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她她她（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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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钟邵和誉承另一部分项目成员前往H市J县。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四个被规划为“女书原生态保护区”的村落。
女书，是世界现存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主要在潇水流域一带的妇女中传承[1]。它既不是官方文字，也不是宗教文字，而是地道的民间文字。
女书的使用者乃至创造者是不能接受社会正规教育的普通农家妇女。过去的近一千年里，女书经历“生成 —鼎盛— 破坏 —消失”的文化轨迹后，女性用其表述她们的思想情感、道德取向、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区域社会文化现象，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女性之路，。
而如今还能辨读并使用这些文字的女性已寥寥无几。
到J县已夜幕，一行人在县区住下。
在当地向导的推荐下，钟邵和誉承尝了些特色菜，用完饭后的时间还不算晚，俩人沿街走了走，顺便旁观了当地的夜生活。
夜灯下，还能看见不少沿街的招牌以女书命名，不少与之相关的文创作品屹立在商业街区，扎入眼底。
他们在“我爱女书”的地标LOGO前，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并未直接进行拍摄，而是先抵达了位于“复活岛”的女书生态博物院。
接待他们一行人的是J县文广局的工作人员，博物馆馆长以及讲解员。
复活岛四面潇水环绕，不仅是多名女书自然传人的故居，也是女书传承的核心位置。
女书书院作为博物院的主体，不仅是记录、储存女书文化的资料中心 —— 通过实物、文字、图片、音像等形式展示女书原件文献、作品、工艺、书法、学术成果与民俗风情，也是许多女书传承人的工作中心和学习中心[2]。
随行讲解员是目前年龄最小的女书命名传承人阿婕，刚满17岁。
面对他们，阿婕并不胆怯，小小年纪就将“守门人”的角色做得很好，她不仅对每一段女书的历史，现存女书文物有着精确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也对它们注入每一寸自己的理解。
在上世纪最动荡的十年里，女书被大量焚毁。从80年代开始，女书文化第一次引起了学界关注和探讨，可女书传承中“传女不传男”和“死后随焚”的特点，致使女书文物十分稀缺[3]。
因此，女书起源于何，创著于谁，尚未有人知晓，就目前发现的、已知最早的“女书”实物，是一枚刻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的太平天国铜币[4]。
2004年，随着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承人的过世，女书文化也进入了“后女书时代”[5]。
相较于自然传承人一生浸润在女书中，并将其作为日常语言，如今八名传承人中，七个人为通过《“女书传人”评选管理办法》标准的命名传承人，剩余一人为女书非遗传承人。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女书传承人，在后女书时代，她们己任不仅是竭力模仿和留存女书的原生态形式，更是要借助平台化社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探寻女书实物的线索与痕迹，构建专业的、与时俱进的女书保护措施及其文化产业，将女书作为一种性别文字体系传承延绵下去。
女书学堂的木桌上摆放着女书学习教材，黑板上还留着昨天授课时留下的女书文字。
女书文字脱胎于汉字，呈斜角倾斜的长菱形字体，并由上至下，从右向左进行书写，没有标点。
钟邵和誉承拉开一条长板凳坐下，桌椅对两个身高一米八有余的男人显得有些局促，可他们不在意。
誉承翻了翻全然看不懂的教材，又盯着黑板上的女书，问：“阿婕，黑板上的那行字写的是什么？”
“天下妇女，姊妹一家。”阿婕回答，“就是那枚被发现攥刻了女书的太平天国铜币上的文字。”
