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花（新版花木兰）》沁清

72、资料之九

　　曹魏在定都洛阳以前，曾短暂定都邺城和许昌。邺城最初为商王冥的都城，春秋时齐桓公又重新筑城，战国后归魏国，魏文侯曾定都于此。魏国大臣西门豹和史起先后担任邺县令，开凿十二渠引漳水溉田，使盐卤之地尽为良田，所以左思《魏都赋》说：“西门溉其前，史起濯其后。”商王冥曾任水官治河，死后被尊为河伯，西门豹时邺地的习俗为河伯娶妇，所祭祀的河伯就是商王冥。秦汉时期在邺设置邺县、魏郡，又设置冀州、相州。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了汉末政权。建安七年，曹操被拜为汉丞相，封于邺。十八年，曹操为魏王，都于邺。曹丕称帝正式建立魏朝后迁都洛阳。
　　曹魏邺都城是曹操在战国秦汉旧邺城的基础上增建的。有内外二城，外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有中阳门、建春门、广德门、金明门等七门，为百官、平民居住区和商业区，有赤阙街，黑阙街等街道，在曹魏都邺以后，邺城长期为华北平原地区最繁华的都市。内城为宫城，在外城北部。初建时内城在漳水南岸，北临漳水。后漳水南移，今内城遗址已在漳水北岸，即临漳县邺镇三台村一带。内城中建有宗庙和听政殿、文昌阁两座主建筑。文昌阁西面是内苑，其中有三座著名的亭台建筑，就是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铜雀台居中，因此又称中台。金虎台在南，冰井台在北，合称“三台”。
　　铜雀台是建安十五年修建的，高十丈，有屋一百零一间。后赵石虎时又增高二丈，并在铜雀台上再建五层高楼，楼高十五丈，连铜雀台共二十七丈。在楼顶上又铸有一只铜雀，头高一丈六尺，作展翼如飞之状。金虎台又称南台，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间。冰井台也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间。台上有一间冰室，内有冰井深入地下，共深十五丈，内储冰块作为消暑之用，也储藏粟、盐，以备不测。三台各相距六十步远，中间有二桥相连通。左思《魏都赋》说：“三台列峙而峥嵘。”杜牧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桥。”即咏此三台二桥。三台在文昌殿西，因此称为西园，曹丕诗“逍遥步西园”、曹植诗“清夜游西园”，即此。在铜雀台东面还有一个芙蓉池，曹丕《临高台》诗“下有水且寒”，即此池。
　　三台建筑在当时是一个奢侈的举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曹氏父子都十分爱好文辞、性情浪漫的缘故。三台建成后，曹操命诸子登台，并让他们各自作赋，曹植作《铜雀台赋》，下笔成章，既华美又敏捷，一时传为美谈。然而和后赵石虎相比，曹氏父子的奢侈就确乎仅仅是浪漫了。后赵的第三个国君石虎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君主，由于他的增建使三台和整座邺城的雄伟壮丽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后赵是由羯族人石勒在公元319年建立的，石勒在位时文武并用，政绩很好。石虎是石勒的侄子，是一位暴君，他杀了石勒的儿子石弘自立，自称大赵天王。他增修了铜雀台，又增修了东城门和北城门。在东城门上建了东明观，上有金制的博山炉，称为“锵天”。在北城门上建了齐斗楼，超出群楼，孤高而立。在宫内各殿门上也都修建了楼观，上有飞檐，涂以丹青。石虎还在铜雀台东北营建了九座华丽的宫殿，称为九华宫，内藏美女一万余人。石虎修建观雀台，台崩塌，石虎大怒，命重新修建，高度加倍。在城内修建东、西宫，宫内建太武殿，殿基高二丈八尺，下有伏室，可藏卫士五百人。公元342年石虎发徭役四十余万，在邺城建台观四十余所。五年后又征发男女十六万，车十万辆，在城外建长墙及华林苑，广袤数十里。在城郊，石虎建有阅兵的宣武观和阅马台。石虎还在城南建造飞桥，投石于河，功费千万亿，但没有建成。据说当时的邺城远在六、七十里以外就能望见，亭台巍峨，丹青一片，望之有如仙居。
　　这样一座异常豪华的城市可惜好景不长，公元350年后赵为冉闵所灭。冉闵建立魏国，仅两年又被前燕慕容隽所灭。前燕自蓟城迁都邺城，仅持续十几年，公元370又为前秦灭亡。前秦苻坚末年淝水之战战败，北方各胡族首领纷纷脱离前秦自立，慕客垂建立后燕，战乱中曾入据邺城，使邺城受到严重毁坏。后燕的都城不在邺城而在中山。
