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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九 ...

  •   《一》
      “你爷爷是农民,你爷爷的爷爷也是农民,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是农民,都在骨子里烙印了,你蹦跶个啥。”阿爹吐出一口蓝色的烟对我说,我被香烟的味道呛住了,不说话,一个劲地咳嗽,阿爹见我不说话就继续说:“你还是跟我学种地吧,闲了就去工地盖房子,眼下政策好,种地也有奔头”。
      见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阿爹知道他的劝说无效,只好摇摇头,深深叹口气说:“等你撞了南墙,死了心再回来吧,城里不是那么好整的”。阿爹和我不再说话,那一年我已经十九岁,高中毕业,阿爹建议我留家里学种地,我却进了京州一家皮鞋厂。
      在皮鞋厂做了两个月的工,这才明白阿爹是对的,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又没有自由,要想办法自己做事业。
      阿爹的事业就是种地,种地也挣不到钱,但落得自由自在,面朝黄土背朝天也累,但还有闲季能休息,打牌摸鱼倒也好不快活。阿爹又会盖房子,遇到缺钱时就跑到镇上城里下工地,遇到好的工地一天能挣七十块钱。回来给我们带面包,那种老式面包让我怀念至今。
      八月十五那天我从京州回来,阿爹显得格外高兴,特地让阿娘准备了鸡鱼肉蛋还有月饼水果,皎洁的月光洒满了院子。月饼水果上了供,我提一挂鞭炮到大门口点上,这时鞭炮声已经响彻整个村子,此起彼伏。阿爹阿娘已经在供桌前准备好了火纸,念叨着请先辈们享用酒食,保佑后辈顺遂如意的话,大家都磕了头,阿爹把供桌头摆放的酒盅里的白酒端起,一一洒在燃烧的噼里啪啦的火纸堆上,火焰嗡的一声蹿起老高。
      对着月亮喝酒的时候,我跟阿爹说我想读书,我说我思考了很久,不是一时冲动,阿爹表示他也同意,读书好,读了书可以去城里工作,但是没钱咋读。我一听就泄了气,放下手里的半碗面条就要走,阿爹有些着慌,忙赶在门口拦住说:“儿子,你急个啥,我有个道,保管你既能读书,又能赚钱”,听说有希望读书,我就又来了劲,就由着阿爹拉回桌旁坐下。
      阿爹先喝一口酒,夹一筷子萝卜干在嘴里嚼,我看着着急,就催他快说。阿爹又喝一碗粥才放下碗筷,慢悠悠地说:“长生知道不”,我点点头,小时候长生带大家玩,是我们孩子头。“长生去哪里了知道不”,我点点头,有些不耐烦:“不就是深圳吗,大家都知道他在深圳发达了”。阿爹抽根烟,不紧不慢地继续说:“他前天托我给他找个学徒,我就想到了你,只是还没来得及说”,我心想都说长生在深圳修手机卖手机,那时我们村里连部电话还没有,当真算是高科技了,就有些乐意,但又有些顾虑,学徒是啥就是没工资,我正踌躇,阿爹咚地一声给了我头上一下:“这可是好机会”。我犹豫了一天,虽然做学徒也不如上学有吸引力,但上学不现实,总算是条出路,好歹能学技术不是。
      临别那天阿爹推着一辆吱吱呀呀的自行车一直送我到城里,我们村到城里二十几里路,一路下来阿爹头发衣服都湿透了,我几次说我来骑,他坚决不肯。我突然发现他老了,银白色的发丝已经爬满了头上,他一直送我到火车站,在站台帮我提行李,买吃的,直到火车呜地一声跑起来,他在站台上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最终消失了,不见了,我才意识到其实舍不得他,不想离开他,我长大了,他却老了,眼泪肆意地流淌。
      为了省路费,那年春节我没回家,除夕晚上给家里打电话时我哭了,哭的昏天黑地,电话聊完也不知道聊了啥,只记得阿爹一个劲地说:“大过年的,不吉利,快别哭了,吃顿好的,好好过年”,我可以想象他一面咕哝一面搓手的笨拙模样,最后居然忍不住破涕为笑了。
      阿爹喜欢抽烟,也不论好坏,只要有的抽就行。阿爹本来不抽烟,但工地里大家都抽烟,不抽就显得不合群,因此入了乡随了俗,不料就是因为这烟身体出了问题,他从春节开始就不停咳嗽,整天整夜地咳。其实除了烟还有酒,烟带出的是小问题,几年下来,饮酒过量导致他肝腹水肝硬化,工地下不成了,住院治病还欠了债。经过这些折腾,这时他却平静了下来,大概已经看淡了生死。
