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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第 157 章 真后悔,也 ...

  •   真后悔,也许我应该早一些看到你所面对的世界,这样就不会……
      当然,这是后来画匠才能想到的事了。
      1937年12月,南京受到了日军围攻。虽然城区很大,但即使是聋子,也能听到城门外的炮火轰鸣。柯克兰神父的教堂恰在安全区边缘,每当炮声临近,神父便把教堂当作瞭望塔,毫无防护地爬上塔顶,眺望黑烟从哪个城门升起。画匠不是沉浸在白日梦里的傻子,透过柯克兰神父的描述,他当然猜到日本在做什么,所以生出了本能的失望和厌恶——只是这些还不足以克服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祖国的幻想。
      不只是他,南京城里还有其他日侨,大家都对自己的祖国抱着最后一点期望:日本应该还不会那么糟糕,假如他们进了城,大家一起劝说,也许能让日本军队给南京人发粮食和取暖的炭火。
      “请大家放心,司令官松井石根已经发话了:只允许少数日军部队进入南京,必须遵守军纪,严禁烧杀抢掠!南京不会有事的,南京平民不会有事的!”
      12月8日,桐岛带着一纸颇具希望的文件来到安全区,上面盖着松井石根驻苏州司令部的官章,于是琼先生也心生幻想。他希望日军会停留在南京城外——直到唐生智派人把他叫去,说苏联顾问I要与他谈话。
      12月11日,雨花台和中华门受到重创,琼先生去了卫戍司令部,那里已是一片混乱。传令兵在唐生智的指挥办公室进进出出,德国顾问L在里面急躁地和电话对面的苏联顾问I争论。对唐生智而言,德国顾问L和苏联顾问I其实都是麻烦,只是程度不一。德国顾问L还好,不过是个只管打仗的人;苏联顾问I才是最难缠的,他做事处处谨慎,每当听到含混的说辞,必定要逼问:“依据是什么?拿什么保证?”更叫人头疼的是,苏联顾问I总是预设最坏的情况,比如:他总是预设日军攻破城门,而南京守军也陷入撤退混乱。
      苏联顾问I特别不相信唐生智,他似乎对蒋政府的作风都格外了解。
      “好了,德国顾问L,把苏联人的电话交给美国人!”
      见琼先生来了,唐生智终于能暂时消停一会了。琼先生接过电话听筒,而此时的苏联顾问I已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心内膜炎使得他在医院病房几度发低烧,嗓子沙哑得几乎失声,所以琼先生没有认出苏联顾问I是谁。情况紧急,时间不容浪费,苏联顾问I直奔着最坏结果而来,他告诉琼先生:一旦南京彻底失守,安全区必须立即封闭边界;区内平民按街区分组登记造册,以备日军搜查时证明身份;如有溃兵混入,务必劝其脱下军装、交出武器。
      根据苏联顾问I的叙述,战场会迅速败坏人性。一旦士兵握有武器,又获得国家赋予的开枪理由,道德与世俗顾忌便会被轻易抛弃;他们会在合法命令的掩护下变得残暴,忘记人的良善,最终沦为面目扭曲的恶鬼。而他曾犯过一个愚蠢而不可饶恕的错误——那是在远东的阿穆尔地区,彼时他太年轻了,只会打仗,只顾胜负与推进,完全没有顾及平民的撤退和保护,最终让一个叫伊势月的人酿成了大规模屠杀。海参崴被围困,被屠戮,那件事几乎把他逼垮,也让他一度陷入精神崩溃,而后来因为日苏交涉,他最终也没能处决“伊势月”——这个杀人狂如今已经跟随他的舅舅朝香宫抵达南京前线,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南京,也不会放过南京人。
      琼先生牢记住了苏联顾问I的嘱咐,而后他又问了一个问题:
      “顾问I,假设我们身处绝境,而日军要枪毙一批人,那么军人和平民,谁的生命更优先?”
