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昭山客

13、第 13 章

　　第十三章 远方是个修罗场

　　1980年，一出正月十五，朱家的三儿子西峰和四女儿北凤去学校报到，学校教导主任找到他们，给了他们一人一张汇款单，每人500元钱。这500元钱，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是几头猪的价钱。汇款单注明：“作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用。”北凤的汇款单上还多了几个字：“买件新衣服。”汇款人是广州朱南峰。
　　西峰已经十六岁了，已是一个英俊少年。他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他住在学校。北凤也是十四岁了，进入初二年级了，她没有住校。她回家之后，立即把二哥寄钱的事告诉了母亲和大哥，并要户口簿去镇上的邮政所取钱。
　　“哎，他人又不回来，又不写信，他在干啥呢？”母亲长叹。她不知道多少回望月空叹，梦湿枕巾。但现在毕竟有了老二的消息，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凤啊，二哥寄钱给你，娘也给钱给你。有钱了，你就跟学校申请，住校吧，那样可以集中精力读书。你一进入高中，就要为高考冲刺了。”东峰说。他怜爱地看着妹妹。
　　“不还有三年吗？我初中毕业了，下个学期进入高中，听说高中已改成三年制了。我有的是时间呢。我这样来回跑，已经习惯了。”北凤说。她心里想的是不能多花家里的钱，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她还想只要在家里，就可以帮母亲搭把手，母亲喂了三头猪。
　　“凤啊，听你大哥的吧。你的心思娘还不知道？你就怕多花家里的钱。”母亲说。她只见北凤噘着嘴，就问：“你二哥的汇款单写了广州的具体地址吗？”
　　“没呢。”北凤说。
　　“这孩子，真是急死我呢。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呀？”母亲说。
　　“妈，我找人打听过了，跟南峰一起去广州的同学谢江海住在镇上。谢江海的确有个堂叔在广州。谢江海跟家里偶有联系，他跟家里写信说他跟南峰分开了，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已经跟他家说了，一有南峰消息，他们家就会告诉我的。”东峰说。
　　“他在做什么呢？”母亲喃喃地说。她的黑发中已有很多白发。她的双手粗糙，看不到光泽，青筋鼓起。这些年，她显老了。她太操心了！
　　东峰和北凤都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老二是母亲的心病，是她的牵挂。

　　1978年9月，南峰跟谢江海一起坐火车到了广州。很多年后，南峰还记得初到广州的那一刻，他像是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一样，心情激动无比。临出站台前，他和江海上了趟厕所。厕所里尿臊味浓郁，相比家里的厕所，要比这干净多了。他被浓郁的尿臊味熏得头昏脑胀，眼睛发涩。“这广州人不爱卫生呀。”他嘀咕一句。广州跟他的想象有了差距。
　　可当他和江海站在宽阔的广场上，看见“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巨大标语，看见流花宾馆和流花汽车站，看见一栋栋的大楼巍然矗立，他又燃起了的激情。广场上，人头攒动，从没有停歇的时候。有拖儿带口的，大包小裹；有三五成群的，也有独个的，只背一个行李袋。无数的人在这里涌荡，然后又奔向珠三角的各个角落。每隔十数分钟，就有列车进站，它们发自北京、上海、杭州、西安、武汉、成都、沈阳、兰州等城市，中间又停靠无数的小城小站，也就是说，它们很有可能把全中国的有志者、梦幻者全卷了，满载他们，一路南下，南下。