      看淡了生死的阿爹也逐渐放弃了各项争竞的事,打牌,喝酒,抽烟也都戒了,每日里种菜侍弄庄稼,倒也平淡有趣,自家菜种得吃不完就到集上卖,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起床,和阿娘挑上菜篮子去菜地里采摘被露水打湿的番茄、豇豆、茄子,泥土和香草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令人心旷神怡。
      傍晚时分,太阳沉入了西海,余热染红西天云霞的时候,阿爹就到水塘边舀水灌溉菜秧,看着在水塘里翻滚的邻居家孩子,他抹把汗,咧开嘴巴笑了起来,笑得那样开心,仿佛那孩子就是我,就是他,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二》
      阿爹常说:“你阿娘是个可怜人”,阿爹一边说一边叹气,当时我以为阿爹只是感叹阿娘可怜,后来明白他也在感叹自己,感叹自己的话又不能说出来,让我觉得阿爹比阿娘更可怜。
      阿爹和阿娘是相亲认识的,其实也不算相亲,姥爷家孩子多,急着把排行第二的阿娘嫁出去好省点嚼口,好给几个舅舅娶媳妇,也不全是这个原因,阿娘年纪渐渐大了,身材中等,模样也一般,又不让读书识字,也恐怕年纪大了不好嫁。
      阿爹阿娘并不相爱,不但不相爱还经常吵架,吵到激烈的时候就动手,阿娘个子小力气小,阿爹个子高力气大,每次吵架,阿娘脸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阿娘就赌气出走回娘家,阿爹过几天就去姥姥家接阿娘,两个人十天半个月不说话,慢慢也就好了。一年十二个月倒有十个月要争吵,但为了孩子,十几年竟也过下来了。
      那年阿爹生了病,肚子肿成了西瓜,连着小腿也肿了,撑得褐色的皮肤几乎变得透明。因为交不起医疗费被赶出医院那天,阿爹哭了,阿娘也哭了,阿娘说那天她想到阿爹回家就是个等死,医生路过时就扑通跪在了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喊:“求您救救我们”。阿爹慌乱了一会,见医生冷漠地走开,就拉着阿娘回家。
      两个不幸的人走到一起是加倍的不幸,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阿娘和阿爹总是吵架,吵来吵去二十几年就过去了。阿爹病了,就不再吵架,一时阿娘还适应不过来,有时候找个事由想吵一吵,阿爹却只是笑笑,阿爹心里想:“都要死了,不折腾了”,有事没事就侍弄蔬菜瓜果,看着庄稼春种秋收,感慨人生苦短,世事无常。
      阿爹终于还是去了,离开那天下了一场大雨,阿娘哭的死去活来,怨声不迭,反反复复抱怨阿爹走得早。
      后来我结婚了,把阿娘接到城里生活,他还是改不掉抱怨的毛病,仿佛整个世界都欠着她,遇到事情,一切问题的责任都是其他人的,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少和我们吵架,直到她的小孙子出生才有所改。
      她每天带着小孙子在小区里玩,给他讲着关于这个世界她所知道的事,小孙子睁着大大的眼睛,认真地听她讲着,不停地问:“为什么呢“,她开心地跟他解释,直到不知如何回答,她就叹口气说:“这我咋知道,问你爸去“,她终于找到了最知心的朋友,他们一起坐在小区的长椅上看星星时,她心里想着小时候,水池里的荷花散发出醉人的清香。
      《三》
      姥姥是个和蔼的人,印象里她从来没有红过脸骂过人,更不用说和人拌嘴吵架,我只记得她骂过不听话的鸡鸭。姥姥已经去世很多年了,那时我刚高中毕业,正是插完秧农闲的季节,我和表哥表弟跟着一伙小孩到处跑着玩,当我们像往常一样去逗弄姥姥家那群好斗的白鹅时,我们发现姥姥躺在枣树下,已经咽了气,她去世时嘴角似乎带着微笑。
      姥姥去世时我们都还小,姥姥的死亡并没有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几年后姥爷的去世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对死亡的恐惧,那是寒冬腊月的一个夜里,上弦月透出油灯似的幽暗昏黄的光,光秃秃的枣树在寒风中颤抖着,像手持长矛的士兵刺向遥远的天际。一抹微云飘过,月色突然消失了,天际飘来了雪花。哔哔剥剥燃烧的篝火把所有人的影子投影到姥爷家的墙上,姥爷的呼吸突然消失了,大家都悲天跄地地哭了起来,哭喊声划破了冬夜的宁静,外面的雪下得更紧了。