      这是一个反人性的问题,苏联顾问I试图在低烧中作道德衡量,但雨花台的炮火仍旧在轰鸣,于是他只能这样回答:
      “平民。”
      “也就是说:如果日军来搜查,优先把军人交出去。”
      “是的,因为‘牺牲’也是军人的职责。”
      “谢谢你,顾问I,请保重身体。”
      琼先生挂断了电话。

      进攻雨花台时,小笠原差点死在那里。
      天降猛人。德国顾问L是个打仗的疯子,他看准日军长线分散的弱点,几次指挥八十八师发动闪电突击。雨花台地势居高临下,每当火力倾泻而下,日军便会伤亡惨重,却一时来不及调整战法——毕竟他们此前的训练都是长线作战,这是为了应对苏联漫长的远东大防线而形成的必然结果。所以,像德国顾问L这种迅疾猛烈的短攻,他们也是头一回碰上。
      成也苏联,败也苏联,思维的固化与局限使得雨花台的日军出现了从上至下的迷茫与慌乱。阵地反复易手,许多日军士兵被打到精神崩溃。小笠原亲眼见过好多同队的人变成了“精神病”:有人会在战壕里突然大吼大叫,拿着刺刀对着空气乱戳。即使是那些勉强维持精神正常的士兵,也因为战场炮火的高分贝而耳聋了,他们不得不靠传递小纸条来交流。一日一日,每况愈下,当时日军已经在计划是否要暂时从雨花台后撤,结果转机来了——
      八十八师的师长孙元良带着部队逃跑了!
      那天是小笠原人生里最高兴的一天。当日军坦克轰开中华门,踏过中国人挂起的“誓复国仇”横幅时,他和许多士兵都忍不住高兴到痛哭流涕。可南京的医生和护士们仍在混乱中救人。他们躲避攻城的日军,竭尽全力将八十八师的伤兵往战地医院里拉,而精神亢奋的日军首先瞄准了这些女护士,他们恶鬼一样扑上去,场面混乱又惨烈,女护士们像被捕获的动物一样挣扎尖叫着。
      也正是在这片混乱惨烈里,小笠原再次遇见了晓梅。她美极了,也疲惫极了,脸上沾着灰,白衣上满是血污。与小笠原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她眼中没有惊惧,只有一种深切的恨意,那种恨早已超越了一时的愤怒,变成近乎诅咒的厌恶。为了让同事们活下来,为了让她们及时把伤员转移到战地医院去,她将赴死的决心藏进轻巧的妩媚里。她主动朝那些日军走去,夸赞他们英勇,又说自己对小笠原一见钟情。
      “我爱你,我愿意留下来,请让她们走吧。”
      四周响起了起哄声,小笠原飘飘然了,竟忍不住向晓梅讲述自己的“英勇事迹”:在罗店,他克服了作为人的懦弱,亲手斩下一个名叫嘉龙的广东士兵的头颅。之后他又吹嘘,说华北的日军是如何英勇,歼灭了振华的飞行员部队;苏州时候,富士井师团又是如何斗志昂扬,最后屠戮了苏州……
      “你知道那个姓王的后勤高参吗?估计早就在苏州被我们杀掉了!”
      晓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可小笠原只把那泪水理解为动容,以为她是在为自己的勇气震颤。于是他顺势将晓梅搂进怀里,其他日军也早已按捺不住,借着这片哄笑与混乱,有人开始伸手触碰她的身体。“喂,喂,轮到我了!”大家叫喊着,有人问晓梅愿不愿意做日军“公用的女朋友”。晓梅点了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于是日军一下子涌上来,亲她,摸她。她开口求他们:接下来还会有伤兵,请让护士们把担架抬回去,给南京无辜的人一点时间。
      “可以,你一个换她们二十个。”
      小笠原大度地摆了摆手,反正现在八十八师也溃败了,日军也进入了南京城。他允许其他人把担架抬走了,只有晓梅留了下来——那时候,日本还没有下达“俘虏和伤兵一律就地处死”的命令。

      1937年苏州的冬天,下的是凄冷阴潮的雪雨。
      进驻苏州后,松井石根本想在这“人间天堂”寻找些诗意,但满苏州都是雪雨,这些湿冷黏腻、妇孺啼哭般的东西也没冲掉街门上的血,它们渗进沟渠,变成石桥下发黑的水。这番景象叫松井石根十分失望,他去了知名的拙政园,却发现园林已被焚毁,而守园人老朱管家烧焦的尸体吊在水码头上。
      “这是在做什么?快把那东西丢掉!”