　　他就是这有志者、梦幻者中的一个。他高考落榜了，是来广州寻梦的。广州是他心中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地方才有梦想。他想，他跟全国各地涌入这里来寻梦的人一样，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可能会梦圆，可能会梦碎，但他不怕。他的资本是年轻。他就想试试。
　　从这时候开始，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遥远的地方”是一个炼狱般的存在，被称作“修罗场”。有人在这里升上天堂，有人在这里跌入地狱。街上到处是小偷、骗子、皮条客、人贩子、飞车党，暴力械斗、黄赌毒抢，港片里的打打杀杀在这里轮番上演，更不用说那些扑街烂仔。潮汕帮、湖南帮、东北帮、四川帮……动辄火并，波及路人和看客。当然，这些对于两个乡下来的懵懵懂懂的少年人来说，他们还没有感受。他们现在有的只是好奇。
　　他们去码头找了在那里工作的谢江海的堂叔。堂叔四十来岁，矮矮胖胖的，秃顶，面色和善。他一见堂侄带个同学过来，顿时傻了眼。他有些责怪地说：“你们怎么不先写个信呢？”
　　那时候，码头上的货物进出不是很繁忙，揽活干的人又多，僧多粥少。堂叔心善，重乡情，不好意思打发两个小辈回去，就找公司领导说好话，终于为他们谋了份装卸工的活。
　　装卸工是体力活，有货就卸，没货就休息。有时半天没货卸，有时半夜来了货，也要被喊醒。有一天半夜，南峰没睡醒，背一袋大米时，一脚踏空，跌倒台阶下，膝盖擦出血来，剧痛把他痛醒，但他不能□□，只能把痛苦吞到肚里。如果休病假，他的装卸工的活会被别人取代去。他还要装作没事一样。他咬着牙，把嘴角的血和泪吞到肚子里。他需要这份工作。
　　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南峰终于知道，广州的钱也不是传说中那么好赚的。但再辛苦，也比在家里强，在家有力气没处使，到哪里赚钱呢？
　　五个月，他赚了350元钱，给家里寄去200元，剩下的除了生活费，给自己买了件新衣服，又买了烟和酒，去送给江海的堂叔。江海说没必要，可南峰说：“这钱是因为堂叔才赚的，是我这辈子见得最多的钱。我不能不懂事。”
　　半年之后，南峰熟悉了码头，胆子渐渐大起来。那时候，在码头装卸货物的有三家公司，实际上是三个帮派。堂叔所在公司以湖南人为主，还有两家公司，一个是以广东本地人为主，有贵州和广西人；一个是以福建人为主的公司。在三个帮派中，广东帮最强势，有主场优势。三个帮派互不买帐，常常有纠纷发生。有一次，广东帮的公司仗着人多，不准湖南帮公司的人卸货，秃顶堂叔负了点小责，就代表公司前去交涉。堂叔递烟，对方不接。刚说几句，对方一个黑大汉猛地上前，挥起一脚，扫倒堂叔，然后又一脚踩在堂叔的胸口上。这一幕被南峰看到。气急之下的南峰从地上捡了个砖头，像狂怒的大猩猩似的猛扑上去，将砖头砸向黑大汉的后背。他不往黑大汉的脑袋上砸，他怕砸出人命。
　　黑大汉的后背被砸了个窟窿，鲜血直冒，痛得“哇哇”乱叫。脚从堂叔的胸口上拿下来，放过了堂叔。他没想到瘦瘦弱弱的南峰会向他袭击，没有防备，也根本来不及躲闪。
　　这下祸闯大了。广东帮公司老板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问湖南帮公司的老板是公了还是私了。
　　“公了如何，私了又如何？”
　　“公了送派出所，将打人的那小子判几年。”
　　“私了呢？”
　　“把那小子交给我带回去。”
　　“人是不能交的。交了人，我还怎么立足？”湖南帮公司老板说。
　　“那就公了，让派出所来带人。”广东帮公司老板毫不相让，好像派出所是他家开的。
　　“公了也不行，那我也怎么立足？”湖南帮公司老板说。说罢，他不动声色地用脚暗暗运气使力，桌上的茶杯突然摇晃，墙上的挂历掉到了地上，整个房间在动似的。好在是平房，如果是楼房，那更会吓人。