各界学者对这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亦是世界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之一的太平天国运动做出不同评价，而不管是褒奖亦或批评，从未将这场运动中的女性纳入考虑范围。而就是无数不被看见的女性，以女子为名，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崛起了女性意识与女性思想。
钟邵翻动唇瓣，近似默念，擢黑的瞳孔中仿若倒映着越岭而来的女性的昭昭呐喊。
随后，他问阿婕：“小阿婕，你为什么要成为一名女书传承人？”
阿婕愣怔，而后粲然一笑，反问：“钟邵哥哥，你为什么要做演员？”
对于钟邵的演员身份，阿婕并不陌生，她虽然不算是看着钟邵的作品长大的，可也看过一些，那些亦正亦邪的角色，都由他深化了角色本身，内显出人性本身的复杂。正因如此，阿婕想知道这个出道时长和她年纪一般大的演员钟邵，为什么要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
“这样的问题，你誉承哥哥也问过。”钟邵嘴角噙笑地看了眼誉承，“当时我说，演员对现在的我来说暂时是个普通的职业，不是不爱表演了，只是越来越难找到一种戏剧的激情了。不，这么说不够准确，上一部跟你誉承哥哥合作的戏，拍得很过瘾。”钟邵站起来，又蹲下，视线与阿婕齐平，“其实，钟邵哥哥一直做演员还有另一个原因。”
“是什么？”
“我在表演这件事情上做出了点成绩，这些成绩恰好让我有了一些影响力，得益于这些影响力，哥哥可以在另外一些事情上，让一些事情被看见，也让一些影响能够被影响。”
阿婕不曾了解有关于钟邵和WAT或者其他的任何事情，可不妨碍她对钟邵的话解构出自己的理解。
“比如让更多人了解和守护女书吗？”
“是。”
这句应答，低沉却坚定。
“谢谢你们。”阿婕的眼底跳耀起星光点点，绽开十七岁女孩应该有的纯粹笑容，也给了她开口的勇气。
“我成长在一个非常沉浸式的女书坏境里，我妈妈是女书命名传承人，外婆和太婆婆都是女书自然传承人。小时候的睡觉歌谣是妈妈的唱式女书；还没开始认字时，妈妈就把那些女书文字编织成我儿时的玩具；等到能上学的年纪，女书则成了我的一个秘密，因为班上的同学都不认识；等到再大些，我觉得女书不再仅仅是我记下那些不想让别人知晓的小秘密了，我感觉我是一个中间体，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告诉更多的女生，在旧社会里，我们依然用智慧追求自由、团结达观、自尊自强的女性文明。后来，这个想法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坚定，我想和我母亲一起，继续守护女书这个仅有且特别的文化，也想让更多人知道女性代表的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两个字，而是一种不摧的力量。”
“阿婕，谢谢你们守护女书文化。”誉承在钟邵身边蹲下，一只手搭在钟邵的肩上，“世界会看到女性的力量。”
第二天一早，钟邵一行人正式进村拍摄，阿婕作为特邀翻译。
进入的第一个女书典型村落就在‘复活岛’上。
作为最典型的女书村落，该村直接命名为“姊妹村”，村中村民均为‘胡’姓，却分布多个民族。
阿婕解释说，女书流传区是一个瑶汉杂居区。自秦汉以来，南蛮及其后裔在这里生息繁衍，历代王朝在这里屯兵设治，中原汉人又不断迁入，瑶汉民族互相影响，逐渐融合，形成了双重文化，也造就了女书习俗和文化的发展[6]。
姊妹村不仅曾出现多名女书自然传承人，如今多名命名传承人也出自该村，这些传承人精通女书的读、唱、写、绣，在女书学堂搬入女书园后，女书命名传承人也利用双休日及农闲时节教当地妇女习女书、学做女红。
姊妹村的两名女书命名传承人就是今天的主要的拍摄对象。
一行人来到了飞仙故居，其中一位女书命名传承人胡姑已等候多时。
胡仙故居是女书自然传承人飞仙的故居。
这是典型的“燕子屋”，明清装饰风格的外墙斑驳缠绕着旧时记忆，轻坐在木板凳上，那经久不衰的女歌，穿越了时空，在此间吟唱。
故居目前居住着的是胡仙老人的儿子胡山，而胡仙老人留下的有关女书遗物由外孙女胡姑收藏着。
“我父母属于那个时代的盲婚哑嫁，她一生只会说女书和方言，和我父亲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与我的感情也很淡薄疏离。”胡山用方言回答导演组的问题，“我这一辈子没看懂过她写的字，也没听懂过她说的话，直到她走了以后，我侄女把她留下的那些东西翻译给我听，我才懂了一点我妈的这一辈子。”