      松井石根大怒,几个日本兵赶紧把水码头上烧焦的尸体取了下来。此后,松井在随从陪同下参观拙政园的残骸,一边看一边叹气。作为一个极其重视日本国际形象的将领,松井石根希望东方人、西方人都为日本彬彬有礼的举止而赞叹;可如今眼前这片狼藉,已与他的幻想相去甚远。
      “咳咳……咳咳……”
      12月7日,苏州沦陷后,松井石根因慢性肺结核发作,在苏州占领地指挥部高烧卧床。也正是在这时,他将南京前线的指挥权交给了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王。这次换帅并不只是出于松井病重,也因为皇室内部的矛盾。淞沪会战后,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认为对华作战过于激进冒失,不仅将关东、华北的兵力分散到华东,也使日本陷入长期鏖战。彼时朝香宫站在雍仁一边,裕仁天皇因此将他视为一个试图借内斗挑战皇权的人。于是,裕仁天皇以“使其改过自新”为名,将南京前线的指挥权从松井石根那里移交给朝香宫,而他同样前往华东作战的外甥伊势月也随之有了凌驾南京前线的权力。
      松井石根对伊势月印象很不好:早在念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伊势月就性格偏激,如果成绩不理想,他就会对自己进行自虐式体罚。后来,伊势月毕业后“空降”到阿穆尔地区担任司令官,时任哈尔滨情报机关长兼张作霖顾问的松井石根一再对伊势月强调“注意远东国际影响”,但伊势月却毫无顾忌地在阿穆尔制造了多轮屠杀。当伊势月以炫耀式的口吻对松井说自己如何往一对叫“乌日娜”和“娜达明莱”的蒙古母女身上浇汽油,并将她们活活焚烧时,松井石根忍不住咒骂伊势月是个“十足疯癫的蠢货”——因为这种行为直接让苏联成了“正义的英雄”,而让日本成为了“卑鄙的小人”。
      日本皇室怎么会养育出这种蠢货呢?
      十几年前的松井石根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压下这桩皇亲国戚的丑闻,但伊势月实在是太极端了,他沉浸在屠杀的快感里,一味耗尽时间和军力,最后导致自己被苏联俘虏。虽然后来日本通过交涉从苏联那里换回了伊势月,但被俘经历使得他的性格愈加走火入魔,时而邪性失控,且缺乏判断力。
      伊势月的性格畸形,而他的舅舅朝香宫也容易陷入暴躁,不知这是否和日本皇室近亲通婚导致的天生缺陷有关。
      相比这两位,松井石根更稳健些,因为他和中国的联系很深。为许多读者不知的是:作为远东法庭甲级战犯的松井石根,其实早年曾大力支持中国的辛亥革命,他与孙中山交情深厚,还在1907年为留学日本的蒋中正担任租屋担保人。乍一看,松井石根不太像样板戏里的“鬼子”,然而历史现实就是这样:有一些“鬼子”并非时刻以扭曲邪恶的面目出现。他们可能受过良好教育,精神正常,懂中文,读中国书,谈和平,甚至真心相信自己是在理解中国。然而这些礼貌、热爱中国文化的“鬼子”,确实在中国进行杀戮,而后又用彬彬有礼的假面粉饰、否定、遗忘杀戮。
      总之,松井石根对日军进入南京一事颇为谨慎。他不希望苏州的混乱重演,毕竟在他看来,日本应是一个超脱亚洲、趋近西方文明的东方国家。为此,他亲自挑选了几支表率部队进入南京,希望这些仪容整齐、恪守军纪的日军能让中国人改变观感,进而为日本同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继续交涉创造条件。病中,松井石根仍召开参谋会议,指示道:
      “帝国军队进入外国首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事。不得让纪律松懈的部队进城,绝不允许抢劫。”
      松井石根的做法起初得到裕仁天皇赞同,却遭到朝香宫强烈反对。朝香宫认为,杀戮才能震慑中国,尤其是发生在中国首都的杀戮。由于皇室内部的旧有矛盾,裕仁天皇否决了朝香宫;但在外甥伊势月的鼓动下,失势的朝香宫反而更加确信自己才站在“正确”的一边。所以,在接替松井石根成为司令后,朝香宫立即发出了一系列“杀掉所有中国俘虏”的秘密文件,并且吩咐从上至下执行。
      得知朝香宫命令,许多低层军官和士兵都为之振奋,因为他们早在淞沪战场时就已经情不自禁地对中国人进行杀戮。虽然很多时候他们会借着寻找中国军队后勤调度的名义,但他们杀的人基本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朝香宫的命令让他们的行为变得“合法”了。第16师团步兵第9联队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对此表现甚为积极——他们在进军南京途中展开“百人斩”竞赛,以谁先杀满100人为胜。
      “一边比赛,一边找后勤,正职和娱乐都不误!”
