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毛巾卷大人

30、第二十九章

　　开学后一中需要军训，母亲带着我买了一双新的浅绿色帆布鞋。

　　第一天教官承级主任之令让我们淋着雨站军姿，头发紧贴在头皮上，脑袋发着昏，脚面被新帆布鞋夹的生疼，除此之外胸前竟是持续尖锐地疼痛着。

　　要磨砺钢铁意志，要咽下眼泪，要忍受苦难，凡在苦难前退缩者或抱怨命运者皆为软弱，于是我咬着牙坚持到第二天。

　　晚上没法洗澡，衣服湿了再干，干了又湿，头顶发着晕，鼻梁千斤重，身前的疼痛让我无法入睡。

　　我最终请假了，父亲打发表哥来学校接我，班主任厉声斥责只许请一天假，修改了我的请假条信息。

　　回到家我只能向母亲描述我的痛苦，当父亲出现时我就噤声了。

　　每次生病我都无比愧疚，会打扰他们休息，是我没注意着凉了，是我吃多了，是我又吃垃圾了，我给他们带来麻烦了。

　　而此时我的身体是羞耻的，肮脏的，当母亲向父亲解释我胸部的疼痛时，我颤抖着不敢看他。

　　第二天母亲带我去了市医院，没检查出来什么毛病，要等过几天的专家会诊，我们索性买火车票去省会的医院。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L市学校周围这片地方。

　　我们买的硬座票，一路北上，火车上很拥挤，走道里站了许多人，空气沉重，各种食物和脚臭以及体味混合在一起，我的头更晕了，桌子上全是垃圾和粘腻的不知名汁液。

　　周围人都疲惫地喘着气，吸入一口不知道谁刚刚吐出的浊气。

　　车窗外是一个隧道接着一个隧道，偶尔能看到连成一片飞速掠过的矿灯，其他时候都是一片黑暗。

　　我的心情一直很激动，甚至病痛都少了些，因为这是第一次坐火车。

　　下午一点左右我们出了站，这里9月份了但还是有点冷，头顶的天空灰白，我用力把牛仔外套的两襟拉向一起。

　　火车站外马路边有很多车在拉客，沉重的行李和有些不适应的空气让我们两人都有些头脑不清醒，上了路边一辆没有顶字标识的出租车。

　　害怕被带错地方，我拿着母亲的手机外放着导航，在一次次的偏航声中他停下车，表示到了，他带错了。

　　我们说的是当地的二院，但他开到了一院。

　　司机是个看起来脾气不太好的中年男人，我不敢争吵，只是小声嘟囔着下了车，又在路边重新拦了一辆出租车，反复确认好地点。

　　绕着大楼走了三圈才找到入口，确定好如何走，走廊里的智能服务怎么用。

　　此刻我无比庆幸自己说得一口还算流利的普通话，能无障碍阅读中文，出来之后母亲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能力，只是跟在我身后，生怕一个转眼我就不见了。

　　需要与人交流时也是我走在前面，回来之后再用方言向她翻译，在此时好像她是孩子，我是母亲一般。

　　下午四点多我们在医院附近找住的地方，我幻想着我们住进酒店，或者宾馆，但其实最后我们走进了一栋破旧房屋三楼的旅店。

　　单人间，一晚上60，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形同虚设的老旧电视机，墙壁撞一下就发出“咚”的声音。

　　我们放好行李锁了房间出门，走在陌生城市的街头，看到头顶乱糟糟的电线、街面上翘起的砖头，都下意识和家里的街道对比。

　　看到街边有一个烧烤摊时惊奇原来省会的城管不会追着这些小生意人，怒气冲冲砸掉他们的饭碗。热油滋拉响着，我才发现我们今天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路边有一排饭店，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但是我不敢贸然进去，我怕在鼎沸的人声中询问了菜品价格之后只能尴尬的落荒而逃。

　　最终挑了这条街上门面的牌子看起来最旧的一家炒饭店，有个系着短围裙的应该是服务生，招呼着我们问吃点什么，炒菜还是盖饭，我不知道炒菜和盖饭分别是什么，没有说话，故作高深地看着糊在墙上的菜单。

　　五花八门的名字里有一个叫“鱼香肉丝盖饭”，西北地区出生的我没吃过鱼，是的，根本没吃过也没见过鱼。

　　十八块，他反复确认，一份吗？

　　眼神在我和母亲两人之间打探，这份探究像是剥开我的牛仔外套将我贫穷的伤疤袒露在头顶明晃晃的灯光下，让我皮肤滚烫。

　　母亲边点头边用蹩脚地普通话回答：是的。于是我发现了人生中第一个超出认知的奇观——鱼香肉丝里并没有鱼，我反复查看里面的肉丝，向母亲确认，这确实不是鱼。味道有些酸，胃部的不适让我吃了两口就停了。

　　母亲不住地用方言吐槽着这道菜的虚假招牌，一边用勺子将盘底最后一口米饭刮到嘴里。

　　饭后我们去了省会的一所985大学，那时候高校还是开放的，谁都能进去感受学术氛围。

　　很多院子，紫藤萝的枝条缠满小亭楼的顶部，湖面上架起拱桥，我让母亲帮我拍照，但是她的手机摄像头是摔碎的没有修，所以那时我的照片总是蒙着一层黑雾，角落处有些斑点。

　　在陌生城市的新奇不适感中，旅店潮湿的被褥压在身上，沉重地有些喘不上气，母亲喃喃念叨着希望明天的检查一切平安。

　　我担心旅店隔间的男女行鱼水之欢，让我和母亲难堪，毕竟他们说话声我都能听得清楚。

　　但这样的思虑好像是多余的，一夜死寂，来这里的人或许都和我们一样，只想在陌生的城市不吹风地睡一觉。

　　第二天早晨做完了检查并未发现明显的结节，只是开了两大袋药让我带回家。

　　在外面多待一分钟都要多花钱，母亲索性带着我直接去火车站买票，我们两人回旅店收拾了东西就直奔火车站。

　　我们在火车站候车室的超市买了张小马扎，因为我们买的是站票，希望可以坐下，结果到车上发现和来时一样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不知为何我的屁股上起了一个疮，一碰就疼，站在过道里我感觉天旋地转，母亲奔走到别的车厢，补了两张硬卧的票。

　　同车的一个陌生女人和我们是同一个市的，母亲终于可以畅快地说方言了。

　　我侧躺在小床上，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背对着我诉说着自己的男人孩子，自己的全部生活。

　　绿皮火车摇晃着回到家乡，不论身体是否难受我都难以抑制地笑着，见到新事物的激动挤满少年人的胸膛，让我不自觉有些血管膨胀。出了火车站又是熟悉的山，父亲骑着摩托在火车站台子下，一脚蹬着地丢掉烟头说：“在踏蛆吗走那么慢？”

　　于是我们赶忙收起笑容，拖着箱子跑起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就像不知道他为什么开心一样。

　　我们在城里租了房子，摩托一脚油就到了，因为弟弟转学了。

　　妹妹上初中了，如果不是沾了弟弟的光，她也要也和我一样经历这高成本的通勤、在城市的生疏，尊贵的天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当然不是公主，我是“女大自巧”的婢女。

　　只是这个房子在一楼，阴冷潮湿，对面是高层的握手楼，挡住了全部光线，进门就要开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要盖被子睡觉。

　　当然，我怕冷这件事是没有人在意的。

　　那些黑的让人头晕，不知外面天亮天黑的日子里，我真希望头顶有一扇打开就可以漏进阳光的窗子，我的骨头都冷的发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