胡姑将飞仙老人留下的遗物依次摆在桌上，将文字写在黄色巾帕上的女书帕、汉字与女书对照文本，与她人合作绣成的女帕，女红物品的绣花图案复印件及草履、凉帽等。
钟邵坐在镜头后，声音像钻进了时间的隧道，问：“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些女书中的故事吗？”
胡姑坐在桌边的木凳上，一束光从窗口打进，将她裹进光晕的朦胧里。
她抚过靠近桌边的一排女工物件，“女书除了写在折扇和纸片上，也经常作为绣纹图案穿刺在衣服、手帕上或编织的花带，作为一种符号，成为她们的自传。”胡姑顺次点过袖套、凉帽、裙边、手帕和肚兜，“这上面绣的是她做绣工的日常，娭毑通常在下午和其他妇女一起坐在院子里做女工，她们一边做绣一边聊各自的婚姻家庭；凉帽上写了一首歌谣谜语，娭毑说是听她的老同讲起的；裙边上是娭毑出嫁前，娭毑的闺中好友对她的祝福。”
娭毑是当地对祖母的称谓。
“不是还有手帕和肚兜吗？”胡山的声音突然插进。
飞仙老人的遗物虽是由胡姑保存收藏，当初书随人走，但留下的女书，胡山也是清点过的。
“是还有手帕和肚兜。”胡姑从包里拿出一方红色锦盒，锦盒看着有不少年头了，却被照护得很好。
她本不打算将锦盒其中的物件公之于众，可今天出门前，还是带上了它。
时间的斑驳中，锦盒里的手帕和肚兜再次触碰到了日光。
“这是娭毑留下的手帕和肚兜……”停了几顿，胡姑才说：“上面是娭毑和她老同的悄悄话。”
钟邵和誉承同时抓住了胡姑停顿之下暗藏故事。
在女书文化的语境中，同年出生，脾性相近的两位或多位女孩结拜了姊妹，一起织布干活，相互取暖，以女书倾述情谊，互称老同。女性未成年时，结老同之事大多由父母做主，择吉日举行结拜姐妹的仪式；成年后，可根据自己的心意，不必再受年龄相仿的限制，选择心仪女性结为老同即可[7]。
胡姑唱诵起手帕上的女书，这似叙似唱的七言诗歌，凝结成一股慰藉的乌托邦与沉甸甸的思念，随天光一路往前。
颂唱并没有诗歌的结束而停止，钟邵一行人在胡姑的带领下，踩着卵石包谷，来到了姊妹堂。
姊妹堂是典型的四水屋，前堂后屋的顶柱房梁上镂空雕刻着关于女书的历史典故与情结。
无边晴空下的前堂院中，坐了一圈女人，她们身着蓝衣黑裤，一把扇面放在膝盖上，吟诵着女书，时不时地与身边的人对望。
阿婕和胡姑解释，姊妹屋是姊妹村进行坐歌堂、贺三朝、结拜姊妹等女书习俗的地方，得益于J县文旅局对女书的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复原，以“四位一体”传承保护为载体，形成“三五”传承保护工作模式，女书文化文艺在泱泱华夏中得以有一隅之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8]。
其中，“坐歌堂、贺三朝”都和新嫁娘与老同的情谊有关。
所谓坐歌堂，指的是新娘出嫁前三天，闺中好友与亲人之间的歌唱活动，她们读唱载有女书的书扇帕巾，吟颂对新嫁娘的祝福及婚后生活的指引[9]。
“ 红纸系蛋去报日，男家欢喜女家愁，姊不哭，姊不愁，去到他家起高楼，面前起起油油滑，背底起起走马楼。”胡姑翻译起读唱的内容，“这是《哭嫁歌》，说得是少女即将出嫁为人妇的不舍。”
“现在出嫁还会进行这些仪式吗？”誉承问。
“就我们这几个典型村还会有这些仪式，但是也少。它不像传统服饰文化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及和流行，女书的流行和十里红妆一样，都存在区域文化的限制。“沿着诵唱的变换，胡姑回答，”我结婚是女书婚礼，出嫁后的第三天为“三朝”日，老同们会携带以特制线装订，用女书写下的新婚祝语和自己与新娘的情谊的《三朝书》，以及糕点水果到新娘娘家‘贺三朝’，再将新娘接回娘家，一起小住几日[10]。“
“这么说来，老同的结拜仪式，也一直保留着？”
“是呢！我半年前刚结了我的老同！”回答的是阿婕，“现在结老同，就算是未成年，也能自己决定，其实跟发小、闺蜜没什么区别，只是我们多了一个仪式，就是用女书作为符号传递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小秘密。”
钟邵想起了在女工厅里听到的唱女歌，轻快明媚之感与此刻的盈盈不舍仿若女书的两面，一面朝阳，一面哭诉。
不论是何种感情，她们诉诸都是对自由与平等的热切与渴望。
在那个男尊女卑、女子裹足在家的旧社会，她们始终不屈服于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的压迫，她们用共通的女书搭建文化上的情感与智慧，使她变成一种表达和话语权。
作者有话说
第65章 她她她（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