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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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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游轮甲板上看哈德孙湾的日落是我十七年人生里最平常但同样最奢侈的“娱乐”活动，我绝不是一个谦虚的人，非常难以想象出生在列克星敦的女孩连看个电影都要偷跑出去。
我从记事起就开始思考自由女神为什么要叫自由女神，因为我并不自由。
我的人生像父母的后记，哥哥的外篇。
他们是绝对的美国式精英，曼哈顿绝无仅有的商业天才。我们克林顿这个姓氏和上世纪那位为美国创造了新经济的伟大的总统扯不上一点关系，可《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都曾毫不吝啬地将他们送上封面和专访。
或许全美有些夸张，但至少在东海岸，大多数人都知道the Clintons、
我一直都活着其他三位克林顿的光芒之下，就像是为他们的功名成就锦上添花的附属品。
遗传这东西总是很神奇，桑斯特·克林顿，也就是我一母同胞年长四岁的亲哥哥，将父母精明大胆的基因继承得完美无缺，包括在商业方面惊人的天赋。而我从小接受的精英教育不允许我比别人差，就算追不上桑斯特，我也必须是同龄人里最出类拔萃的那一个。
普林斯顿商学院是他们一早就为我描绘好的蓝图，早已声名远扬的藤校联盟只接纳强者。所以我在并不擅长的领域花了十二分的努力也并没有做到最好，只是勉强达到了父母无奈之中说出的分数好看就行的水平。
很矛盾，他们对我寄予厚望，当我做得好时我会把不屑藏在心里，而一切并不那么尽人意的时候我又没办法和自己的不那么成功释怀。
“或许你没有你的哥哥那般令人满意，可你一直都很乖巧亲爱的，真是令人放心的女儿。”
“如果桑斯特飞行员测试落选了他就得回去管理公司了，塔莉兰德是被继承家业耽误的音乐家，你钢琴弹得好极了。”
哥哥要比我幸运一点，飞行员是他没有机会实现的梦想，即使没有机会实现，他仍然有梦想，可我行走在光里十多年没有指向标。
我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装着水的气球，充斥着所谓成功的压迫和让人难以言语的死寂。气球并不是黑色的，只是被困在里面之后外面的一切都很模糊且失真，像噪点密度过大的黑白色老默片。
纽约交响乐对我来说吵闹又安静，华尔街股市崩溃时投机资本家们撕心裂肺的呐喊、哥伦比亚大学学术讲堂上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学生们热火朝天的辩论、时代广场几块大屏不知疲倦来回播放的有声广告、从曼哈顿大桥到阿姆斯特丹路，车流人潮不休不止。
没有某几个尤其突出的声音组合在一起化为尖锐的针来戳破我的气球，一双大手捂住了我的耳朵，我在与我无关的声流里走在人群的最前面，我看不到有谁在逆行，甚至不知道我要走向哪里。
脚下的路有幸早已被铺好，前途或许坦荡荡，可我看到一切空旷得似一潭死水，连风都吹不起波澜，碎石也激不起水花的死水。
很奇怪，风吹不进来，我的呼喊声传不出去。
密西西比河哪里有生生不息的浪花，那里明明平缓低沉，或许拉斯维加斯有壮丽的日落，可我从不属于那里，加利福尼亚的海滩是热烈且浪漫的，而我在美国的另一头。
纽约每天都在迎来一些人送走一些人，一个人躲在浓重的夜色里无声崩溃时我有想过，被人称赞过悲剧与伟大并存的纽约为什么不干脆送走我。
其实这个世界一直都很荒谬，外面的人发了疯似的要挤进纽约，而我却渴望着有人能带我走。
只有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异类，桑斯特生来就有一种被赋予的子承父业的使命感，他甚至扬言要带克林顿走向新的辉煌。他的眼睛里有精明于常人得坚定，这份坚定来自于在高空翱翔的历练。
我的朋友们，我亲近的仅两位朋友们，卡梅隆对于政治的痴迷只增不减，将来他或许会是一个合格的野心家政治家，尔后节节高升平步青云。
艾玛在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的精神引领下徜徉于哲学与法律的海洋，她说她可以是下一个被称为疯子的尼采，也绝不能是一无是处平庸无能的愚者。
那么我呢，我不沉醉于肖邦贝多芬或者莫扎特留下的有声奇迹，也在梵高罗素列宾的光辉下充当看客。对着早已烂熟于心的金融学说和经济理论我也找不到激情。
偶然想起艾玛挂在嘴边却总是加以反驳的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她说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激情，人不是没有思想的动物。
所有人都在享受着自己拥有的，失去的，追求的一切。
我活着在等待什么，寻找什么，又在追求什么。
我看到过的一切变得步履不同千篇一律。
世界没有声音，纽约看不到极光。
或许我真的才华横溢，或许我不满着无声地控诉着，可我没有勇气去反叛也没有勇气去抨击，更不可能逃走。
我甚至不如回去某个年代里垮掉的一代。
曾经被麦卡锡主义的恐怖白色笼罩的时代仍有被先锋者奏响的主旋律。哪怕是美国最灰暗的大萧条时也有救星出现。
那这个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只有竞争和成败的新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塔莉兰德·克林顿。
人活着需要激情，那这个旋转着的世界里谁能带我走出去，谁能打破我被规划好的路，谁能带我逃走。
谁能打破我的生命之圆，我不想要循环往复，我想一天更比一天壮阔，至少更宽广。
（*生命之圆灵感来自电影《杀死汝爱》）
或许我等的那个人可以为我跨越很远的距离。
我没理由地在梦醒后想过，或许火星到地球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