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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无法养活人 时代变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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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上队长有一群拥护者,做什么事情这群人文的充当游说者,武的充当打手,以稳固地位。但是当时的政绩是粮食产量,一级一级下来,下面为了政绩好看,一层一层往上报,疯狂到猪重千斤,亩产万斤,只多不少。那么相应就会收取农业税,产量越高,交的税就越多。税负交了,剩下的粮食只要够生活,也没有问题,毕竟当时百姓淳朴,吃饱饭就是幸福。但是随着泡沫越吹越大,慢慢吃饭也紧张,温顺清醒的寻找其它可以充饥的东西,吃不下去的就饿死。没有余粮,灾年直接人口减半。妇女和小孩是最先饿死的,还有吃不下草根树皮的也饿死了。这个村子农村死了一半。大家羡慕城里人,他们还有白米饭吃,妇女带着女儿上城里讨了一碗饭,女儿才活了下来。
每天,妇女跟着自己的妈妈上山去挖草根,做成粑粑,成为口粮。有人吃不下去,吞下去了也吐了出来,只能干干等死。庆幸没有造成瘟疫蔓延,也许当时有人处理了吧,大规模死人不处理一定会造成疾病蔓延。但是还好,妇女和儿童还被看作男人的财产,在绝对的死亡面前,人性显露,妇女和儿童根本抢不过力强的男人,而且妇女儿童的地位也低,也会紧着男性。家里许多兄弟姐妹的,最后活下一半是幸运的,超过一半简直是一件自豪的事情,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平均存活率。所以老一辈的兄弟姊妹情也是可以理解,有的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彼此救过对方的命,同时他们一起经历了这样的时光,彼此陪伴。奶奶就是那个妇女,那个女儿是我的姑姑。
后来真实产量报了上去,没有了虚报之风,显然是上面有人发现了这种情况,这也是一件好事,自此再未听闻如此大的饿死人的时期。其实也是社会在发展,每一次政策的改变或者是转弯,背后都是一个个惨痛的代价。因为虚报粮食产量和荒年的叠加,这也是60年代人们所经历的。
之后没有了虚报粮食产量,但是土地税收归地方使用,也就是官的养活靠税收,从农民身上收起来的农业税,同时又加上当时招多少人是由地方自己决定,这里的地方是乡镇,当官的就越来越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无限膨胀,农民交的税收越来越多,形成“官民竞争”的恶劣现象。发生了多起官民之间的流血事件,直到2005年取消农业税,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只是知道不用每年固定时候挑粮食去大队上上粮。爸妈脸上都是高兴,显然农村已经被遗忘了很久,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
在下一次就是2017年,拆迁到了我们的小城市,舅舅们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占了,于是外公没有了家。在名义上当年分土地的时候,我妈是有土地的,但是舅舅舅妈们就打哈哈。然后以房子已经拆迁为由要把外公送到我们家。谈权力的时候讲道德,说村里女孩子没有继承权,谈义务的时候讲法律,说妈妈也是外公的孩子也应该尽到抚养义务。最后外公被送去了养老院,半年以后过世。写到这里久久不能平静,但是我的舅舅一个是小学校长,一个是建工高管,一个是村长,一个是建筑工地工人,最后外公死在了养老院。母亲去看外公的时候,外公就哭。可是爸妈务农,做着保安和煮饭阿姨的活,两个孩子还在上大学,家里还要照顾爷爷和奶奶,我们有心而无力。那一年我知道世界对于我,一个农村大学生来说,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世界。我知道外公外婆和爷爷在天上保佑着我,因为能感觉到祖辈的坚韧,不坚韧的已经死在了很多年前的夜晚或者黎明。
再到20年代,我们躺平了,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家里辛辛苦苦不敢生病供养出来的大学生竟然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根本没办法在城市立足。还有农村还是谈权利时讲道德,剥夺女性继承权;谈义务时讲法律,说女孩子应该赡养父母。曾经父母靠着土地靠着辛苦劳动供养孩子上大学,现在的我们,根本供不起孩子的幼儿园,送回农村又直接没有好的教育和医疗,根本卷不过那些城市孩子。绝望的我们选择了绝育,是对孩子最后的善良。
还有疫情的冲击,从严控到放开,到现在,我依旧出门戴着口罩,虽然看起来与周围人格格不入。因为我身体弱,新冠感染的时候怕自己客死他乡,还要爸爸妈妈悲伤奔波来给孩子收尸,那实在是无法接受。好好活着,健康活着,是最近几年给自己的目标。常常望着公考的千人岗陷入沉思,也常常为清北博士入职街道办思索,还有人才引进直接拉到硕士和博士。机构之大,尾大难调,只有发生了极端的现象,政策才会向人民转弯。
最近要弄租房价格抬升,收租金。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修生养息,是稳定的可预期的未来,显然要求过高,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平等分到每一个人手上。但是一切终将过去,到谷底之后,终会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