　　广东帮公司老板被吓傻了，陪着的几个人也吓傻了。广东帮老板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是练家子？是真人不露相？”
　　“鄙人老家在湖南安化的梅山，武术之乡。你没听说过？”湖南帮公司老板也不喘气，淡淡地说，“你是地头蛇，我也不占你便宜，老规矩，赔钱。此事了了。”
　　朱南峰那一砖，让公司赔了2000元钱。这一砖的好处是，让公司老板和堂叔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条汉子，有血性。但南峰不能在公司干了，因为他已被广东帮的人盯上，他们会报复他，特别是那黑大汉，扬言南峰是哪只手砸他的，就要卸掉他哪只手。
　　公司老板看堂叔的面子，找朋友帮忙，将南峰介绍去广州火车站的一个货场做搬运工。谢江海要跟着去，被堂叔制止了，说那里只有去一个人的名额。
　　从此，南峰与江海两个同学虽然人在广州，却很难见上一面，南峰的休息日，江海又不休息，碰不到一起。要逢到节日，才有机会见见。没事做的时候，南峰会走出货场，到街上看看。他小心地记着每一个路口，每一个报亭，每一个饭馆，每一个南杂店，每一个百货商场。走了一程，他就觉得有些恍惚。前后看看，人流涌动；仰面瞧瞧，楼群密集，耳边传来的是汽车的喇叭声，还有渐渐习惯了的粤语。街头喧嚣的热浪一阵一阵的，扑打到了他的身上；那温暖而潮湿的气流似乎要将他融化，把他托举。一种无名的气息呼唤着他，他的魂魄好像要走失似的。
　　“这就是我的远方吗？”他听见内心有一个声音问自己。
　　街上的人步履匆匆，那些年轻的人，那些情侣，那些热气腾腾、精力旺盛的一切，是这城市的标志，是这城市的风景，它们照见了南峰的渺小和贫寒，照见了他的胆怯和自卑。他先是惊叹，接着是害怕，继而是焦躁。上天啊，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让一些人生在城市，含着金钥匙，光光鲜鲜；让一些人生在农村，受着贫穷，要去远方流浪，要去卖苦力。
　　“可是，我到远方来不就是要融入远方的世界吗？我埋怨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认命呢？”他听见内心有一个声音问自己。
　　那么生活，扑面而来吧；那么命运，摔打我吧，锻造我吧，我有力量承受一切。南峰握紧拳头，觉得自己成大人了，觉得自己到广州是正确选择，觉得自己不会负了此生。
　　南峰知道自己是火车站货物装卸的临时工，是居无定所的，他没法给家里写信留地址，万一哪天又换了地方了呢？第一次写信时留了地址，他后来回忆，码头三个搬运公司的大门牌号码是一样的，邮局往往将寄到湖南帮公司和福建帮公司的信，送到广东帮公司去了。这一下信就如泥牛入海。反正，他没有收到过家里的信。
　　他没给家里写信，不是不想家里的人，而是非常想。想家里亲人的时候，他就会拿出全家福来看。他离开家的时候，什么也没带，只带了一张全家福。这张没有爷爷的全家福合影，是他在离家之前找哥哥要了底片，到镇上照相馆重新洗的。他一下洗了四张，自己一张，给在学校读书的弟弟西峰和妹妹北凤各一张，还有一张跟底片放在一起交给了哥哥。
　　看全家福合影，一个一个地看，看得眼泪模糊。他想母亲，想哥哥，想弟弟妹妹，想逝去的爷爷奶奶，想逝去的父亲。他知道自己离家到广州，一定让母亲和哥哥伤心了。但他又必须要离开，他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要挣钱。他跟哥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哥哥是生产队长，哥哥像父亲一样承担着家里的责任，父亲不在了，哥哥是长兄，长兄为父。
　　而他，大学没考上，再复读，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考上，他不能面对第二次落榜的失望。他不想自己像他很多同学一样到队里出工挣工分，他不愿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他想他不是属于南塘的，不是属于云阳的，他必须走出去，像故乡的那条大河一样，奔涌向前，奔向大江大海。世界这么大，哪里又没有自己立足的地方呢！
