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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沙砾 武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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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雅红记事很早。
她记得的第一个画面,不是摇篮,不是奶瓶,不是母亲温柔的脸。
是血。
是母亲陈焉满脸的血,顺着下巴滴在灶台边沿,洇成一朵一朵暗红色的花。
那年武雅红大概三四岁,蹲在门槛上剥豆子。
父亲抡起一条扁担砸在母亲背上,母亲往前一栽,额头磕在灶台角上,血就那样流下来了。
父亲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母亲扶着灶台慢慢直起身,没有哭,只是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血,然后转过头,看到蹲在门槛上呆愣着却满眼惊恐的武雅红。
母亲的眼神很冷,冷到武雅红打了个哆嗦。
“看什么看?”母亲说,声音嘶哑,“没见过你爹打你妈?没出息的东西。”
那是武雅红人生中第一段清晰的记忆。
后来她才知道,那一年母亲才二十二岁,还很年轻。
陈焉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
这是武雅红从亲戚邻里的闲言碎语里拼凑出来的。
他们说,陈焉念书时成绩极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还会唱歌,嗓子很清亮。
如果不是那场运动,她本该是上大学的材料,最差也能在城里当个老师,嫁个读书人,过体面日子。
但命运没有给她体面。
土改那年,陈焉两岁,还不懂事。
她只知道后来家里的大人总爱拉着她说:“咱们陈家以前可是有大宅子的,你爷爷那辈,光书房就有三间。”
那些话像一颗种子,种在陈焉心里,长成了一棵叫做“我们本该不凡”的树。
树越长越大,根扎得越来越深,现实却越来越贫瘠。
她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去上学,成绩永远是班里最好的,老师夸她,同学羡慕她,她昂着头走过泥泞的村道,觉得自己和那些满身泥土的孩子不一样。
她确实不一样。
十七岁那年,她出落得亭亭玉立,梳两条乌黑的辫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走在路上,回头率比村里任何一个姑娘都高。
她有一个秘密——
她喜欢班长。
那是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品学兼优,又有礼貌。
他们会偷偷交换书看,她借给他《红楼梦》,他借给她普希金的诗集。
她本以为她们以后会有个结果。
然后,运动来了。
先是父亲被拉去批斗,挂着牌子跪在戏台上,台下的人往他身上吐口水,扔烂菜叶。
然后是弟弟,那个会画画,会写诗,笑起来很温柔的干净少年。
他被关进牛棚,出来时落下了病根,后来发展成尿毒症,死的时候还不到十五岁。
再然后,轮到她了。
那些人冲进教室,揪着她的辫子把她拖到操场上,说她“出身有问题”,说她“妄想再过小资生活”。
他们剪掉她的辫子,把墨水泼在她脸上,逼她跪在碎瓦片上认罪。
她不肯认,因为她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于是拳脚落下来,她趴在地上,鼻血流进嘴里,咸腥的。
游街那天,她被人押着,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小资狗崽子”三个字。
她低着头,看到自己的脚尖一步一步往前挪,看到路边的泥巴溅到裤腿上,看到有人朝她吐痰。
她听到有人在笑,有人在骂,有人往她身上扔臭鸡蛋。
她没有哭。
眼泪好像在某个瞬间被彻底烧干了。
高中没有念完就被迫辍学了。
家里的成分太差,没有学校敢收她。
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躺了三天。
第四天,她爬起来,洗了把脸,对母亲说:“给我找个婆家吧。”
婆家是三代贫农,根正苗红,成分好得不能再好。
媒人说,男方老实肯干,就是家里穷了点。
陈焉说,穷不怕,只要不再过那种可怕的日子就行。
她嫁过去的那天,没有花轿,没有鞭炮,她穿着一件洗干净的旧衣裳,自己走到了夫家。
婆婆上下打量了她一番,撇撇嘴:“长得是好,可这细皮嫩肉的,能干农活吗?”
