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患上了肺癌！》宁捷

32、第 32 章

　　第三十二章，输液难题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陈静的心沉甸甸的。
　　母亲林淑华需要输注的唑来膦酸——这种抑制骨转移的药物，原本以为只是找个地方输个液那么简单的事情，现在却成了横亘在面前的一道高墙。

　　陈静在自己家的书房里，坐在电脑前，搜索着“唑来膦酸输液”“北京社区医院输液”这些关键词。
　　屏幕的光映在她疲惫的脸上，眉头紧锁着。

　　第二天一早，陈静赶到了离家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她昨天给这里打过咨询电话。
　　早晨八点半，门口已经排起了队，大多是老年人，手里拿着医保卡和病历本，互相聊着最近的血压血糖。

　　咨询台后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戴着老花镜，正耐心地给一位大爷解释着用药时间。
　　轮到陈静时，她深吸了一口气，把母亲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
　　“医生给开了唑来膦酸，需要静脉输液，每个月一次。我们想问问，能不能在这里输？”
　　咨询员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这个药我知道，是用来治骨转移的吧？”
　　陈静连忙点头：“对对，我妈是肺癌骨转移，医生说要定期输这个药。”
　　咨询员的态度很和善，但语气却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可以输液，但是。。。”她顿了顿，“第一次用药必须在医院输。输完了没有出现过敏反应，医院给出具‘外带药输液证明’，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接收后续的输液了。”
　　陈静的心往下沉了沉：“如果没有这个证明呢？”
　　“那就绝对不行。”大姐的语气很坚决，“这不是我们故意为难，是规定。你想啊，万一患者第一次用这个药发生过敏反应，我们这里抢救条件有限，出了问题谁负责？”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你看，这是上级下发的通知，明确规定了社区医疗机构接收外带药输液的条件。我们必须按规定办事。”

　　陈静接过文件，上面密密麻麻的条款让她眼花缭乱。
　　她理解这个规定的必要性——确实，万一母亲输液时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社区医院可能没有足够的设备和药物进行抢救。
　　但这个理解并没有让她的难题得到解决，反而让她更加焦虑。
　　“那如果我们去医院第一次输液后拿到了证明，以后每个月都能来这里输吗？”陈静抱着一线希望问道。
　　对方点点头：“只要证明齐全，药物在有效期内，医生处方规范，我们可以接收。而且社区输液比医院便宜不少，也省得你们往大医院挤。”

　　从社区医院出来，陈静看了看表，已经九点半了，她匆匆赶去上班，一路上都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显然，问题的关键变成了：如何在医院完成第一次输液，拿到那张至关重要的“外带药输液证明”。
　　午休时间，陈静几乎没吃几口饭，一直拿着手机查附近的三甲医院电话。
　　她工作的公司在东三环，下午提早请了假，三点多就赶到了附近一家知名的三甲医院。

　　医院大厅里人头攒动，咨询台前排着长队。
　　陈静排了十几分钟，终于轮到她了。

　　咨询台后坐着个看起来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戴着护士帽，脸上有着初入职场的青涩和认真。 “我想咨询一下，患者需要输唑来膦酸，第一次输液，能在咱们医院门诊输吗？”
　　小姑娘摇摇头，语气很肯定：“门诊不能输液的规定已经实行好几年了。北京所有的三甲医院都不能在门诊输液，只有急诊可以。你去急诊问问吧。”
　　陈静心里一紧：“那急诊能输这种药吗？”
　　“这我不清楚，你得去急诊具体问医生。”小姑娘指了指方向，“急诊在一楼东侧。”

　　急诊区域与门诊大厅截然不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三个急诊诊室只有一号诊室亮着灯，门口挤满了人。
　　陈静挤进去，看到诊室里一位中年男患者趴在桌子上，用发抖的手接电话，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说话时声音断断续续，陈静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男性，戴着眼镜，脸上写满了疲惫，却依然耐心地听着患者的话，时不时点头。
　　等患者拿着单子颤巍巍地走出去开药，陈静赶紧上前。
　　“医生您好，我想问一下，患者需要输唑来膦酸，第一次用这个药，能在急诊输吗？”
　　年轻医生皱了皱眉：“唑来膦酸？这是肿瘤科用的药吧？急诊没有这种药，而且我也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他想了想，“你去一号诊室问问看，那边是内科急诊，也许更清楚。”

　　陈静道谢后，又来到一号诊室。
　　医生不在，办公桌旁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女性，旁边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一直在费劲地喘气，声音拉得很长：“啊——嗯，啊——嗯，啊——嗯！”
　　每一次呼吸都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听得陈静自己都觉得憋得慌。
　　中年女性不停地给老太太拍背，脸上满是焦虑。

