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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标本的独白·中 ...

  •   □□带着郑小麦连续走访的第三天,他们在一家早已关张的复印店原址附近,遇到了当年店里帮工的吴婶。她如今在街口摆个缝补摊。

      “复印店?零五年前后就关了。”吴婶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回忆,“老板嫌学校生意不好做,老师学生总来赊账,尤其是……”

      她压低声音:“尤其是那个李教授的学生,经常半夜来复印一堆东西,有时还红着眼圈。老板心软,让他欠着。后来那学生出事了,账也没结清。老板去系里问,李教授那边一个行政出来说,学生个人行为,与课题组无关。气得老板直骂。”

      “您记得那学生复印的是什么吗?”郑小麦问。

      “厚厚一摞,外文资料,还有手写的本子。有次他复印完,坐在店里发呆,我给他倒了杯水,他喃喃说了句:‘全是错的……为什么就看不出来……’然后抱着头,很久没动。”吴婶叹了口气,“后来出事,我们都猜,怕是心里憋屈狠了。”

      “错的?”□□敏锐地抓住这个词。

      “谁知道呢,咱也不懂。”吴婶摇头,“只记得那孩子可怜见的,大冬天穿件薄夹克,手都冻裂了。”

      郑星通过多方辗转,终于在一个傍晚,于市郊一处老旧小区里见到了方敏本人。她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眼神警惕而疲惫。

      “郑女士,电话里我说得很清楚了。”方敏把她们让进狭小但整洁的客厅,没有倒茶。

      “方记者,我们无意打扰您的生活。”郑星语气平和,“我们只是想知道,当年关于江州大学的那篇报道背后,您是不是还知道些什么?关于那个学生赵子洲,关于他的导师李维国。”

      听到“李维国”三个字,方敏的手指几不可察地蜷缩了一下。她沉默良久,望向窗外沉沉的暮色。

      “有些房间,门关上了,就不要再试图打开。”她的声音沙哑,“里面的灰尘,会呛死人。”

      “但如果房间里有过不公,甚至更黑暗的东西呢?”郑小麦轻声问,“死去的人不会说话,活着的人如果也永远沉默,那扇门后的东西,会不会有一天从别的门里再跑出来?”

      方敏猛地看向郑小麦,目光锐利如刀,又渐渐黯淡下去。她起身,从书架底层抽出一个蒙尘的档案袋,放在桌上。

      “这是我当年收集的一些材料,采访录音的文字整理、部分复印件。最后没能用上。”她顿了顿,“我当年去采访过赵子洲的同学,不止一个。他们不敢多说,但提到了几件事。”

      郑星没有立刻去碰那个档案袋。

      “李维国让学生去家里干活,修电脑、搬家具、甚至接送他孩子上下辅导班,是常事。赵子洲是去得最勤的之一,因为他‘听话’、‘能干’。”

      “课题经费的使用……有学生隐晦地提过,一部分劳务补助,会以‘绩效’名义扣发或延迟,需要学生‘表现好’才能拿到。而‘表现’的标准,很模糊。”

      “最重要的,”方敏的声音更低了,“有学生说,赵子洲死前大概两个月,在组会上公开质疑过李维国坚持的某个实验方向,引用了新的文献。李维国当场脸色很难看,会后把赵子洲叫去办公室,门关了很久。出来时,赵子洲脸色惨白。之后一段时间,他在组里几乎成了透明人,原本跟他合作的同学也疏远了他。”

      “学术打压?”□□沉声问。

      “还有更恶劣的。”方敏闭了闭眼,“有学生匿名给我写邮件,说李维国在私下场合,用极其侮辱性的词汇贬低赵子洲,说他‘笨得像猪’、‘只会死读书’、‘离开我的课题组什么都不是’。这些话,逐渐变成了组里一些人公开或半公开的‘共识’。赵子洲的精神状态,从那时候开始急转直下。”

      PUA。精神控制与摧毁。

      “这些,你为什么没写进报道?”郑星问。

      方敏苦笑:“录音?没有。书面证据?没有。只有匿名信和不敢署名的零星访谈。李维国当时风头正劲,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学术明星。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说‘没有确凿证据,涉及知名学者,要谨慎’。后来……我的采访笔记和部分录音备份,莫名其妙不见了。再后来,我在工作中开始遇到各种‘小麻烦’,直到最后,不得不离开。”

      她将档案袋往郑星面前推了推:“东西给你们。我没什么能失去的了,但你们……小心点。李维国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着一个圈子,一套规则。”

      回到明月斋,三人仔细翻阅了方敏留下的材料。泛黄的采访记录纸上,那些被访者(以代号或化名出现)的语句,拼凑出一个令人心寒的图景:

      “李老师家别墅装修,让我们几个男生去搬了三天建材。赵子洲扛大理石台面,腰扭了,李老师就说了一句‘年轻人这么娇气’,医药费都没提。”(访谈对象:C同学)
      “发补助的时候,李老师会说‘谁谁谁最近表现不好,要扣一点’。赵子洲被扣得最多,因为他‘不活跃’、‘不会来事’。”(访谈对象:L同学)
      “有次聚餐,李老师喝多了,指着赵子洲说:‘你这种性格,出了社会就是废物。也就是我心善,还留你在组里。’当时一桌人都很尴尬,赵子洲低着头,一言不发。”(访谈对象:匿名邮件)
      “赵子洲最后那篇没写完的论文初稿,我瞥见过。思路和李敏后来发表的那篇核心部分很像,但更细致,也有一些不同的推论。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访谈对象:Z同学)

      此外,还有一份奇怪的电话记录摘要,是方敏试图联系赵子洲老家时,从其邻居处得知:赵子洲父亲常年卧病,家里经济拮据。赵子洲每月都会寄钱回家,但出事前两个月,寄回家的钱突然少了。邻居听到赵母打电话问,赵子洲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最后说:“导师说……项目经费紧张,补助要缓一缓。”

      □□看着这些记录,脸色铁青:“利用学生家境进行控制,克扣本应发放的补助,长期人格侮辱,侵占学术思路……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师生矛盾或学术不端。这是系统性的精神剥削与压迫。”

      在掌握这些情况后,郑小麦提出,必须再进一次实验室,寻找可能残留的、与李维国压迫直接相关的痕迹。□□同意,但坚持陪同。

      这一次,他们没有直奔四楼。□□凭借经验,先检查了二楼和三楼一些废弃的办公室和储物间。在一间堆满旧家具的房间角落,□□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旧文件柜,柜门半开,里面塞着些杂物。他打着手电仔细翻找,在一摞发霉的会议记录下面,抽出了一个硬皮笔记本。

      不是实验记录,像是某个行政人员或辅导员的工作日志。扉页写着:“2004-2005,生科院学生工作备忘”。翻到2005年4月的记录,有一段简短的、用红笔圈出来的话:

      “4月8日,赵子洲(博三)来咨询心理辅导。情绪低落,提及‘长期失眠’、‘感觉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认可’、‘导师当众训斥使其难以承受’。建议其与导师沟通,或向系里反映。赵表示‘不敢,怕影响毕业’。已记录,拟后续关注。”

      日期是4月8日。赵子洲坠楼是4月11日。仅仅三天后。

      而在这段记录下方,有另一行不同的笔迹,写着:“已向李维国教授了解情况,李教授表示该生性格内向敏感,实验遇到瓶颈,已进行开导。建议不再扩大化,避免给学生造成额外压力。”

      没有署名,但显然是来自上级的批示。

      “看到了吗?”□□声音低沉,“学生求助的通道,在第一时间就被‘了解情况’后堵死了。所谓的‘开导’是什么?所谓的‘避免扩大化’,其实就是息事宁人。”

      就在这时,郑小麦的守护镯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清晰的悸动,不是来自楼上,而是来自这层楼的另一端,一个挂着“清洁工具间”牌子的房间。

      他们轻轻走过去。工具间门没锁,里面堆着拖把水桶,还有一张破旧的折叠床,似乎是给夜间值班清洁工临时休息用的。此刻,一个穿着旧保洁制服、头发花白的瘦小老头,正坐在床边,就着一盏小台灯,费力地缝补一件衣服。

      看到他们,老头吓了一跳。

      “大爷,我们是学校来检查旧楼安全的。”□□立刻露出和善的笑容,递过去一支烟,“这么晚还在忙?”

      老头摆摆手没接烟,眼神有些躲闪:“就……就缝两针。这就走。”

      郑小麦的守护镯感应更强烈了。她注意到老头的手在微微发抖,而他的能量场里,充满了长期压抑的恐惧和一种深重的愧疚感。

      “大爷,您在这楼里工作很久了吧?”郑小麦轻声问,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无害。

      老头抬头看了她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十……十几年了。”

      “那您一定记得,零五年的时候,这楼里出过事?一个学生从四楼……”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老头突然激动起来,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我那天没值班!我什么都没看见!”

