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笔记》宠氏

54、无声

　　看到《现代文化丧失了神话》这一章的时候终于反应过来自己为啥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无法持续产生共鸣了。除了出生时代国情等大环境的硬性鸿沟外，首当其冲的原因——我一部分的理性思维方式正是遵循或近似于尼采口中最嗤之以鼻的魔鬼苏格拉底。为什么说是一部分呢，因为尼采的一些观点冲破了时代的局限，于当下于我这里于我前半身的磕磕绊绊迷茫浑噩及诸不由己的荒草一样战战栗栗的人生中亦成立。比如他说：“奴隶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现的。”生而为人，正如卢梭所言：“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文字总是具有直击灵魂的力量。对于一部分悲观主义者来说，《悲剧的诞生》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可能会印象深刻。是一段关于森林之神西勒诺斯和米达斯王的对话。截取最主要的部分，西勒诺斯：“啊！可怜的朝生暮死的人类，命运的不幸产儿，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那些你们最好不要听的话呢？对你们来说，最好的事情是永远达不到的：根本不要出生，不要存在，要归于无物；而次好的事则是早点去死。”这段对话太悲观主义了，也比较符合希腊民族原本的悲观厌世的民族属性，但悲剧并非只有堕落、颓丧、死亡。在悲剧极点同样也可以激发出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在这里我可能会提到黑色生命力这种东西，虽然不太恰当，然在悬崖峭壁之上开出坚韧之花这一点上有着共同之处。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悲剧”二字而下意识排斥某种观点。尼采说：“乐观主义的人是浅薄的人，但由悲观主义而产生的乐观主义者，则是体验过人生忧患以后重新肯定人生的人。”这样经历悲观洗礼、生存倾轧，于厌世绝境之中重整旗鼓的乐观主义才更具有生命力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