事实证明,她不能。
她握笔的手握不惯锄头,挑水肩膀磨出血泡,插秧速度比不上村里的妇人。
婆婆开始骂她,从“懒”骂到“没用”,从“没用”骂到“你这种出身的人就是娇气”。
几个大姑姐也跟着帮腔,阴阳怪气地说“地主家的小姐就是金贵”“咱们这种穷人家可养不起”。
丈夫呢?丈夫不说话。
他确实老实,老实到母亲被欺负时他只会蹲在墙角抽烟,老实到妻子被骂得狗血淋头时他只会闷声说一句“少说两句”。
他那时候还没开始打她,也从不为她说话。
那种沉默,比拳头更冷。
陈焉的精神,就是在那些年里一点一点碎掉的。
先是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盯着漆黑的屋顶,听老鼠在房梁上跑来跑去。
然后是幻听,总觉得有人在背后议论她,说她“不清白”,说她“活该”。
再后来,是控制不住的暴怒和崩溃。
她开始摔东西,摔碗,摔盆,摔一切能摔的东西。
她开始打孩子——打完又抱着孩子哭,说“妈妈不是故意的,妈妈太难受了,你原谅妈妈”。
武雅红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长大的。
她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走路,不是说话,是看脸色。
她能从母亲眉毛的抖动,嘴角的弧度,呼吸的节奏,判断出下一秒是晴天霹雳还是短暂安宁。
她五岁那年,有一天傍晚,母亲忽然不见了。
父亲找了很久,最后在村后的坟地里找到了她。
她坐在一座荒坟边上,头发散乱,眼神空洞,嘴里哼着一支不知名的小调。
月光照在她脸上,像一层银白色的霜。
武雅红躲在父亲身后,探出半个脑袋看着母亲。
那一刻她觉得,母亲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在天上,再也落不下来了。
还有一次,她看到母亲蹲在院子里,手里捏着一只麻雀。
麻雀的翅膀被折断了一只,正在瑟瑟发抖。
母亲面无表情地看着它,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把麻雀的翅膀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
武雅红吓得叫出了声。
母亲猛地回头,看到她,愣了一下,随即把手里的死麻雀扔在地上,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像是困惑,又像是委屈。
“我没干什么,”母亲说,“它自己死的。”
武雅红没有说话。
她低头看着地上那只血肉模糊的麻雀,又抬头看了看母亲的脸。
母亲的眼神里有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那叫“否认”——因为无法承受自己做过的事,所以选择相信自己没做过。
但那只麻雀的尸体是真实的,就像母亲额头上被父亲打破的伤疤是真实的,就像她自己身上那些被母亲掐出来的淤青是真实的。
“你撒谎!”武雅红脱口而出。
母亲的脸瞬间变了。
她一把揪住武雅红的耳朵,把她拽进屋里,边打边骂:“我让你胡说!我让你冤枉我!你跟你爹一样,都不是好东西!”
那天晚上,武雅红趴在床上,后背火辣辣地疼。
她没哭。
她咬着枕头,把所有的哭声咽回了肚子里。
她对自己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不要变成我妈那样。我一定对我的孩子好,不打她,不骂她,不让她像我一样害怕。
武雅红说到做到。
结婚后,她生了林里,对这个女儿倾注了近乎偏执的爱。
为了给林里更好的生活,她没日没夜的打工。
林里生病时她整夜不睡守在床边,林里考试考得好她恨不得昭告天下。
她把自己童年缺失的一切,不计后果地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加倍,泛滥。
但那些潜伏在血液里的东西,终究是无法摆脱的诅咒。
林里七八岁那年,有一次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瓶。
武雅红看着地上的碎片,一股无名火猛地窜上头顶。
她冲过去,抓住林里的胳膊,扬起手——林里没有躲,只是抬起头看着她。
那双眼睛干干净净的,没有恐惧,没有求饶,只有一种茫然不解的注视。
武雅红的手僵在半空中。
她看到了那双眼睛里的自己——面目狰狞,和当年的母亲一模一样。
她猛地松开手,后退两步,转身冲进厨房,把门反锁,蹲在地上,开始疯狂地扇自己耳光。
“我不是好妈妈……我不是个好妈妈……我又变成她了……”她一边扇一边哭,眼泪和鼻涕糊了满脸。
林里站在厨房门外,听着里面噼里啪啦的声响,表情一片空白。
她没有哭,没有害怕,甚至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旁观者,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那种感觉很奇怪——她知道面前这个女人是她的妈妈,她知道妈妈又在“发病”了,她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做点什么,比如敲门,比如喊一声“妈妈”,比如流几滴眼泪。
但她什么都做不出来。
她的身体站在那里,灵魂却好像飘到了天花板上,冷漠地俯瞰着这个场景。
就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电影。
人格解离。
很多年后,林里在一本心理学书上读到这个词,瞬间想起了那个站在厨房门外的下午。
原来那种“灵魂飘走”的感觉,是有名字的。
武雅红从厨房里出来时,脸上红肿,带着清晰的指印。她蹲到林里面前,捧着女儿的脸,用那种混合着愧疚和哀求的语气说:“小里,妈妈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了?妈妈不是故意的,妈妈只是太爱你了,怕你学坏,怕你像妈妈一样没出息……你原谅妈妈好不好?”
