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市底路的记忆》PLMM1027

1、人间世态 讲述70年

　　1、 一街几弄

　　我记事是从1976年开始的。
　　当时3虚岁的我坐在我三舅给父母打的实木床上，床的三面实木围栏上是三舅亲手画的鸳鸯戏水的水粉画，一张年历画贴在其中一张鸳鸯戏水画上，上面一个穿着粉红色孔雀裙的丰满女人笑容可掬地摆着跳孔雀舞的姿态，丰乳肥臀，前凸后翘，背景是粉色一望无际的桃花，在一片粉色下面，赫然印着几个黑体字——1976年。
　　那是一个万物刚刚开化的一年。
　　不知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我对那张年历画的场景依旧念念不忘。
　　就好像过去好多年，我突然在一家复古怀旧店看到了一张建国初年领袖在机场接机的五人合照，突然对童年家里挂着这幅画时候的具体场景生动起来，那是一种深埋于与心底的记忆，会在某一刻突然梦呓般的被激发了起来。
　　我那贴着年历画实木床的家就在江南小县城一条叫下市底路的街道上。
　　下市底路不宽，在县城的南面，200多米长10米宽的水泥道两旁，依次排开了一溜砖木结构的街面房子，房子前面则是沿街一字排开的法国梧桐和樟树榆树，风化的棕色木头和白色砖墙相间的房子你挨着我我挨着你。
　　顺着街面房再往里，是南方小县城特有的一条条纵向的小里弄，纵向小弄堂对于陌生的外来人来说简直像迷宫，弯弯绕绕间不经意闯进一户人家里去了，而和街面房相比，弄堂里的人家必定是静谧的，灰墙黑瓦的小庭院，有雅趣的主人的房前屋后总种着几株南方特有的鸡冠花、太阳花，偶尔还有一个大水缸摆着院落正中间，幽绿的水面上飘着一些水草和鱼薸，悠游地游着几条小金鱼，那是江南人家接雨水用的。
　　按照上海对于一个贫民的街区层次的标准来划分，整个下市底路就只能属于这个小县城的“下只角”。
　　它在县城的南段，如果古时候的城墙没有拆，这就属于城里和城外的交汇处，后来俗称城乡结合部，往城里走连着县城的中心，依次是雅衢坊、市心街、城中里、解放路、中山路，以一棵古老巨大的大樟树为界，往城外走就是郊区，叫什么大树底，溪滩路，石后地，一听就是出城了。
　　1976年的下市底路，国营肉店里的猪肉才六毛一斤，就在下市底路靠近市心街方向的最北头，那也是县城最大的几家肉铺之一。离肉铺隔20米的位置，是一家有着三个铺面的国营供销社，巨大的货架上商品通常是空空荡荡的，但它想经营品类却是繁杂的，不然怎么担得起国营供销社的称号，虽然里面的营业员因为是国营商店的正式职工，态度傲慢，各种品类的商品短缺也是经常的，但因为它无比正宗的全民国营的血统，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
　　一个叫王麻子的挨着供销社的祖宅开着一家古老的祖上传承的理发店，理发世家传到王麻子已经是第三代，一张历史久远的已经脱了漆的乳白色剪发椅凳，一面雕花实木包嵌的镜子，高大屋梁上挂着一扇巨大的蒲扇，蒲扇被绳子牵引着系在一个大滑轮上，一条粗绳穿梭期间，夏天最热的时候，一人拉绳，被牵引着的大蒲扇就开始左右摇摆扇出微风来，这就是人力风扇了。
　　作为老字号的理发店，王麻子理发店一直生意红火，王麻子老婆和两个女儿负责洗头，王麻子负责操刀理发和刮胡子，店门口的几个煤球炉一天到晚烧着热水，红红的炉膛要亮一整天。