      那个姓王的后勤高参到底在哪呢?他会不会把十几万军队重新调过来?
      一个种田的农民跪在地上磕头,说他真的不知道,向井一刀砍掉了对方的头;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试图往沟里躲,野田就把母子俩一前一后叠在一起,测试能否用刀一次刺穿……总之,答不出来的人是“奸细”,答得太慢的人是“奸细”,吓得发抖的人是“奸细”,跪下求饶的人也是“奸细”。11月27日,向井、野田自无锡开始比赛,至11月29日抵达常州时,已共杀81人。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在常州火车站前采访了他们,并于11月30日以“百人斩竞赛!两少尉已超过80人”为题首次报道此事。此后,报道不断升级。12月2日,二人随部队进至丹阳,杀人数已增至151人;12月5日抵达句容前线时,向井、野田分别宣称杀了89人和78人;12月10日,两人在南京东郊紫金山麓再度相会,数字已达106比105。因无法分辨谁先杀满100人,他们又决定将目标提高到150人。
      因为少尉们如此“辉煌”的战绩,底下的士兵们也纷纷加入杀人比赛中,他们杀得满脸血渍,只可惜报纸篇幅有限,记者没有拍摄他们,于是几十年后,这些杀人恶魔仍旧披着良善的皮,以日本公民的身份过着好日子。有些人不过是在媒体上稍微流点眼泪,花点很少的钱当忏悔善款,就又洗白罪孽,变成“好人”了。而更多的人选择隐姓埋名,假装压根就没来过中国,也不认识他们杀戮过的中国人。
      他们最多就是道歉,可道歉有用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对不起,诸位,唐某无能,蒋先生也尽力了,我们没能守住南京,先行撤退了!”
      12月12日晚,卫戍司令唐生智率司令部人员乘坐预先留下的小火轮,从下关码头撤往江北。此后,第七十四军、第三十六师等部队也陆续乘船渡江,而其余退至下关的守军大多已失去建制,成了四散奔逃的散兵。有些人临时扎筏,甚至抱着门板强渡长江,但他们不是溺死江中,便是被追来的日军射杀。更多未能渡江或突围的士兵流散在南京城内,他们丢弃武器,换上便装,试图躲入南京安全区求生。然而,朝香宫先前已下达“杀死所有战俘”的命令,所以这些涌入安全区的散兵反而让现在的日军有了强闯安全区搜查的借口。
      安全区主席是德国人拉贝,代表则是美国人琼先生。由于德国将成为日本的盟国,日军对拉贝尚且保留几分表面客气;但面对美国人,膨胀的日军便少了许多顾忌。此前美国多次以经济制裁遏制日本扩张,本岛舆论宣传使得很多日军对美国心怀怨恨——他们认为是美国导致了日本国内经济的萧条和贫困,甚至叫他们不得不到中国征战。因此,当他们面对曾任美国全权大使、现在什么都不是的琼先生时,态度便格外猖狂放肆。
      “AFJ,滚出来把大门打开!”
      AFJ是Alfred· F· Jones的缩写,但日军们编了更具侮辱意味的顺口溜:
      “Aはアメ公、Fは不愉快、Jは邪魔者—、メ公の不愉快な邪魔者だ!”(翻译:A是美国佬,F是令人作呕,J是碍事鬼!)