　　此后直到北魏末年，公元531年高欢建立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魏国号改称北齐，邺城又成为东魏、北齐两朝的都城。但这时期的邺城已不是曹魏和后赵时的邺城，东魏初年在原邺城以南重新修建了一座邺城，北城虽仍可使用，但活动主要均在南城。南邺城在今临漳西南，今属河南安阳境内，距临漳县城三十七里，距安阳市三十里。城市布局仿照洛阳城，宫城中有昭阳殿、宣光殿、建始殿、嘉福殿和仁寿殿，有朱雀门、阊阖门、云龙门、万春门和千秋门，城周六里。外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据崔铣《邺都南城记》记载，邺南城“规模胜于曹魏，奢侈甚于后赵”。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邺都降为相州、魏郡治所。隋文帝杨坚篡位建立隋朝，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声讨杨坚，兵败，邺城被杨坚焚毁，千古名都毁于一旦。隋唐以后相州、魏郡移治安阳，宋以后邺县划归临漳。今邺南城已夷为平地，城垣等遗址均已埋入地下，毫无踪迹。
　　邺城由于魏文侯而有魏地之称，实际它在历史上主要属于赵国。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荆轲刺秦王时，与燕太子丹在易水送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史称荆轲为变徵之声，复为羽声，悲歌慷慨，士皆瞋目，发上冲冠。在宫、商、角、徵、羽五音中，羽音最高，徵在其次。可知慷慨悲歌是指一种音调高亢、情绪悲凉壮烈的歌曲。到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的诗风悲凉、雄峻、古朴，诗如其人，真情毕露。唐代诗人元稹说道：“建安以后天下文人遭逢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钟嵘《诗品》评论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宋人孙臞翁也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这是燕赵第二次被人们称为慷慨悲歌。唐后期藩镇割据，天下纷乱，许多文人在长安找不到出路，转而投奔河北入幕。著名文学家韩愈在《送董召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燕赵第三次被称为慷慨悲歌。由此可见，燕赵之地文风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慷慨悲歌。燕赵之地的社会战乱频仍，燕赵之地的风俗勇武任侠，形之于诗文，就又有了慷慨悲歌的文风。
　　曹操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以汉丞相的本职兼领冀州牧。他虽然不是河北人，但长期活动在河北，所以实际上可以视同河北人看待。曹操与其二子曹丕、曹植都擅长诗文，并称“三曹”。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当时最好的一些文人，如王祭、孔融、陈琳，徐干，阮瑀、应玚等人，即著名的“建安七子”。在曹氏父子的带动下，当时北方文人的作品都有一种昂扬悲烈的风格，既有积极强健的志向，又有大悲大愁的忧心，慷慨多气，块垒有骨鲠，被称为“建安风骨”。比如曹操的《短歌行》说：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就表现了对短暂人生的大忧虑、大悲伤。他的其他诗句如“树木何萧萧，北风声正悲”、“水深桥梁断，中路正徘徊”、“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孟冬十月，北风徘徊”、“乡土不同，河朔隆寒”等等，也都表现了这一心情。曹丕、曹植的诗句如“蹊谷多风，霜露沾衣。还望故乡，郁何垒垒！”“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处处都能体现出建安文学的悲烈激扬。大抵北方王朝兴衰频繁，诗人所见就远，志向就高。北方旱地贫薄，天气苦寒，诗中也就带有寒峻气度。北方人的风尚越是勇武任侠，对人生和生命就越是看得可惜可贵。没有北方生活环境的艰辛苦寒，也就没有北方人的勇武任侠；没有北方人的勇武任侠，也就没有北方文化的慷慨悲歌。