林里看着她红肿的脸,看着她红肿的眼睛,点了点头。
她已经习惯了。
习惯母亲在狂风暴雨之后,变成另一个人——温柔,脆弱,低声下气,像做错事的小孩。
她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母亲。
也许两个都是。
也许两个都不是。
上初中后,林里开始住校。她喜欢学校,喜欢宿舍,喜欢那个不用看脸色、不用提心吊胆、不用担心母亲突然崩溃的地方。但每次周末回家,她都发现母亲的状态在以一种缓慢而不可逆的方式恶化。武雅红开始频繁地给她打电话,有时一天五六通。内容无非是“吃饭了吗”“冷不冷”“有没有想妈妈”。如果林里没接到,她会连续打十几通,直到接通为止。
“你为什么刚才不接电话?”武雅红的声音带着哭腔,“你是不是嫌妈妈烦了?你是不是不想理妈妈了?”
林里握着手机,感到一阵窒息。
她深吸一口气,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说:“妈,我刚才在上课,手机静音了。”
“你骗我,”武雅红的声音忽然冷下来,“你就是不想接我电话。你跟你爸一样,都觉得我烦。”
“我没有……”
“你有!你们都有!你们都嫌弃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电话挂断了。
林里握着手机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忽然觉得很累。
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是一种从骨髓里渗出来的无法摆脱的疲惫。
她想起自己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离开这个家,越远越好。
高考填志愿时,林里选了离家很远的城市。
武雅红知道后,在家里哭了一天一夜,打电话骂她没良心,说养了个白眼狼。
林里听着电话里母亲歇斯底里的哭声,没有反驳,没有解释。
她只是默默地把录取通知书收好,把行李箱放在床头,然后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灵魂再次飘了起来。
她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她以前信了。后来她发现,这句话还有下半句——所以你欠我的,你永远还不清。
大学四年,林里很少回家。
寒暑假能留校就留校,不能留校就去打工。
她需要距离,需要空间,需要一个不会被母亲的喜怒哀乐填满的独属于自己的角落。
她在电话里学会了敷衍,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学会了在母亲情绪爆发时沉默不语,等风暴过去再说一句“我知道了”。
她以为自己已经修炼得足够强大,足够冷静,足够不被母亲的痛苦裹挟。
直到她发现自己也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
比如洗完手不关水龙头,任水流哗哗地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
比如深夜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路灯,想象自己跳下去会是什么感觉。
她猛地惊醒,关掉水龙头,从阳台回到屋里,心跳如擂鼓。
她对自己说:我和她不一样。
我不会变成她。
我不能变成她。
但那些念头像野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后来林里毕业了,工作了,谈恋爱了,分手了,生病了。
她无法与人沟通,灵魂想要冲破□□出逃。
也无法感知真实的世界,分不清幻觉和真实。
林里最后也忘记了自己是如何痊愈的。
只是清醒之后,她似乎已步入中年。
过着日复一日的令人感到沉闷的生活。
灵魂依旧再被强大枷锁束缚着,直到有一天——
她再次看向镜中的自己,伸出食指,指尖轻轻触碰——
脑海里似乎想起一道极轻微的“叮”的声音。
灵魂变得很轻,终于离开身体。
宛如飘忽的蜉蝣。
向前,无法追赶逝去的时光。
向后,无法融进新生的浪潮。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镜中的另一个“自己”。
逐渐露出一个标准的泛式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