      于是,现在的琼先生就是AFJ了。
      生死面前,能忍一时是一时。面对持刀荷枪的日军,AFJ始终摆出讨好而卑微的神情。他以近乎低贱的姿态周旋于这些骇人的暴力之间,日军侮辱他,他便满脸堆笑;日军逼问安全区内是否藏有军人,他则一口咬定没有。日军并不相信,威胁说:若不让他们进入安全区搜查,便要强行炮轰。AFJ只能退让,说可以派几个领头的军官进去查看。于是,五名日本军官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先搜查魏特琳管理的“妇孺区域”,见到几个面容姣好的中国妇女,便硬说她们是奸细。魏特琳冒死据理力争,几番僵持后,那几人才转去柯克兰神父管理的“教会信徒区域”。那里人很少,大多是年老的男性。日本军官觉得无趣,草草看了一圈便离开了。
      “AFJ,我们明天再来,搜奸细,尤其是女奸细。”
      军官们笑嘻嘻地离开了,AFJ靠在圣母像旁边大喘气,他真的要疯了——在他脚底下的地窖里,柯克兰神父藏了将近100个中国军人,还在掏空的圣母像里藏了很多枪支弹药。
      “我说话不顶用,快找日本人,让他们代表安全区去交涉!”
      AFJ火急火燎,他四处找日侨,而彼时画匠不在安全区——他在四处寻找失踪的晓梅。

      大规模的杀戮开始了。
      12月12日,卫戍司令部下达撤退命令,国军放弃南京防守。日军第十三师团随即奉命沿长江南岸向城内推进,先后攻占乌龙山炮台、幕府山炮台,并在那里俘获大批中国士兵。朝香宫的命令给了前线部队处决俘虏的权力。于是,那些已经放下武器的人不再被视作俘虏,而被视作可以任意清除的障碍。按照国际条约,投降并解除武装的俘虏不应遭受虐待,更不得被随意处决;可日本军队并没有遵守这些约定。他们命令俘虏挖坑,再将人12个为一组驱赶到坑边,用机枪成排扫射,枪声过后,尸体被浇上汽油焚烧。后来子弹不够用了,日军便干脆将活人赶进坑里,直接掩埋。仅在乌龙山和幕府山一带,就有近两万名中国人被杀害。
      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东、南、西各处城门后,随即派兵突入城内。与此同时,日军迂回进抵下关,而部分残留的中国军队和平民正在江边渡江。他们已经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然而日军毫无顾忌,随即以装甲车、机枪、步兵炮等武器,向正在渡江和被困江边的人群猛烈扫射。大量中国官兵和平民死于江中,或倒毙岸边。南京北部的长江沿岸由此成为日军集体杀戮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血水染红江面,堆满了中国人的尸体。
      杀戮之外,还有抢掠。从淞沪战场一路逼近南京,日军的补给早已出现缺口,而他们解决缺口的方式,便是就地劫掠。南京城内,上到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宅邸,下到普通百姓的住处,都成了日军搜刮的对象。凡是能够搬走、带走、运走的私人物品,几乎无一幸免。新街口等商业繁华的街区是日军重点掠夺的目标,许多日本士兵开着卡车闯入公司和商铺,将货物、器具、财物一扫而空,等到能抢的都抢完了,他们便纵火焚毁现场……
      火焰滔天,可仁慈的太阳还在照拂。寻找晓梅的途中,画匠接连穿过了七座孔桥。
      穿过第一座孔桥时,几个日军把河边那些洗衣服的妇女都赶了出来,她们衣不蔽体。日军让她们跪到墙边,枪声响起,她们接连倒下。
      穿过第二座孔桥时,卖糯米糕的小贩也被抓了。日军用刀挑着一块糯米糕,说吃下去就能活命。小贩张口要吃,刺刀瞬间捅穿了他的喉咙和脑袋。
      穿过第三座孔桥时,船娘的尸体正漂浮在河里,她还没有完全沉下去,被水流推着,弯曲裸露的双腿一下一下撞在桥墩上。
      穿过第四座孔桥时,教书先生和那几个孩子都被刀指着,很快,大大小小的头颅就落水了。
      穿过第五座孔桥时,好几家铺子正在燃烧,几个日军从里面搬出箱笼往卡车上丢。等到东西搬完,他们又往屋里扔了火,一切都在燃烧。
      穿过第六座孔桥时,新婚夫妇被几个日军羁押着,丈夫被迫观看妻子被日军侮辱,而后双双被杀。
      穿过第七座孔桥时,只有画匠一个人。他站在桥上,呆呆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太阳依旧照着南京,桥边的火焰、河里的尸体、远处残存的屋脊,世界好明亮,明亮到异常……
      晓梅,你在哪?