　　慷慨悲歌是燕赵之地自荆轲、高渐离和曹氏父子以来所独有的。汉代乐府歌辞中，有《燕歌行》、《出自蓟北门行》、《幽州马客吟》、《邯郸少年行》等曲目，多以边塞、军旅、豪侠、远别为题裁，与《竹枝》、《柳枝》、《长相思》各曲风格不同。
　　东汉名士祢衡为鼓吏，创作了鼓曲《渔阳挝掺》，又称《渔阳鼙鼓》。它以奏法急锐高昂著名，与古琴曲《广陵散》同为天下名曲，广陵在南，渔阳在北。庾信诗说：“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
　　唐代诗人中，卢照邻是幽州范阳人，“初唐四杰”之一。李峤是赵州赞皇人，“文章四友”之一。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到蜀郡避难，一日登楼远望，问身边侍女说：“你不是我旧日梨园中的伶人吗？可试唱一曲。”女伶唱道：“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唐玄宗听后凄然泪下，侍者也都莫能仰视。唐玄宗问女伶：“谁为此曲？”女伶回答：“李峤。”唐玄宗说：“真才子也！”不终饮而去。陈子昂是梓州人，但曾随军北征契丹到达幽州，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为千古名句，史称陈子昂是自六朝绮丽文风以来注重风骨、横制颓波的第一人。李颀是颍川人，王之涣是太原人，但李颀曾任新乡县尉，王之涣曾任文安县尉。李颀是盛唐边塞诗的前辈，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交游皆五陵少年，从禽纵酒，击剑悲歌。其他著名诗人王昌龄、王翰、崔颢、李昂、崔国辅、骆宾王、刘希夷等也往往以燕赵为题裁写有边塞诗。盛唐最杰出的两个边塞诗人高适在开元十九年到二十一年客游蓟门、邯郸，岑参在开元二十七年客游邯郸、古邺城，北至冀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江淮为桔，过江淮为枳。古往今来为寻求慷慨之气而仰慕燕赵，客游燕赵的大有人在。
　　燕赵悲歌自战国以来就已和南方的绮丽柔情形成鲜明对比。苏辙说司马迁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说河北率少于文章，而为雄伯。文章即文采。雄伯即雄霸。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说：“江左贵乎清绮，河朔重乎气质。”魏收《魏书•文学传序》说得更详尽些，说南北方“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贞刚”的意思是纯朴、刚健，这里说的是北朝时的状况。到了唐代，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唯庾中丞时时不坠。”可知燕赵之地的文风一向都以贞刚为主，与江南的清绮风格有所不同。
　　元明时期在戏曲的风格特点中这种南北的差异仍然存在。魏良辅说：“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王世贞和王骥德分别系统对比过南曲与北曲的风格差异，王世贞说：“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王骥德说：“东晋以后，文辞分为南北。南音多艳曲，北俗杂胡戎。南词主激越，其变也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戏曲盛兴于元代的大都(今北京)城，戏曲作家马致远就是大都人，有《汉宫秋》等杂剧十五种。北曲中有十七宫调，南曲中有九宫调，较北方少一半，当时戏曲似以北音为正宗。
　　清初的黄宗羲是一位有气节、有作为的反清志士，他在《马雪航诗序》中说：“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可见慷慨悲歌确实是燕赵之地所专有、自战国到清代持续二千年而不改的独特风格，是燕赵文化的独特标志和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