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女祸世录》上原惠子

82、困难 500

　　500万计划开始后不久，朝廷也回过神来了。他们发现人口正在大量流出，许多人甚至变卖家产带着各种物资也要移民。
　　虽然大部分移民者还是以东南流民为主，但是也经不起对面这样吸啊。而且厦门条约中仅允许在沿海城市招募水手和劳工，你共和国是什么情况每年招募100万+的水手和劳工？

　　而且移民看似导致流民变少，吃饭的嘴少了，但流民到了台湾之后还是要吃饭，他们从开垦土地到收获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于是台湾又要向大陆大规模进口粮食、种子与耕牛，还因为一条鞭法后粮食实物税都转变为了白银税，乡村对白银有重大需求，而台湾正好有大量白银，这导致农村都更愿意将粮食卖给台湾而不是留在本地，进一步加剧了大陆的粮食危机。
　　这么一搞朝廷就受不了了，开始通过各种方法限制人口和财富的流出，以及试图从商品贸易中额外抽取利润。双方因此爆发了小规模冲突，霍碧薇一度计划了代号“珍珠”的军事行动，准备在双方决裂后入侵并占领杭州逼迫朝廷让步。
　　不过双方最后还是没走到那一步，一方面是朝廷实在对三面作战的情形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则是朝廷中央又陷入了新一轮内斗中，还遇上了新的叛乱，暂时顾不上在1622年前重整外交事务。

　　朝廷的情况后面会单独拿出来讲，现在共和国内值得关注的是500万计划遭遇的困难。
　　霍道长想要大力出奇迹，将台湾的人口与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于是第一期就投入了1000万两白银的预算。
　　然而大量的银子注入民间后，很快引起了通货膨胀，即便物价可以通过对外采购平抑，人价也不可避免的居高不下，大幅提高了工程建设的花费。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省工资价格高涨，大陆民众对这里的高收入与生活条件心生向往，纷纷前来投奔。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非是原定用于承接大部分人口的农村（因为粮价与国际接轨，种粮食没收益），以至于城市人满为患，流民无法处理。
　　同时由于高额预算、复杂的政策和物价的迅速波动，许多官员都在其中找到了寻租的机会。他们借助权力和信息的优势中饱私囊，从计划中摄取了高额的利润，却将风险和成本留给国家。
　　这些困难很快导致500万计划预算超支，腐败迅速扩散，投机客横行，市场和社会都因为遭受冲击而变得混乱。

　　如果放任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500万计划很快就会走向灭亡。好在台湾的人口和面积都相当有限，治理起来更为容易。
　　霍大师首先发布了谷物法，要求对外部进口的谷物征收高额关税以维持本地的高粮价。由于需要自行购买商品粮大部分是城市居民，他们受到通胀影响工资已经大幅提高，不会买不起粮食。此举虽然引起许多市民不满，但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促进了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居民负担的加重也使得流民群体更不情愿在城市栖居。
　　随后霍道长又开始执行反流民政策，要求对城市人口进行户籍登记，打击没有正式户口，在城市中流浪的流民。这些流民被教会组织成批量地抓起来，送去施工队或者乡下种田，不要蹲在城市里影响市容市貌。
　　这样双管齐下，城市压根提供不了大量流民生活的条件，农村的人力需求也得到了解决。

　　与此同时，她还开始对猖獗的贪腐进行打击。她开展了审查政策，通过统计与反腐机构对各大项目尤其是预算超支的项目进行审查，处理腐败和无能的官员，收紧政府开支以压制通胀。
　　她还对官商勾结进行了打击，成立了市场监管局，将许多与政府官员合作谋取暴利的富商关押起来，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出同谋。
　　在一系列政策推行之后，通货膨胀、市场混乱和贪污腐败的问题都得到了缓解，500万计划也得以继续进行。

　　但这些政策也在内部造成了裂痕，首先开始不满的是老同志群体。这些人里许多是跟随霍道长从香山时期就一路走来的老人，他们自认为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承担巨大风险背井离乡、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却因为一些小事被揪出来清算，实在是令人寒心。
　　这种情绪在老干部圈子里迅速蔓延，他们还传言政府要对尾大不掉的功臣集团展开清洗，以至于弥漫起一股人人自危的氛围。

　　此外，许多有能力的中层官员也认为审查过于严苛，追责系统不合理，导致各地政府“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原本一些可以迅速推进的项目，因为担心被追责必须走完程序；一些需要官员个人承担风险的决策，也因为无人愿意担责而被搁置。这种消极怠工的情绪正在从少数人向更大范围扩散，拖慢了500万计划的执行进度。

　　更让霍道长感到警惕的是S-2提交的一份内部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官僚阶层对现行体制的不满正在累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同现有的秩序。在他们眼中，吴朝那种允许官僚拥有较大盘剥权与特权的体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们希望颠覆现有体制，建立一个既能维持秩序创造财富，又能让官僚阶层合理获取灰色利益的新体制，而非是在现行体制下为国家当工具人。

　　看完S-2的报告后，我们的领袖在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她没有立刻召集会议展开清洗，而是代入那些不满者，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
　　她这些不满和消极怠工，本质上都是自私自利和消极自保的负面情感在作祟。当然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她能够理解。
　　想要打击这些庸俗的负面情感，就必须向官僚群体中注入激情与热忱。她认为在各个群体中青年的热忱是最强烈的。他们年轻力壮，敢于冒险，愿意接受新思维而非故步自封。霍道长因此决定把这股力量系统性地组织起来。

　　她召见了教会的主要负责人，要求在真道教体系内正式建立青年组织，也就是青年团。青年团将面向十五岁至三十岁的青年，实行一套完整的选拔制度，定时定期召开培训和集体活动，也承担一些社会职能。
　　其中的优秀成员将被优先推荐进入政府各部门，尤其是那些需要冲劲和执行力的岗位。

　　与此同时，她也清楚单纯依靠理想和热情是不够的。官僚体系需要更多激励来维持动力。
　　她批准了两个并行的措施：
　　一是对于那些工作出色、作风清廉的官员，除了各种精神表彰外，还应给予实打实的物质奖励，包括大笔奖金、赏赐宝物房产、子女教育优先权等。霍道长要求这些奖励必须公开透明，避免成为新的寻租工具。
　　二是允许在法律框架内满足高官的享乐需求。她下令在台湾西海岸以及其他风景秀丽的地区新建一批疗养中心和度假别墅。这些地方将免费供给教政军高官进行修养和度假，通过提高大家的待遇缓和矛盾，也鼓励更多人积极向上攀登。

　　这些政策无疑增加了行政和财政上的成本，但有效提高了行政人员的积极性，维护了内部团结。不过从长期来看，这些奖金与福利政策可能也会变成尾大不掉的官僚特权，成为政府背负着的一项巨大行政开支，但现在毕竟还是短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