　　那个时候已经渐渐有人投机倒把了，早晨时段，有些家里有着富余蔬菜的农民也愿意挨着这个地界卖些蔬菜水果和小零小碎的，偶尔还有打了山珍猛禽不舍得吃的也会拿到这里售卖。
　　有了人气，平时家里没啥事的老头老太闲杂妇女一大早也就愿意往这里蹭，瞅瞅东瞅瞅西，于是早晨时段的肉铺、供销社和理发店周围就形成了下市底路街区的贩售中心。
　　与县城的其他街区不同的是，因为这里以前属于快到城外的地界，竟然还安置了一个看守所，看守所旁边配套驻扎了一个连的武警部队。警车偶尔载着各种穿制服和囚服的人们进进出出，这可不是每条街区都能有的景观。
　　作为和看守所配套建设的武警部队，就驻扎在看守所旁一个苏式营房的大院落里，每天都有一些瘦小干巴的新兵蛋子在持枪值班，小屁孩们都很喜欢偷偷溜进去，里面有一个小操场和一个水泥篮球场，紧挨着篮球场的高大围墙后面就是看守所的高大院墙，上面书写着硕大的“严肃、紧张、生动、活泼”几个鲜红的正楷大字。
　　那个年代很少有的单杠、双杠、乒乓球桌等运动器械里面也是一应俱全，小屁孩特别喜欢玩，站岗的小兵们进进出出和下市底路的老百姓熟悉了，对一些熟悉小孩的进出也睁只眼闭只眼的不加阻拦了。
　　虽说是下只角，但下市底街的一年四季都是热火朝天的，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和木槿树，叶子和花长了又谢，谢了又长，那是一个县城和乡村最有人气的火红年代。

　　2、大江小河

　　江南小县城几乎都是依江而建，且不说这江有多宽水有多深，它总归是与某条大江大河相通，从城边穿插而过的就是一支源自钱塘江的重要支流---须江。
　　须江在我童年时代就是一条现在意义上的野河，并没有任何人为的干预。
　　夏天旱季，须江就成了沙石地和小溪小河汇成的浅滩，从城里江边一侧望过去，近一百米的江面就是裸露在外面的一堆堆鹅卵石堆和沙石堆，间或几条小溪穿梭其间，到了快到对岸的位置，就有一条稍微湍急的小河了，那是原来河床最深的地方。
　　但到了每年多雨的梅雨季，整个须江就完全改变了模样。
　　上游连夜的大雨早就将鹅卵石地和沙石地淹没了，一百多米的江面满是浩浩荡荡的掺满了泥沙的黄色江水，夹杂漂浮着一些上游飘下来的树枝杂草，庞大的水体延绵不绝地静悄悄地往前流淌。
　　县城里面还有另外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这条小河又是须江的支流了。
　　它宽不过五米，弯弯绕绕穿插在老城里，又一直蜿蜒到了城西的鸡公山下，山上的泉水在鸡公山下的这条小河里与须江联通交汇。须江旱季了，山泉补充，山泉不多了，须江水倒灌，小小的河流常年水量充盈，我们都叫它“内河”，于是须江又可以被称“外大河。”
　　县城小，须江和内河都离我们下市底路不远，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下市底路的人家都是将衣服在家里用洗衣粉浸泡、用刷子刷干净以后，由女人们将衣服拧干后装在篮子里提到河边去荡洗干净。
　　如果洗的是被单、被芯、冬天的棉衣棉袄等笨重的大物件，那必是要去须江的，因为只有须江那湍急的江水才能更快将衣服里的肥皂沫和污垢彻底清洗干净。
　　阳光极好的天气，女人们就着须江的溪流和大石块，用粗壮有力的大手将家里浸泡好的衣物在湍急流动的江水里使劲地揉搓，水流很快就将衣服里的肥皂泡沫裹挟而去，一些妇人为了将衣物里的泡沫去除的更干净，会一边揉搓着衣物，一边抡着棒槌使劲地捶打，捶打几次，放在水里浸泡，再捶打，再浸泡。