　　他要挣钱回来给母亲和哥哥，给弟弟和妹妹。他挣了钱，母亲和哥哥就会轻松一些，弟弟妹妹就不会为学费和生活费而发愁，他们就可以安心读书。他听说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住宿费已开始上涨了，比他读书的时候高出许多。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望月空长叹，愁思万万千。他常常在梦里回家，在梦里与母亲相拥，与哥哥相见，与弟弟妹妹相会。但他不能窝窝囊囊地回去，那样会让自己的亲人失望，让乡邻轻看。他要有模有样地回去，挣了钱回去，体面地回去。至少，他要等到西峰考上大学的时候回去，他相信西峰能考上。自从父亲被免去大队书记的职务，家的事一个接一个，父亲意外去世，奶奶去世，剩下的人苦苦度日，没有伸直过腰杆。他相信只要西峰考上了大学，就是朱家扬眉吐气的时候。
　　1980年春节之后，他给西峰和北凤各寄了500元钱。又隔了两个月，他又给他们各寄了100元。他特别注明，不要省着用钱，哥有钱。他要让自己的弟弟妹妹在所有的同学面前都不觉得寒酸。他本来早就要给他们寄钱的，但货场老板每月只给他发生活费，一年之后才将所欠的工资发到他的手里。

　　1980年一年，南峰都没有回南塘。南峰一直通过谢江海和他的堂叔关注家里那边的动向，关注西峰高考的情况。他失望的是，在这一年七月的高考中，西峰像他一样以两分之差落榜。两分，两分，这难道是我朱家的魔咒！他感到悲伤。只是西峰跟他不一样，主动要求复读。
　　一股痛苦的酸涩的情感像刀剑一样划过了南峰的胸口，他突然觉得空荡荡的，全身心寒热似的抖动。他是落榜生，他把希望寄托在弟弟西峰身上。西峰身上承载的可是全家人的希望啊！但他的愿望破灭了。他现在开始明白，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黄梁美梦，也不存在什么奇妙幻想，所有的美梦和幻想，最终都逃不出破灭的命运。这才是真实不虚的人间。弟弟要考上大学，唯有靠自己的努力。母亲和哥哥，所有的亲人都帮不了他，只能为他加油鼓劲。他知道，现在，母亲和哥哥的心情一定不会好，一定悲观失望。而自己这个寒酸样子，怎能回去呢？见到他这个模样，母亲和哥哥更会伤心。他唯一的做法是向老板申请，让他多加班，多流汗。他听江海堂叔说，堂叔在中秋节的时候回老家，江海家里人告诉他，东峰到谢家几次了，打听弟弟的情况。东峰当上了村长，是那个镇最年轻的村长。
　　对哥哥当上村长，南峰心里略有宽慰。但当个村长与家里出个大学生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别，虽然当上一村之长，毕竟还是吃农村粮的。
　　南峰拼命地干活，从不偷奸耍滑，有时还顶替同事去搬货物。老板看在眼里，越发喜欢这个勤快的年轻人。他不再拖欠他的工资。有一次，他碰到码头湖南帮公司的老板，就情不自禁地感谢他够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好小伙子。湖南帮公司老板就对江海堂叔说，真不该把一个干活卖力的人让给了别人。
　　南峰干活多，赚的钱就多。火车站这家搬运公司只有百来人，分成五个班，南峰当了二班的班长，工资比普通装卸工多10元钱。在西峰开学后，他一次就给西峰寄去了600元，这是他几个月的工资。他要用他挣的钱，一直供到弟弟妹妹大学毕业。
　　夜是静的，“夜阑卧听风吹雨”，最能引起人的各种不同的情绪，或惆怅，或悲悯，或慷慨，或感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最是情致抒发的难眠之夜。南峰的夜，总觉漫长。他常常头着到枕上，脑海里的思潮便涌将起来。他干脆起床听窗外的雨，或仰望天上的月亮，月亮或圆或缺，或明或暗。他想他的母亲和哥哥是否跟他一样，在看同一个月亮？他想他们一定想他。他还想，他的弟弟妹妹是在灯下做作业呢？或是恬然入梦了？可知外面落木萧萧，残叶飘零；可知檐沟滴水，霖铃有声。他在心里说：“西峰，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在明年考上大学。你考上了，朱家光荣了，我也就有脸回来了。我想家了，想你们了！”
