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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番外《乡音》 ...

  •   辽西。1948年10月28日。阴,冬风,细雪。
      今天,负隅顽抗三天的敌人终于哑火投降了。东北比北平冷,北平现在应该还是秋高气爽的天气吧,可是辽西山地的冬风已经刺骨,黄昏时还洒下了盐巴般的细雪。
      我们团的主力部队已经去追击被打散的敌军残部,只留下了我们连,命令是尽快拿下敌军最后一个碉堡中的火力顽抗点,然后赶到部队集结地。连长说这是敌军的指挥部,没准会让我们逮着个“大家伙”。我们把敌军团长级别之上的都叫做“大家伙”。听说敌军的精锐部队的指挥官好多都是有家世留过洋的鼻孔向天的家伙,逮着这样的“大家伙”那可是露脸极了。
      敌军的碉堡已经被我们的火炮砸了好几个窟窿,但是因为那碉堡建造在半山的工事里,拥有重机枪群,而且地势隐蔽,连续两天我们的攻势都被打退下来。敌军属下已经有一个师起义一个师投诚,连他们的高炮营都已经被我们师部收编,而且听说这都是他们的副军长默许的。在这样明显大势已去的情势下,我们不明白一个只剩了几十个人的警卫连为什么还要不知死活地顽抗到底。
      连长每天操着他浓重的东北腔向山上喊话劝降,打回老家总是让他兴奋得发狂的,可是碉堡却总是沉默着,偶尔似乎被烦到般射下一梭子机枪子弹,这不识好歹让连长每次放下大喇叭便开始骂娘。
      当我们嚼着干粮的时候我总是会忍不住去想碉堡里的敌军,他们在吃什么?——洋罐头呗。连长告诉我,他说如果这里面真有敌军高官,别说罐头洋酒,恐怕连妖精女人都会有呢!
      连长言辞凿凿,鼓着眼睛吐着唾沫,可是我有点不信,半山腰那半毁的工事像一只狰狞却无力的妖怪,维持着它最后的自尊。
      第三天,在前夜的偷袭行动失败后,连长实在没有心情喊话,便把喇叭塞在我手里,指指山头。于是我便开始大声背诵连长的劝降书。整个山头都回响着我变声期未完全的北平音儿,这让几个老兵拿我打趣连长,说我这劝降整得跟唱戏似的。连长黑着脸下令吃饱干粮,午后强攻山头。
      当连长下定决心不惜牺牲地强攻碉堡行动开始后,却发生了奇怪的事。敌军的火力网竟完全哑火,一枪不发,放我们一鼓作气轻松地冲上了半山。一路上都是尸体,有我们的兄弟,但更多是敌军的。就在连长怀疑是陷阱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跪在半塌毁的碉堡前的十几个敌军官兵。他们的武器放在面前的地上,已经覆上了一层雪盐巴,每个人都被冻得像冰凌子般硬邦邦的。
      他们投降了。我想他们的长官一定是在我们的炮火中阵亡了,所以他们才投降的。可是当我们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时,一个带着上尉衔的军官俘虏突然对我们说,别为难他们的副军长,是他下令让他们投降的。
      连长变得很紧张,“副军长”三个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紧张,我们都不由得盯着那半塌的碉堡里的灯光咽口水。我想这大概是我此生能见到的最大军官了。连长吼了几嗓子,叫里面的人走出来缴枪投降。碉堡却依然安静,那昏黄灯光变得怪异而挑衅。
      连长留下几个人持枪看守俘虏,领着我们冲进了碉堡。我们都打心里认为那个上尉在放空城计闲扯淡。没有军长会在这样的前线阵地碉堡里指挥,就算真有,也没有哪个军长在兵败时还不坐直升飞机逃跑的。
      我被炸塌的过道口的机枪手的尸体绊了一跤,落在了后面,然后因为冲得太急,撞在了突然停下脚步的一个兄弟身上,引起了一瞬不太有军容的骚动。
      碉堡内部比外面看起来要宽敞许多,但却因不断从缺口灌进的寒风而几乎和外面一样冷。两盏昏黄的马灯火苗被吹得不停闪烁,摇晃着墙上作战地图的影子。被土石淹没的废墟里冒着些通讯设备的残骸,这表明这里真的已经是孤岛。
      我们都呆在原地,十几口呼吸沉重交织,十几双眼光直愣愣落在正对着我们的大桌子后面坐着的人影身上。
      桌子上很凌乱,各种地图,资料,笔,泥石,粉屑,和带血的白手帕。
      那个人的双手放在桌子上,肩背挺直得像一块花岗岩,军装上满是泥土血迹。他的脸很瘦,一双眼睛像是嵌在岩石里的冰晶,寒得没有一丝人味。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他的年青,他似乎并不比我家的连长大几岁。他的额头也许是被弹片划伤,血迹正沿着脸颊向下淌,一滴滴落在肩头。他的军医显然阵亡了,连最简单的包扎也没有。
      当我们冲进去的时候他似乎正看着那灌进寒风的大洞发呆。但他很快转眼把我们扫视了一遍,然后又仿佛失去兴趣般把目光落在了自己放在桌子上的手上,带着脏污白手套的手里握着一柄手枪,手指扣在扳机上。这让连长终于回神举枪对住了他,叫他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他没有回应我们的连长,只是盯着自己的手和铮亮的枪。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是不会投降的,而他外面的手下也并非向我们下跪,他们跪的是他们的长官。
      连长开始了劝降,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不敢向前跨一步,无形凝固的空气不是因为冬风,竟仿佛是来自那人身上明晃晃的寒气。我们不怕他手里的枪会指向我们,更有可能他的枪会指向自己的脑袋。在摇晃的灯光中,我们都看清了那人肩上的将衔。
      连长的劝降词似乎撞上铜墙铁壁,刀削般脸上的表情好像他根本不在这里,直到连长说到“和平”这个词,才让他的眉头轻抖了一下。连长突然扭头向我,叫我宣布战俘政策。
      我走前两步,放下枪向他立正,背诵着我们的政策条款。寒凛凛的光像刀锋闪过,军官的目光终于从手枪上离开,落在了我的脸上。那是奇异的带着倒刺般羽毛的触感,我脑袋混沌一下子记不起词来。枪杆般身姿霍然站了起来,在干净利落的“咔哒”声中拉上了枪栓!