      什么啊……她不是说,她爱他吗……
      昏暗荒废的民宅里,小笠原呆呆地看着身下的晓梅。屋顶破了一个洞,冷白的天光从上头漏下来,正好落在她的脸上。她安静得出奇,雪白的胸口不再起伏,嘴唇也没有血色,只有那双大而黑的眼睛还睁着。屋外,十几个日军若无其事地提裤子、系皮带,有人笑骂,有人点烟,只有小笠原还跪在那里,不死心地摸她的脸。
      “晓梅。”他轻声唤她,“你不是爱我吗,晓梅……”
      没有回答。
      是刚才中村掐住她脖子时太用力了,还是渡边把她的胳膊拧得太狠了?是佐藤踹了她一脚,还是田中将她摔到墙边时撞到了头?又或者是山本、石井、森田……是不是有人拿刀捅了她几下……他们每一个人都碰过她,可现在她躺在那里,真的死了。
      不会的,怎么会呢?几天前她还在看他,明明还流着泪,明明还说过爱他。一定只是昏过去了。一定只是太累了,一定不是他,不是他害死的她——他,他,不是个坏人啊……
      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僵冷了,只有小笠原仍在幻想:他幻想自己在中国得到了“美人爱英雄”的爱情,幻想她此前流下的泪水是为他的英勇动容,幻想她只是太累了,很快就会醒过来,再用那种柔软的声音叫他的名字。
      可是她已经死了。
      她的瞳孔好大,好黑,几乎盖掉了眼白,死人的瞳孔原来是这样大吗……她一直在看他,虽然分明已经没有呼吸了,却还在看他。屋里越来越冷,墙角的阴影像水一样漫过来,爬上他的膝盖、手背和喉咙。小笠原想替她合上眼,可手指刚碰到她的眼皮,便猛地缩了回来。
      合不上……那双眼睛仍旧睁着。
      “这女人被玩死了,去找下一个吧,小笠原!”外面的十几个人呼唤着,小笠原仓皇地收拾东西。在走出那黑黢黢的房子前,他忍不住回头看了晓梅一眼:
      她歪扭着脖子,用那双几乎没有眼白的黑眼睛,死不瞑目地盯着他。
      此后几十年,她仍旧这样盯着他。
      像厉鬼一样。

      嘉龙不见了,老王不见了,现在晓梅也不见了。
      对日本的期望和幻想彻底破灭了。
      那天,画匠没有找到晓梅。他像死人一样回到安全区,刚进教堂,AFJ便冲他发了火。
      “也就是你运气好,是日本人,所以才没有受到那些中国人遭受的对待。”
      AFJ一遍遍强调“秩序”,说现在所有人都必须守规矩,不能再凭一时冲动乱跑。可画匠始终没有回应。他只是坐在圣母像下,脸色灰白,眼神空得像什么都听不见了。
      “好吧,你要乱跑就乱跑吧!”AFJ终于也失控了,“现在你总该知道老王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了!只是我们谁也不知道老王去了哪里,只能留在南京等死!我真后悔,我早就该跑的——”
      死意和挫败感一同压下来。AFJ说到最后,也像被抽空了力气,绝望地瘫坐在地上。就在这时,柯克兰神父忽然从旁边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圣盏,里面盛着清澈的井水。画匠和AFJ还没反应过来,神父已经抬手一泼,将那盏水直接泼到了两人脸上。
      “站起来,二位,即使发生了毁灭性的洪水,诺亚方舟也要继续航行。”
      柯克兰神父把濒临崩溃的画匠和AFJ赶回去睡觉了,他独自拿着一盏煤油灯在安全区巡逻。
      长夜漫漫,飘摇的灯火映着柯克兰神父漆黑的长袍,南京依旧在发生悲惨,而他也不再“无相”了——柯克兰神父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已经露出了一种神像般悲悯的神情。

      这世界不是你一人面对的,还有我,他,她,以及其他人。