　　窗前的秋虫，在冷霜如雨之下不停地悲鸣，那一种凄凉的秋声，让人觉得荡气回荡。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81年8月26日，南峰从广州坐绿皮火车到临水，然后搭公共汽车回南塘。一路上，南峰的心情是愉悦的，激动的。岁月迢遥，归来总未迟，三年了，他终于回来了！因为朱家的喜事，他终于回来了！
　　朱家的三儿子朱西峰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一年，云阳中学就西峰一人考上了清华，校长亲自带人报喜，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朱家。
　　村支书陈二苟也买了鞭炮上门祝贺，一来朱东峰是村长，是他的工作搭档，他应该上门；二来朱家出人物了，谁知毕业之后会做什么大官呢，可不能得罪了。王眼镜登门就说：“西峰要不就不考上，要考就上清华，牛啊！”
　　也有人说是朱家的祖坟埋对了地方，冒青烟了。
　　只有陈满爹说，要是南峰像西峰一样复读一年，说不定也考上清华了，他也只差两分呀。
　　朱家终于时来运转，一扫往日阴霾，阳光照耀。母亲章素月喜极而泣，东峰的眼睛也是湿润润的，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老二回来了，全家人又团聚了。
　　鸟飞归故乡，兔走归旧窟。南峰是在黄昏的时候回家的。游子一般都是黄昏的时候回家。那时，晚霞正在明净的天空里燃烧般通红，田地里传来耕牛回家的哞哞叫声，炊烟正的袅袅升起。披着彩霞的南峰进了院子。
　　西峰一见南峰，就扑上去紧紧拥抱他的二哥。他心里知道，二哥成绩不差，他怎么就考不上大学呢？二哥是为了他考上大学而出去挣钱的，这两年，他赚的钱都给了他和妹妹了。二哥和大哥一样，牺牲自己，成全弟弟妹妹。他的眼圈红红的，他说：“二哥，我想你了，全家人都想你了，你就回来了！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你看，这是什么，是二哥给你买的行礼箱，临水没有，只有广州才有的洋货，给你上清华用的。”南峰推出身后的绿色行礼箱。
　　“我的呢？二哥。”北凤拥上来，调皮地说。
　　“你不要过两年才考大学吗？两年后买，买新的，到那时又出新货了。”南峰说。
　　“好！为了新箱包，我也要考到北京去。”北凤喜滋滋地说。她说的是淘气的话，开心的话，其实她早有一个目标，就是上北京大学。
　　朱家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景，也多年没有这样欢乐的笑声了。母亲章素月在院子里追着一只鸡跑，要杀鸡。东峰说：“妈，今天是不是晚了点，明天再杀□□。”
　　“不。老二回来了，一家人齐了。”母亲追着鸡，一边喘着气，一边说。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月亮出来了，又隐到云层里去了。夜十二点了，子时了，朱家的灯还亮着，还有说话声和笑声从屋里传出来。

　　天刚蒙蒙亮，麻雀在院子里叽叽喳喳地叫着，炒豆子一般热闹。一只公鸡仿佛是跟主人热闹了一晚，睡着了，这会儿忽然记起自己的职责，喔喔喔喔地鸣叫起来。章素月早起了床，东峰也起了床，娘俩把早饭做好了。他们在饭里蒸了几个红薯。昨晚南峰说，他好久没有吃过娘蒸的红薯了，西峰也说，有饭吃了，隔好久不吃红薯，又想吃了。当时北凤就笑对母亲说：“妈，我这两个哥哥是过不得好日子呢！”
　　但母亲是把儿子的话放在心上的。天没亮就把床铺底下的红薯找出来，找出细小一些的红薯，小红薯蒸着好吃。