　　有时候人多，几个女人操着棒槌轮流捶打着衣物，你一下，我一下，你一下，我一下，于是空气里此起彼伏地回荡起了“嘭、嘭、嘭”的有节奏的回响来。
　　在须江洗好的大物通常是不直接拿回家的，顺便就在河滩的鹅卵石堆上开始晾晒起来，等它们经过一下午的暴晒后，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再将这些充满着阳光味道的衣物折叠好再带回家去。
　　如果洗的是零零碎碎的小物件，内河离家更近，那必定是直接差遣了家里的大姑娘就近拿到内河去荡洗了。
　　母亲就经常差遣我姐去内河洗衣服，但她通常看不得我逍遥自在，会勒令我帮她拿着捶打衣服的棒槌一起陪她去，于是小时候总有一对姐妹这样的身影，姐姐用手挽着一大篮衣服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拿着半人高的棒槌很不情愿地一路小跑着跟在后面。
　　她通常也并不搭理我，一个人气鼓鼓屁拽屁拽地走在前头，好像她要洗一大堆衣服都是我的过错。
　　有一次我姐又要去内河洗衣，正好我在外和童年伙伴高小雅、姜凌凌玩没有被她抓差，她就被每次洗衣服经过的一户人家的狗狂追后吓着了，第二天她就发起了高烧。
　　母亲请了邻居老太婆来帮忙驱邪“抽光”，只见那老太婆用酒盏盛了满满的生米，然后用一块手帕包好了，用倒扣的酒盏那一面对着我姐的发烧的头部开始念咒语：
　　“小俊不怕，小俊不怕，给地上的石头怕，给门口的歪树怕，给外面的野鬼怕。”
　　老太婆一边念着咒语一边用装满生米的酒盏在我姐头部比划，最后拿出几颗事先放在我姐口袋里的石子，用力地扔向了门外面。
　　过了几天，我姐果然就缓过来了。
　　每年的夏天，须江和内河都会淹死一些小孩子，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有时候甚至是三个。
　　通常孩子游泳都是在须江淹死的多，因为旱季须江靠山的小河水质清澈，边上又有几条小溪点缀其间，江边的风又极凉爽，须江浅滩上人们或游泳或摸螺蛳，大人小孩都愿意往那里扎堆。
　　但须江的河床每年因为有人乱采砂，河底早就有采空的空洞，十分危险，于是每年县城里传又淹死一个小孩了，我们都是默认须江又淹死了人了。
　　其实内河也会淹死人，因为内河虽然比较窄小，但就是因为窄小，反而显得水深，深处的水流也会更加湍急，于是内河淹死人也就不奇怪了。

　　3、老旧年月老旧人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正是百废待兴，新旧更替，社会巨变的年代，下市底路这一片地段就聚集了这么一批城乡混杂，新老更迭，亦古亦今的人群。
　　如果说我作为70后能够对木心、陈丹青他们描述的民国有更多的记忆和共情，无非是童年时代，我对那些有着民国遗韵的老街老屋老人的记忆深镌于心，不能忘怀罢了。
　　几十年过去了，掩映在街巷里的一进进青墙黛瓦早已经是断壁残垣灰飞烟灭，九曲十八弯的弄堂也已经分崩离析支零破碎，我对当时下市底路里很多年轻人的记忆都已经渐渐忘却，但对当年那些中古老人的记忆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清晰起来。
　　我家对面住着金八娘和金八叔家，那个年代的金八娘还穿着青蓝色的斜襟大褂，下穿藏蓝色的短脚裤，头后面挽着一个发髻，一支银簪子斜插在发髻里。
　　金八叔则常年穿着各种粗布对襟衫，成天拿着一根老竹做的旱烟杠子，汲着一双破布鞋，沉默寡言，眼光幽远。