      南京发生暴行时,春燕顺利到达了武汉。她和后方部队汇合,并且遇到了当地负责救亡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武汉此时已成为战时后方的重要枢纽,学生、伤兵、难民、记者和各路抗日团体都涌向这里。借助这些混乱却充满爆发力的力量,中共决定在武汉筹备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除却出任军长的叶挺、司令员陈毅等人,延安还派来了一批党内干部协助整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吴浩新和党春燕夫妻,便是在这时被调入武汉的。
      新四军本来是要开往华东前线,协助淞沪线的国军部队和日本作战的,然而遗憾的是,日军进攻的速度过快,新四军的筹备还没来得及成形,大后方就已经与华东地区彻底断裂了。
      “铁路和水路全被日军控制了,领空也被控制,南京彻底成孤岛了。苏州吴家湾的人几乎全被杀了,只有我精神失常的父亲侥幸逃出来。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有这样的决心,竟推着一辆板车撑到了汉口。可他大概也撑不了多久了……”
      汉口协和医院里,吴浩新悲痛地向春燕讲述吴家湾的惨状,却隐瞒了另一个人的存在。
      春燕离开后,吴浩新低落地回到病房。见儿子回来,吴癫子神志不清地喘了几口气,含混地念了几声“老虎”,便断了气。吴癫子混沌地活着,也混沌地死去,而他隔壁病床上的“老虎”还活着——他负了重伤,除却后背几乎见骨的劈砍伤,颅骨也严重受创。他的意识时断时续,但还能记起一些事情,只是几乎忘掉了相连的情感。
      比如:他记得自己目睹了嘉龙的死亡,也记得自己和嘉龙有过军队上的关系,却想不起嘉龙究竟是怎样的人。
      比如:他记得自己曾被困在苏州,亲眼看见拙政园的老朱管家被人浇上汽油烧死,却想不起老朱管家究竟是怎样的人。
      比如:他记得伊万诺夫和琼先生各自的职务,知道自己与他们有所关联,却忘了他们曾是自己的朋友。
      类似的遗忘还有很多。世界与他之间的情感联系几乎都被伤痛抹去了,所有人都变成了表面、事实性的存在,唯独对画匠的感情还留在他的记忆里。他记得许多和画匠有关的细节,甚至记得自己曾在苏州给画匠买过一束很丑的花。可有些事也模糊了:他只记得自己似乎要给画匠一块“驴打滚”,却不记得为什么;也想不起自己究竟是怎样认识画匠的。他只知道,自己和那个人之间有过许多牵连。
      遗忘情感是他在1937年得以活下来的原因,也是几十年后将他推向死亡的原因。
      总之,也许是因为对日本和蒋政府的仇恨,也许是因为那点未尽的不甘,他忘了许多人和事,却唯独没有忘记后勤调度的关键信息。每当他从剧痛中醒来,便强撑着叫来吴浩新,断断续续交代国军部队和撤退路线的安排。交代很耗力气,每次交代完,他又很快昏死过去。其他筹备新四军的人也来看过几次,起初他们并不相信这个重伤昏迷的人还能记住什么,可后来核对,才发现他交代的事情竟都是真的。
      由此,他变得很重要,彼时在武汉负责新四军创建的周公——那位后来新中国受人爱戴的总理,也亲自来医院看过他。周来的时候,他仍旧没有脱离生命危险,虽然已经做完了一次大手术,但身上还残存着34处重伤、56片碎骨和弹片残渣,只能继续安排手术。
      “老王,醒来了吗?以后还要不要回到蒋中正那里去?”
      某次他清醒时,周这样问他,他痛苦地摇头。
      “那要不要跟着我们走,跟着新四军走?”
      他点头,而后又被推进了手术室。
      于是,周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直接负责这个人,成为他的上级。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157章 第 15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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