　　吃过早饭之后，母亲对四个孩子说：“你们知道吗，是你们的爷爷奶奶和父亲，他们在天上保佑你们的。”
　　在上午的光芒里，四个孩子跟着母亲章素月，上屋后青山，来到爷爷奶奶和父亲墓前，点烛焚香，磕头拜谢。素月在世明墓前长跪不起，泪水滂沱：“世明你睁开眼看看哪，你的儿子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了！你的四个崽女都来看你了，他们都好着呢！”
　　她的声音充满悲怆、欣喜。这个苦难了大半辈子的女人，终于在这一天感到今后的生活有了希望。
　　东峰掉下泪来。是啊，如果父亲在，如果爷爷奶奶在，他们见到西峰考上了清华，不知心里会有多高兴。西峰能考上清华，东峰比自己上了清华还高兴，他为母亲高兴，为弟弟高兴。寒门出贵子，只有这个时代才有这样的光荣！
　　就在这天，东峰提出他送西峰去北京，但南峰说话了：“哥，你是村长，村里面事多。你把这次机会给我吧，北凤到北京上学时我就不跟你争了。这次我去送，我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我送完西峰后，就直接回广州。”
　　“你还去广州啊？老二。”母亲开口了，沉吟着问。她有些不舍的样子。
　　“去。我熟悉那边了，我又找了个比装卸工更赚钱又轻松的活。”南峰宽慰母亲的心，他想了想，说：“这一次，估计干活的地点会固定下来。如果固定了，我就会给你们写信，不让你们挂念了。”
　　“凡事要注意，要小心。”母亲有些不放心地叮嘱，“做不好，就回来，娘和你哥都等你回来。”
　　母亲的眼睛有些湿润。她不担心去北京读书的三儿子，那是有锦绣前程的；不担心老四，凤儿会读书；老大虽在农村，但当上了村长，生活安定。只有老二背井离乡去打拼，寄人篱下讨生活，最让她不放心，也最揪心。
　　这世间的母亲，大多不愿把孩子推入未知世界，推入激流漩涡，可世上的母亲又没有谁不会为激流险境中的儿女感到骄傲。她热泪盈眶地凝视着那个风浪中的身影，宽慰自己说他是她生的。脱离了母亲的生命，是由不得母亲的了。他从出生到生命结束，漫长的道路需要自己完成。更多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脱离母亲的视野。
　　母亲的不舍和善良的用意，不是儿女们安居和胆怯的理由，为了报答母亲，报答善良，报答春晖，他们只有义无反顾地投入激流，不管狂风怒吼，胜似闲庭信步，那场可怕却又让人精神倍增的风浪，会使人的生命变得顽强。
　　南峰并不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但头也不回地出发了。

　　南峰送弟弟到清华大学报到之后，兄弟俩就去了天安门。然后，西峰送南峰坐火车去广州。在北京东站临别的时候，南峰塞给西峰500元钱，西峰不要，说大哥已给他钱了。南峰说大哥是大哥的，这是我的，在北京跟云阳不一样，要花钱的地方多。
　　西峰知道大哥和二哥都省吃俭用，把挣的钱都用在他和北凤身上。他不忍，又不舍，他怕自己掉泪，他不能让二哥看到自己掉泪。相比和大哥的关系，他更亲近二哥。大哥像父亲一样对他好，管着他，约束他，严肃认真。而二哥就不一样，他们从小就睡在一张床上，一起玩耍，一起去偷别人地里的花生和红薯，还有黄瓜。他望风，二哥去偷，偷来了自己分少的，把多的给了他。一次二哥偷了个八月炸，自己不舍得吃，给他和妹妹北凤吃了。二哥看着他们吃，直吞口水。他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后悔，八月炸是很难寻到的，自己应该留一口给二哥尝尝。上初中时，他被镇上的同学欺负，把一只死老鼠放在他的书包里。二哥知道后，就带了几个同学，找到欺负他的同学，先给了一拳，又叫他当面道歉。二哥总是护着他，从不让他吃亏。想着想着，他的泪水掉了下来。
　　他站在站台上，一直看二哥的火车驶出了很远，他还站在站台上。他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的孤独。