      这过激的反应,反而印证了他知道些什么。

      □□蹲下身,帮他把针线捡起来,声音温和而坚定:“大爷,别怕。我们不是来找你麻烦的。那个孩子死得不明不白,家里老人到现在都缓不过来。如果你知道什么,哪怕一点点,说出来,也许能让他安息,也能让他的家人好过点。”

      老头嘴唇哆嗦着,看看□□,又看看郑小麦,老眼里渐渐涌出浑浊的泪水。他颤巍巍地起身,把工具间的门关严,又听了听外面的动静,才压着嗓子,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我那天其实在。我负责倒四楼的垃圾,一般早上六点去。那天我老伴病了,我提前到五点,想早点干完回去。”

      他咽了口唾沫,脸上布满恐惧:“我走到四楼东边那间实验室门口,听到里面有人在吵架,很凶。一个年轻的声音在喊:‘那是我的心血!你不能这样!’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声音,很冷地说:‘赵子洲,你给我搞清楚,这里谁说了算!你的东西?离开我的实验室,你什么都不是!’”

      “然后我听见摔东西的声音,很多下,像在砸什么。我吓得躲到楼梯拐角。过了一阵,门开了,李教授先出来,脸色铁青,手里拿着个文件夹。后面……赵同学没出来。我又等了一会儿,才敢过去。从门缝看见……里面一片狼藉,书、本子摔了一地,电脑屏幕都裂了。赵同学坐在地上,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但没声音,像是在哭,又像……傻了。”

      老头抹了把眼泪:“我赶紧走了。后来……就出事了。警察来问,我……我没敢说。李教授后来见到我,塞给我一个信封,说‘那晚你什么都没看见,对吧?’我……我家里困难,孩子上学等着用钱……”

      他蹲在地上,捂住脸:“我昧了良心……那孩子……那孩子一定是被逼得没活路了啊……”

      压抑的哭声在狭小的工具间里回荡。□□和郑小麦沉默着。守护镯的感应里,那股干涸的标本感中,似乎又多了一层沉重的东西——来自旁观者沉默的愧疚,也是那压垮骆驼的无数稻草之一。

      离开旧楼时,天色已蒙蒙亮。所有的线索——实验记录本的情绪残留、档案馆的干净报告、周边走访的零星记忆、方敏记者未能发表的调查、辅导员记录里被掐灭的求助、清洁工目睹的最后冲突——像散落的拼图碎片,终于开始显现出一个清晰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图案。

      李维国对赵子洲的“培养”,是一个全方位的、长期的精神与劳动奴役过程:从利用家境进行经济控制(克扣补助),到人格贬低与公开羞辱(PUA),再到侵占学术思想并转移给他人,最后,在赵子洲试图反抗或维护自己权益时,以绝对的权力进行毁灭性的打压(砸毁其工作成果、当众彻底否定其价值)。

      这不仅仅是一个坏导师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权力如何腐蚀人性、体制如何默许甚至包庇恶行、旁观者如何因恐惧或利益而选择沉默的故事。赵子洲的绝望,不是一时想不开,而是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囚笼里,被一点点抽干氧气、磨灭希望后的必然结果。

      他的天赋和努力,没有成为向上的阶梯,反而成了他被牢牢控制、直至榨干最后一滴价值的锁链。

      “现在,我们有了人证(清洁工,虽然恐惧但可能被说服),有了物证(实验记录本、可能找到的被毁物品碎片、那份辅导员记录),有了动机链条(学术侵占、精神压迫、经济控制)。”□□分析道,“但直接指控李维国逼死学生,法律上依然困难。他完全可以说那是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导师严格要求是正常的。那些侮辱性言论,很难有录音证据。经济问题,他可能早已抹平账目。”

      “所以,还是要回到学术不端这个相对容易查证的突破口?”郑小麦问。

      “不止。”郑星开口,目光冷峻,“我们要把这张完整的‘压迫之网’呈现出来。学术侵占是网上的一个结,精神虐待是另一个结,经济控制、滥用学生劳力、系统性的漠视和包庇……这些都是结。单独一个结可能不结实,但当它们编织在一起时,就足以让看到的人明白:赵子洲不是‘自己跳下去的’,他是被这张网,一点一点,勒到窒息,推下去的。”

      她看向东方渐白的天空:“我们需要一个载体,一个能承载这张网所有重量的载体。那篇未完成的论文思路,那个被扼杀的‘B因子’直觉,或许就是最好的切入点——它既是学术侵占的实证,也是思想被扼杀、人格被践踏的象征。”

      计划开始转向:不仅要揭露学术侵占,更要以赵子洲的悲剧为案例,系统地揭露某些导师权力不受制约所带来的全方位危害。这需要更周密的策划,更广泛的盟友,以及,直面更强大阻力的准备。

      天亮了。旧实验楼在晨光中露出沧桑的轮廓。

      那扇窗户依然空洞。但这次,郑小麦仿佛能听到,那空洞中传来的,不仅仅是风声,还有许多个夜里,一个年轻灵魂被慢慢绞杀时,发出的、微弱而绝望的嘶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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