　　不知道他们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仇，八娘和八叔半世冤家，小时候老看着八娘双手插在腰间，倚着木门骂着八叔年轻的时候有多么混蛋，年老的要进棺材了还是一样的混蛋。
　　金家有六个子女，老二女儿站位金八叔，在邻居面前偷偷编排八娘的不是，说母亲的泼辣和不讲理，明里暗里帮着老父。老六金大勇老幺站位金八娘，有时候还和八娘一起痛骂八叔，不知这个老父是如何虐待了这个幺儿。其他四个子女则保持中立，很少介入。
　　我们外人理不清他们家庭内部的恩怨情仇，那个时候八叔已经很老了，从来没有看到沉默寡言的八叔有力地回过嘴。
　　和八叔八娘相比，街对面另一对许四伯许大娘老夫妇就和睦很多。
　　许四伯高头大马，退休前是一家国营豆腐店的工人，有点半斜眼，长相丑陋沉默少言，老伴许大娘也常年穿着青蓝色斜襟大褂，却不盘头，齐耳短发，身材干巴瘦小，体弱多病。
　　许家三女三男，全部是俊字辈排行，女孩子后面缀以仙、花、雅等字眼名唤许俊仙许俊花许俊雅，男孩后面缀以刚、强、勇等字眼名唤许俊刚许俊强许俊勇。不知道当时我父母怎么想的，我哥我姐的第二个字的排序就跟着许家的俊字辈了。
　　这些仙、花、雅、刚、强、勇们还算团结友爱，他们陆续成家搬走后每个休息日轮流来父母家帮衬家务，女儿来给老父老母浆洗衣物，儿子们则来做一些体力活。
　　许家二女儿许俊花和女婿王大伟常年在外养蜂，外孙王志远，外孙女王志敏便从小长期寄养在外公外婆家，于是他们成了我最好的童年玩伴。
　　生不如养，被外公外婆从小带大的两兄妹营养充足，比他们同龄的孩子都人高马大的，外人看着这两兄妹和老人的关系倒比许家的孙子孙女更亲密一些。
　　许四伯年轻的时候因为在潮湿的豆腐坊工作落下了一条风湿的老寒腿，其中一条腿部已经发黑腐烂，成年要贴膏药缠纱布，于是人们背地里又叫他“许烂腿”。退休后他利用家里的门面房开起了一家自己的豆腐店，大家背地里就说他的豆腐可能掺杂了绑黑腿烂腿的臭纱布味。
　　但这调侃显然并不妨碍豆腐店的好生意。
　　许家豆腐店最拿手的是水嫩豆腐，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盒的内酯豆腐，许四伯自制的水嫩豆腐都是放在他家门口的一口硕大的大水缸里卖，每天凌晨6点半左右，许家就会开卖卖他们家最走俏的水嫩豆腐，超过早上8点半就全部售罄。
　　住在街面弄堂里的孤寡老人鲁嬷嬷也是当年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存在。当时的鲁嬷嬷已经接近90高龄，她比起金八娘和许大娘，又是更老一辈的老人了。
　　鲁嬷嬷是个孤老太，一直一个人居住，据说还有一个远房的侄子，但并不见得有多少来往。
　　鲁嬷嬷在当时的我看来，就像是一个从历史书上走下来的人物了。和金八娘、许大娘这些后来改良式的老人穿着有很大的不同，鲁嬷嬷青布大褂在款式和质地上更加复古，就像现在一些电视剧上民国女人的装扮，同样挽着发髻，鲁嬷嬷的就复杂很多，她一头稀疏的头发用红绸带缠绕后低挽着盘在后脑勺，另外的黑色发束也被盘绕着用扣子固定在主发髻的周围，它们又叫盘辫髻，最后挽好的发髻上斜插了精致的雕花银簪子。
　　除了发髻，鲁嬷嬷的额头上长年还绑了一个黑缎底额头正中间嵌着绿色玛瑙片的抹额，一双小脚鼓鼓囊囊地裹在黑布三寸金莲的绣花鞋里，走起路来颤巍巍地，青布斜襟大褂也在随风飘动。