　　“二哥，你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己啊！”他对着看不见的火车喊。

　　南峰到广州之后，先去找谢江海，然后跟江海一起去见了堂叔，将在北京买的两瓶二锅头和两盒果脯送给堂叔。堂叔很感动，觉得自己没有为南峰做什么，而南峰一直尊重他，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
　　“我和江海到广州，是您老看在老乡的情分上收留了我们。这次我弟弟考上了清华，也是您及时给老家打电话，将消息告诉我。我怎么能不感激您呢！”南峰说。
　　南峰告诉江海和堂叔，他在火车站卸货时认识了一个叫林老板的人，是买录音机音响和磁带的，那一天下雨，他担心录音机会被雨淋湿，就将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盖在录音机上，抱着录音机从货场仓库送到林老板的一辆小货车上。林老板说录音机有盒子装着的，不怕雨。他说是纸盒子，淋湿了不好。林老板又说，你们公司老板没要求你这样做呀，况且你把自己淋湿了。他说我父亲说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林老板就问了他的姓名。过了几天林老板来找他了，叫他去看店。
　　“这是好事啊。这是你凭自己的品德赢得的机会。”堂叔赞赏说。
　　“你看那里还要人吗？可不可以介绍我过去？”谢江海羡慕地说，“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想跟你在一起。”南峰说，“我找机会问问老板。”
　　“好。”谢江海说。

　　南峰在越秀区越秀公园附近的一条街上，为做电器的林老板看店子。林老板40来岁的样子，黑瘦黑瘦的。林老板生意不大，就一个铺面，但铺面比较大。那铺面已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和一个妇人在看。老人是林老板的岳父，妇人是他的妻子，是老板娘。南峰一去，老板娘就让他熟悉各种型号录音机的价格，熟悉磁带的价格，说港台歌手的磁带比内地歌手的磁带要贵，港台名气大的比名气小的价格要高。
　　南峰这才知道，看店不仅是守店，还要兼做售货员。刚开始一个月，每天晚上，他和林老板的岳父都住在店里，打烊之后，他们就把收在角落里的行军床打开。一个月之后，他就一个人守店了。他想他是过了考察期，他们对他放心了。
　　他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扫铺面，将店内店外擦得干干净净，窗明几净。他对客人总是一副笑脸，说店里的录音机全是香港过来的，如何如何好。有时，客人问能不能降价卖，他见客人实在想买的样子，就去请示坐在一旁的老板娘。后来林老板来店里，给了他100元钱以内降价卖货的权力，100元以上要请示老板娘。南峰从不滥用他的权力，他卖出去的录音机，不是没有降价，就是只降50元或者60元的样子，没有超过80元的。他维护林老板的利益，林老板一家对他越来越放心，越来越喜欢。有时候，老板娘会从家里端来老火熬的鸡汤给他喝。林老板也会带他去进货，告诉他怎样跟送货的压价钱。林老板也做批发业务，将店里的货批发给需要他的货的人。
　　他来广州三年，他认为直到这时候才真正认识广州，自己才真正被广州接纳。原先在码头和火车站当搬运工，那地方小，与人打交道少，也出去得少。现在不同了，开门接四方客，发四方财，他面对的是一个热闹的世界，一个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世界。他学会了随机应变，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学会了粤语，讲得有模有样。
　　“原来这就是城里人的生活。这就是曾经向往的大城市。”他在心里说。
　　广州有多坏，就有多好。城市和人一样，魅力在于好看、举止得体、情操高尚，更在于活力和独特性。或许魅力与这些都没有关系，它是男女四目相对时的触电，以至神痴目呆。他们在千万人中发现了自己的爱情，有了认同感，归属感，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平凡的自己，原来也闪着光。