      在我几乎扑出去阻止他自杀的瞬间,身后一颗子弹擦着我的耳朵飞了出去——一个紧张过头的兄弟失手开了一枪。而同时,清脆的“叮当”声响,手枪里最后一颗子弹从枪膛卸在了桌子上。擦过他肩膀的子弹很快让那泥尘军装渗出了血迹。连长回头呵斥了那个乱放枪的兄弟一声。
      敌军军官慢慢把枪放在了桌上,脱下手套,拿起桌上的钢盔戴好。他从桌后走出来,举起双手的时候他的眼光有意无意扫过了我的脸,竟是柔和的。连长冲过去搜了他的身,让他靠墙站好。进行这一切的时候他一直直凛凛地凝着我,让我莫名感到难过。
      兄弟们放松了紧绷的神经,在连长的吩咐下收拾这指挥部,作为俘虏的临时羁押地点,等到天亮再下山移交相关部队。俘虏们被一个个押解进来时看到他们直凛凛戳在墙边的军长,都露出了既悲伤又高兴的神色。悲伤的也许是他们的长官终于沦为阶下囚,高兴的也许是他终究还活着。
      我看着搭在椅子上的黄呢披风微微发呆。翻看着抽屉的连长踢了我一脚,低声叫我拿给伤员。在这十几个俘虏中,那个军长反而是唯一的伤员。他拒绝了包扎,坐在墙边的俘虏阵营看着忙碌整理战场的我们。
      黄呢披风上的血腥和尘土味那么清晰,像是穿越过很长一段岁月冲进我的鼻翼。我捧着披风走到他面前,他又抬起那透得像冰的目光直直看我,我的心脏沉甸甸地。他身边的俘虏有几个在吃着我们的干粮,他们已经断粮两天。可是他却对放在他脚边的白面馍毫无兴趣,连瞥都不曾瞥一眼。
      他接过我递上的披风,放在膝盖上。我很想叫他吃东西,可是说不出口。
      “你多大了?”当我明确到冷冷沉沉的嗓音是指向我时,我发现所有人都怪异地僵住了,不止我们的兄弟,连他身边的俘虏都诧异地望向了他们的军长。
      我忍不住扭头去看愣住的我家连长,连长嘴巴蠕了两下,却终究没发出声,别开了脸。
      “……十七。”我站直了回答。
      “北平人?”在我被他接着的问题呆怔住时,我发现了那寒石眼睛里破冰般的淡淡笑意。
      “是,是的!”我结巴起来。连长走过来呼撸了我的脑袋一把,让我去那边收拾。
      “学生兵。”淡而沉的嗓音不是问句,是一句带着某种愉快的肯定句。我忍不住回头看他,撞上的是一个乍然春暖的明亮笑容。天气很冷,那笑容却让我想到了家乡的柳树。虽然我离家不过半年,但那时春日耀眼。
      连长大声喝斥然后重申战俘纪律,于是那一晚我再也没有和他说话的机会。他看着破洞里暗沉的天空发了一会呆,便枕着墙合上眼睛。他的伤口没有再流血,血的污迹凝结在他石头雕刻一样的脸上。
      第二天把战俘送到临时战俘营地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无数次想过他被政府枪毙的几率。不久后北平和平解放,我回到了家乡。我总爱看着融冰的湖面,和湖面倒映的蓝天,想起那个劈开岁月寒冰,让人连皮带心都暖起来的微笑。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十七岁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俘虏了一个年青的敌方将军。他很英俊很严肃,笑起来很好看。他叫虞啸卿。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副军长。抗日战争时滇西远征军第一军虞师师长。
      我莫名感到他成为战俘和我有些干系,但我想不出是什么干系,后来我模糊觉得,也许是乡音。

      番外《乡音》完
      2009.08.31 / 18:38
      池塘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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