　　听大人说鲁嬷嬷家原来是弄堂里的大户人家，祖上留着大量的房产，家里人丁也是极兴旺的，可是日本鬼子大轰炸我们县城的时候，她正好出门，在家里的一家五、六口人都被炸死了，只剩下了她一个人独自活了下来。
　　如今是几十年过去了，一个独活着的老太太住着弄堂里两进的院子，大而阴森，一个院子天井旁的过道里，赫然放着她早就为自己预备好的大红颜色的棺材，大红色的油漆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斑驳不堪，棺材上面覆盖着暗红色的丝绒布和草席，在天井余光的映衬下显得可怕而神秘。
　　老旧年月里，下市底路的夏夜也让人印象深刻，如果张择端在世，画一幅下市底路夏夜生活图，那也是丝毫不逊色的。
　　晚饭刚过，100多米长的下市底路三步一岗的幽暗的路灯陆续开了，沿街的树梢在路灯映衬下树影婆娑，飞虫聚集在一盏盏路灯下飞舞。那时候连电扇也不多见，燥热的夏夜，家家户户拿出自家的竹凳和竹躺椅在家门口摆起了龙门阵，有些就着小菜还要喝些啤酒，有些三三两两凑趣打牌，喜欢成群结队的老人和小孩陆续在水泥杆的路灯下集聚，老人摇着蒲扇三五一群道着邻家长短，小孩子们则不明所以的结对飞奔，场面顿时混乱不堪。
　　还不能停歇的女人们就辛苦了，四处抓着皮实的孩子们在街边就着木盘开始给孩子们洗澡搓泥，偶尔有还小的不听话，就有开始打骂吆喝的，就有鬼哭狼嚎的，家家户户的门口洗澡水飞溅，一会儿一条街就变得湿漉漉的了。
　　夜深了，每到一定时候，街口就会开始回响许家老太呼唤他们外孙和外孙女回家洗脚的声音：
　　“志远、志敏，回家睡觉了~~~,回家洗脚了~~~。”
　　一遍又一遍~~~
　　让那些从来不是天天洗脚的大人孩子羞愧不已。
　　这个时候，家家户户的爷们也开始拆卸自家的门板了，80公分见宽的门板，一头够着家里的略高的门槛，一头就着街道的地面，这么斜斜的几块门面板就是爷们小孩夏夜的床铺了，夜幕为天，席地为床，女人们则睡在稍里面的堂客间的各式门板上，大人小孩横七竖八地躺着，家家户户夜不闭户，这穿堂风也就有了。

　　4.平等的贫穷

　　那个年代下市底路的人们，贫穷的很平等也很稳定。
　　对门金八叔金八娘的家几乎天天干仗，起因常常是因为吃不饱饭。金八叔家六个子女再加上他们自己就是八张嘴，八张嘴每年每月每天每顿能消耗掉多少粮食可想而知。
　　孩子吃完饭再添一次饭是要被八娘打骂的，而八叔据说年轻的时候又不检点，赌和嫖都会来一点，于是纠结地算了这顿没有下顿的八娘就整天像一只暴怒版的祥林嫂，喋喋不休。
　　“老大新，老二旧，老三破”，这是家家户户下市底多子女家庭境况的真实写照。
　　那时的群体环境是无所谓攀比的，只是同样是一个大人或者两个大人养家，少子女家庭比多子女家庭显得生活富足，经济宽裕。而宽裕的尺度也无非是你家比我家一年多吃几次红烧肉，我家孩子比你家孩子多几件新年衣裳的问题。
　　住弄堂的我的小闺蜜姜凌凌家就是能比我们多吃几次红烧肉，多穿几件新年衣裳的人家。
　　姜父姜志刚是我们那条街少有的上海知青，他中等个子皮肤白皙，圆头鼻梁上长年架着一副金边眼镜，插队江山后在文化馆认识了一个单位工作的姜母贾美凤就彻底落户了下来。
　　那时的贾美凤大约三十出头，身材高挑瘦长，一张椭圆的长脸，微卷的半长发，喜欢穿一些半中式的锻料改良裙装，现在看来气质长相颇有点张爱玲年轻时候的风韵。当然，当年的下市底路的人是不晓得张爱玲其人的，大家背地里就叫她“假小姐”，为啥叫她“假小姐”呢？不是因为她姓贾，而是因为贾美凤的父母就是普通的酒厂工人，她父母年过四十才有了贾美凤，是当时少有的独生女，自然对她疼爱有加，于是贾美凤算是普通人家里尽其所能按照小姐的标准养大的女孩，再加上她当年异于常人黑灰兰的特立独行的穿着打扮，大家叫她“假小姐”就不以为怪了。