      天亮了,人们开始络绎不绝地踏雪来致哀,鞭炮声此起起伏,杂乱地响起来了,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姥爷走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入土那天,天上正飘着鹅毛大雪,七八个男人抬着黑漆漆的棺木小心翼翼地向后坡墓地挪动,墓地里站满了姥爷的亲朋好友,姥爷入土时所有人又哭起来,火纸燃烧的焰火在风雪中高高的扬起,飞向遥远的天空。
      阔别二十年后,回去探望家里的老人,舅舅们已经搬到了镇上,但我还是执意到埋葬了姥爷姥姥的村子走一走,今生是不会再见了,死了的人已经化作黄土,但在我们心底他们却还活着,活在每一根草,每一棵树里,每当夜里听到哗啦啦的树叶响声,我就想那或许是他们在低声地叮嘱着什么。
      姥姥家的枣树已经不在了,新农村啊,集体化啊,土地承包啊,像一阵又一阵强劲的飓风,吹走了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家园,这让走在田埂上的我想起时代洪流,沧海桑田这样的字眼来。
      枣树已经很老了,杂乱的枝丫向着水塘斜躺着,像一个垂死的病人寿终正寝,奄奄一息。
      村里也没几户人家,大部分搬到镇上居住了,实际上镇上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热闹繁荣,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能落户外地的绝不会选择回来,留守的多是老人、小孩和公职人员。
      姥姥家的土坯房也大半坍塌了,雀鸟在漏光的屋顶来回穿梭,叽叽喳喳地唱个不停。村子落寞得恍若上个世纪的建筑,只剩下绿色原野和庄稼仍向我们描募着生命的色彩和喧哗。
      在姥姥家一直转悠到晌午,然后蹬自行车回镇上亲戚家,小时候经常走的路换了身乌黑油亮的柏油外衣,只是少了行人,反让人怀念那条雨天泥泞晴天又滚滚红尘的乡间土路,自行车吱吱呀呀地响个不停,那是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叔叔婶婶们走过的路,大家在贫瘠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像大树生长在亲爱的土地上。
      第二天舅舅家吃鱼,鱼还没烧熟舅舅和舅婶先打了起来,打起来却不是因为吃鱼,改革开放日子好过了,谁也不会吃不起一条鱼。舅舅和舅舅婶起先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开玩笑拌嘴,闲扯淡。
      “听说村东头瘸老李的事了吗”。
      “啥事?”。
      “你能不知道?他又要结婚了”。
      “和谁啊”
      “还能是谁,你老相好呗”。
      舅舅叹了口气,不再吭声,舅婶觉得叹气没什么,但你个龟孙不吭声肯定是心里有鬼,抄起菜铲子给舅舅胳膊肘上来了一下。打一下本来也没什么,好男不跟女斗,舅舅一般也不会为这点事拌嘴打架,但铲子在炸鱼的油锅里榨久了,擦着就烫起一层水泡,舅舅看着胳膊上的水泡恼火起来,放下菜刀扬手给舅婶一巴掌,舅婶躺倒在地上哭天喊地寻死觅活的,舅舅也失了主意,只得一个劲说:“好了,别哭了,让外甥看见笑话。”
      担心舅舅尴尬,我就悄悄逛街去了,集市倒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卖肉啦、卖水果喽、卖豆腐喽,吆喝声此起彼伏,遇到几个熟人,彼此打过招呼,寒暄几句就各自走开了,大多是长辈,无非是问母亲如何。
      就这样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走过喧闹的集市,门可罗雀的杂货铺,走过熙熙攘攘穿着破烂衣裳的人群,走过长满杂草的乡间小路,路旁正育种着绿的亮眼的小树苗,我就躺在田埂上瞎想,想小时候的事,想那些久远的模糊的往事。
      想着想着笑了,想着想着又哭了,然后一口气跑到姥姥家,跑到姥姥家的枣树旁,呜呜呜地哭了一个下午,人到底是孤独的动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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