　　南峰庆幸自己进入社会的第一站就到了广州，在自己最好的年龄遇上了最好的广州，彼此都新鲜，都有活力，都有闹腾。他开始习惯了空气里飘荡的番薯糖水或凉茶的气息，这些延续了几百年上千年吧？他知道了早茶、晚茶、老火靓汤、吃吃喝喝、汤汤水水。有时候，林老板也会给他放一天假，但放假大都是雨天，雨天逛店的客人不多。
　　雨天，南峰就躲到骑楼下听雨声，看那些并不整齐的楼房，有高高的窗户，有阔大的阳台，阳台上一年四季开着五颜六色的花。这时候，他就会想到开在家乡山山岭岭间的野花，想到自己的家，想母亲和哥哥，想弟弟妹妹。“现在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一定很想我。”他对自己说。
　　于是，他冒着雨，去邮局给弟弟妹妹寄钱。他没留什么积蓄，只留了一点生活费，他把挣的钱都给弟弟妹妹做了学费和生活费。他知道多寄一点钱回去，母亲和哥哥就少劳累一点。
　　然后，他在店里遇见了刘杏芳。他记得这一天是1982年11月23日。

　　这个时节在临水，早晨起来，田野是雾蒙蒙湿漉漉的，烟霭浮动。山上的树枝，路边的枯草，人家墙头的藤蔓，都挂上了白霜。天气渐冷，要穿毛衣或者棉袄了。面在广州，穿两件衣服的都不多，大多数的人，都穿件单衣。当刘杏芳见到穿件单衣的南峰，第一句话就说：“原来这就是广州呀！”
　　她的提包里塞了件脱下来的毛衣。她好像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刘杏芳到广州是想寻找有什么生意可做的。她找东峰要了南峰的地址，想顺便看看南峰。她在广州没有熟人，一下火车，就找到店里来了。
　　杏芳从家里给南峰带了几块腊肉，黑乎乎的，用一个塑料袋装着。南峰又将这些腊肉送给了老板娘。他说：“这是我杏芳姐，我哥哥的同学。她带来的腊肉是冷烟熏出来的，有年把时间了，味道好。”
　　老板娘接过腊肉，心里高兴，说：“晚上我请你的老乡姐姐喝晚茶吧。”
　　她放了南峰一天假。
　　出了店门之后，杏芳才认真打量南峰，赞叹说：“长高了呀，长得俊气了，比你哥哥还俊呢。”
　　南峰有一米七的个子，比哥哥矮一点，单瘦而显精神，长相清秀，鼻梁高挺，眉毛浓浓的，比东峰的眉毛要浓一些，只是乌黑的眼睛里暗藏一丝忧郁。南峰说：“哪里呀。在广州呆几年，我才知道自己真是乡巴佬。”
　　他又说：“杏芳姐，我家里的人都好吗？我哥有什么信搭来吗？你不会是来看看我这么简单吧。”
　　南峰忽然想到了洪若晨。他偷看过若晨写给哥哥的信，就是那封要东峰去报考大学的信，哥哥把信放在枕头底下，出门比他早，他好奇地打开了信，若晨落款时，写了个“你的若晨”。他知道若晨喜欢哥哥，而哥哥也喜欢若晨，那次他碰见若晨到家里来，他还开了个玩笑，但是，他们真能走到一起吗？他们的差距太大了，就像广州与那小县城，没得比，不可能比。仿佛有座大山横亘在哥哥和若晨姐之间，障碍是确凿无疑的，连他都看得明白，聪明的哥哥难道不明白吗？而杏芳姐又算哥哥的什么人呢？仅仅是同学那么简单吗？杏芳姐经常来家里，他是知道的，他也知道母亲喜欢杏芳姐，想要杏芳姐做哥哥的媳妇，母亲开没开口呢？而杏芳姐又是什么心思呢？他不知道。
　　想想家里的这些事，南峰有些纠结。这些纠结的情绪影响他。他的嘴角向上扯了一下。他为哥哥纠结。哥哥二十二岁了，在农村早过了结婚的年龄了。而自己，也二十岁了，就是个帮工，一事无成，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他在热闹的广州，却常常感到自己被热闹的尘世剔除，被置于某个荒芜的地方，四周空荡荡的。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呢？”杏芳问。她想找个跟南峰说话的地方。
　　“去阿三河粉店。”南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