　　姜志刚显然和“假小姐”是恩爱的，因为落实知青回乡政策后，姜志刚并没有如其他人一样，抛弃妻女回上海，而是继续留在了我们县城文化馆工作，姜凌凌到她十二岁还是独生子女，但后来才添了一个弟弟，于是她家的吃穿用度不经意间就体现出了和我们的不同来。
　　姜家的那时候就分客厅和卧室，而她家的卧室竟然铺设了那时候县城房子少有的木地板。姜家是下市底路最早买了十二寸黑白电视机的，在不看电视的时候，贾美凤就用一条有流苏的锻料花布披在电视机上面做防尘罩，那花布的款式和颜色我至今记忆犹新。姜凌凌的床底下还有成箱成箱的小人书，比如《红楼梦》、《西游记》，还有《金光大道》、《喜临门》、《地道战》等。
　　有一次，我父亲难得出差去金华要带我一起去玩，想想出远门总要给小女儿稍微打扮一□□体面面出门，母亲就一大早带着我到姜家借扎在女孩马尾上的花绸子。那年我六岁，当贾美凤打开她女儿饼干盒展示姜花花绿绿五彩斑斓的绸子时，小小的我不禁惊叹，怎么还有这么阔绰的人家呀！
　　那个时候王麻子的理发店也不是人人都能消费的起场所，女人中只有贾美凤偶尔回去洗头吹头发，此外只有一些当家立业，需要理发和刮胡子的男人才会光顾。而其他女人们如我母亲这样的，要么是大长辫子，一年绞不了几次头发，要么索性是一些齐耳短发，也是家里一把剪刀自己互相剪着来，哪有什么发型一说。
　　于是王麻子理发店大部分是男人的天下，一群老头几杆旱烟几杯茶，没有生意的时候，理发店就变成了小茶馆。
　　穷困的副产品是卫生条件的脏乱差。
　　80年代的街面卫生条件都不行，大人孩子们的卫生也就很将就，像我和我姐，姜凌凌，高小雅，还有小我们几岁的王志敏这些小姑娘们都长了虱子。
　　其实可以说，下市底路的小女孩们几乎没有不长虱子的，因为这些虱子会飞，会互相传染，一个得了，平常一块玩的女孩就全体沦陷了。
　　母亲到代销店买了篦虱子的篦子，要给我和我姐篦虱子，许家老太太老眼昏花，拉了她外孙女王志敏一起来我家，让母亲也帮忙把王志敏头上的虱子也篦一篦。
　　母亲临街拉条小板凳放在她腿前，三个人排起队，她用严丝合缝的篦子轮着在我们三个头上使劲地从上往下篦，一篦子就篦出一个个黑黑的肥肥的还是活蹦乱跳的虱子，母亲用大拇指反扣着熟练地将篦下来的一个个四处逃窜的虱子用指甲盖碾死，一碾一个脆响，一碾一滩污血，真是快意恩仇。
　　如果虱子太多了，还有一些附在头发上白白的虱子卵无法去除，就会有人用浸泡了剧毒农药敌敌畏的湿毛巾包在头上用来熏杀虱子，现在想来这种杀虱子的方法真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当然，最狠的除虱手段是高小雅家，高小雅的母亲叶裁缝长得白白净净，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她索性将高小雅剃了一个光头，然后让她戴着她爸硕大的军帽就赶着她上学去了。
　　委屈的光头高小雅哭了一路，到学校又被我们嘲笑了一整天。
　　高小雅第二天再也不肯上学了，叶裁缝就带着高小雅找到我们班主任，要班主任在班上向大家宣布纪律不许嘲笑高小雅，于是班主任一边宣布纪律，一边拉着高小雅的手和大家约法三章，而高小雅则斜挎着军用书包，戴着他爸的大军帽站在讲台一侧一边哭一边可怜地抽泣着，久久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