一个如此之大的罪孽并不是一个小集团能够掀起的，这样的罪恶应该由整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共同承担。

　　二

　　然，时间之轮总在不断向前滚动，社会也在发展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过后六十多年，一代一代的人在曾经的轴心国与同盟国中成长起来，罪恶感与仇恨感都在逐代变轻。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在访谈中谈到：“今天的年轻一代所思考的是，第三帝国当时给犹太人和他们的邻居、吉普赛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同性恋者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和伤害，应该如何以尊重和得体的态度面对受难者的后代等等。但如今的年轻人不再背负罪恶感，这也是对的。”

　　这段话令我沉思良久。突然想起几日前朋友相聚，谈到近来的中日摩擦时，其中一位曾表示“我们这一代人，或者就说我个人吧，其实对日本并没有祖父辈那样强烈的仇恨感。”我们都表示同意——确实，在九十年代环境中长大的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与过近的历史距离，至多只会在每一次深入历史之后表达心中的强烈愤慨，却难以形成所谓的仇恨之情。窃以为，这并非坏事，反而能使我们更加客观、更加辩证地对待日本与中日两国关系。

　　当然，不仇恨不代表遗忘。历史是需要永远铭记的。可反过来讲，铭记的目的不在于延续仇恨，而在于以史为鉴。

　　因此，如同德国不再背负罪恶感的年轻一代一样，中国的年轻一代大可不必继续以仇视的眼光看待日本（说实话，仇恨容易烧坏脑子，让人干些傻事，那还拿什么跟日本人叫板？）。如今，我们应该重视的是那句流传了很多年且永不过时的话：落后就要挨打。以冷静的头脑站在人类进步的角度，思考怎样实现和平的崛起与发展，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三

　　为了守护秘密，你会走多远？

　　你会为了守护秘密，情愿自己笨拙地辩白，而放弃自己胜券在握的辩护律师吗？
　　你会为了守护秘密，甘愿承担不属于你的罪责，而因此锒铛入狱被判终身监禁吗？

　　汉娜却这么做了。只为守住——她是文盲——这个令她羞耻的秘密。
　　她就是能够为她的尊严走到这么远。

　　作为一个中国人，恐怕无论过去或现在，都相当难以理解汉娜为何宁愿承认自己是谋杀了300人的纳粹凶手，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个文盲。有人就此向一名德国学者提问，他的回答是：“在汉娜施密兹那个时代，德国人当中几乎没有文盲，汉娜的一生都以自己是文盲为耻，是羞耻心让她做出了一生当中所有的重大选择，她选择离开西门子公司转而为党卫军工作；她选择离开麦卡再次逃离电车公司；她选择成为案件主犯而放弃最后抗辩的机会，都是因为她有羞耻心。 ”

　　有了这样的解释，汉娜的行为似乎可以理解了，然而这一切真的值得吗？主人公在文中所给出的答案是：无论某人以自己是吸毒者、呆子、跛子、瘫子、左撇子或者是同性恋而羞于承认，但归根结底，无关同性恋或吸毒者的身份，原来是被告自己感到羞耻。羞耻感本身强大到足以让汉娜宁愿去承受牢狱之灾，这本是人格尊严的极高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可以是值得大大赞扬一番的。然而代价之高却让我不得不对汉娜的价值观产生怀疑：作为文盲的羞耻感强过作为纳粹罪犯的羞耻感，这正常吗？

　　如果说以文盲为耻是因为当时德国文盲极少，那么汉娜承认那些甚至不是她犯下的罪，是否能够说明，当时犯罪的人的确非常多？

　　是否的确有那么一些德国人——他们不属于军队、从未主动参与战争与屠杀，却默默认可纳粹们的一切行为，任他们涂炭生灵，甚至在有机会解救犹太人的时候也从不出手？

　　是否的确有那么一些德国人——他们从未出现在正面战场，却在集中营中毁灭了无数生命；而以极端麻木姿态实施暴行的他们，其实心中并无对犹太人的仇恨——他们，仅仅是出于一种近乎于职业习惯的麻木？

　　米夏曾在法国阿尔萨斯前往集中营遗址时，遇见一个为纳粹暴行辩护的司机，当他的纳粹军官身份被拆穿后，他恼羞成怒地将米夏赶下车，骂骂咧咧绝尘驶去。这或许也是羞耻心的一种体现，尽管他仍为自己辩护，但这种程度的辩白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本身也无可厚非。毕竟，面对这样庞大的罪名，没有人可以内心毫无矛盾毫不挣扎地接受。

　　汉娜的羞耻心或许影射了整个德意志民族面对战争罪行的心态，对此，我无法评判。但我必须承认，无论那是一种怎样的羞耻心、无论它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能够感到羞耻总是强过麻木不仁的。

　　对此，我们中国人应该体会颇深。

　　四

　　看上去，汉娜似乎为她的尊严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这令米夏非常懊恼。他拿不准是否应该将汉娜是个文盲这个事实告诉法官——倘若如实相告，汉娜的罪行或许能得以减轻，但他却不得不暴露他们曾经相识乃至亲密的事实；如若不然，他则会收到良心的煎熬，因为他这样分明就是见死不救。面对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况，米夏的哲学家父亲事实上已经为他明确了唯一正确的一条道路，可惜的是，最终米夏到底还是没有说出口。

　　从人类角度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人代替别人做决定，从而推翻那人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做法。这就好比，身为孩子的我们虽然明白母亲的教训是正确的，却依然忍不住要冲撞叛逆大发脾气一样。身为人类，每个人都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没有人甘心沦为客体。因此，为自己的问题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一个关乎尊严与自由的原则，是非对错的重要性在此应退居其次。

　　然而，知晓事实真相真乃是一项重大的责任，为人者必须采取行动，促使当事人尽量保持清醒并了解事实真相。诚然，最后的决定依旧只能由当事人本人来决定，但知情者并不能因此切断自己同这件事的联系，这是人性的底线，亦是道德的要求。而这，也正是造成米夏沉重犯罪感的原因之一。

　　倘若每个人都能充分了解这点，那么想必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能够活得比现在更自在一些。一个充分尊重个人自由而不施加任何有形或无形压力的社会必然是高度文明的，当然，一切都应建立在法律的公正合理之上。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些枯竭了，只读一遍的理解果然是有限的，无论就宽度还是深度而言。不过这本书也的确值得阅读再三——追寻事实真相的本身，或许就是一个人格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完善的过程。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