　　几分钟后，医生回来了，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医生，脚步匆匆。
　　她快速查看了老太太的情况，开了平喘药的医嘱，然后打了个电话。
　　“留观那边需要等一个半小时，现在床位很紧张。”医生对家属说，“这样吧，你们去手术室门口等着，我安排护士在那里给你们先用药，能快一些。”
　　家属连连道谢，推着轮椅离开了。
　　陈静抓住机会，再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女医生听完，摇摇头：“打不了。首先，急诊没有这个药；其次，就算有，你母亲这种情况也不符合急诊输液的标准。急诊是处理急危重症的，你母亲这种定期治疗不属于急诊范畴。”
　　“可是门诊不能输液，社区医院又要求第一次必须在医院输，那我们该去哪里呢？”陈静的声音里带着无奈。
　　女医生也露出了同情的神色：“这个确实是个问题。要不你去肿瘤科问问？他们可能有办法。”

　　陈静只好回到一楼咨询台，刚才那位护士小姑娘还在。
　　听完陈静的遭遇，小姑娘想了想：“你要不然直接去肿瘤科问问医生，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肿瘤科在五楼。”
　　电梯里挤满了人，陈静等了三趟才挤上去。
　　五楼肿瘤科候诊区相对安静一些，病人不多了。
　　她找了个面相和善的中年男医生，对方刚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正在整理病历。
　　听完陈静的叙述，医生叹了口气：“现在确实没办法，我们也很无奈。对于第一次输液的患者来说，这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规定就是规定，我们也没法违反。”
　　陈静不甘心：“医生，能不能安排我妈住一天院呢？住院就可以输液了吧？就一天，输完液我们就出院。”
　　医生摇头：“安排不了。现在床位非常紧张，化疗的病人都安排不完，怎么可能安排只需要输液一天的患者？这不现实。”
　　“那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要到哪里去做第一次的输液呢？”陈静几乎是在恳求了，“医院不给输液，让找社区医院；社区医院又说第一次必须在医院输液并开具证明。这完全就是个死循环啊！”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政策的本意是推进分级诊疗，让常见病、慢性病在基层解决，减轻大医院压力。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一些特殊情况考虑不够周全。”
　　他看了看表，“抱歉，我接下来还有个会。你可以再问问其他医院，或者打卫生热线咨询一下。”

　　走出医生办公室，陈静靠在墙上，感到一阵无力。
　　病患就像皮球，被各个部门踢来踢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定和理由，但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
　　母亲的病越来越重，时间一天天逼近，她却连个明确的方向都没有。

　　回到公司，陈静心神不宁地处理完手头的工作，下班路上一直在用手机查询。
　　她想到了最近兴起的“网约护士”服务，也许可以请护士上门为母亲输液？
　　然而，当她打开几个知名的医疗服务平台，仔细查看服务项目时，发现各种□□里都没有“输液”这一项。
　　静脉输液、肌肉注射这些项目统统不见踪影，只有测血糖、换药、导尿等基础护理。
　　查询相关规定后，陈静才明白：原来卫生部早有规定，严禁网约护士上门进行静脉输液等高风险操作。
　　原因很简单——家庭环境不具备抢救条件，一旦发生过敏反应或其他紧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那为什么还要取消门诊输液呢？”陈静忍不住抱怨。

　　回到父母家，吃过晚饭，陈静回到自己家。
　　陈静坐在电脑前，开始上网搜索。
　　搜索结果显示，不止北京这样，全国很多大城市都逐步取消了门诊输液。
　　而这一政策的推行，并不完全是新冠疫情的影响，早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了。

　　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遏制抗生素滥用，减少不必要的静脉输液，降低医疗风险，推进分级诊疗。
　　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输液量远高于国际水平，门诊输液的取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输液大国”的状况。
　　但对于像母亲这样的患者，需要定期输注特定药物，且这些药物通常不在社区医院常备药范围内，政策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境。
　　他们被卡在了医院和社区之间，进退两难。

　　陈静继续搜索相关案例，发现遇到类似问题的人并不少。
　　论坛上、医疗求助平台上，到处可见求助帖：“哪里可以第一次输唑来膦酸？”
　　“帕金森患者需要定期输注某药物，第一次怎么办？”
　　“社区要求医院证明，医院又不给输，怎么办？”
　　每个帖子下面都有几十条回复，但解决方案寥寥无几。
　　有人建议“找关系”，有人建议“换一家小点的医院试试”，还有人无奈地说“最后只好自费住了三天院，就为了输一次液”。
　　这些真实的遭遇让陈静感到既愤怒又无力。

　　如果连基本的医疗需求都无法得到合理满足，再好的政策初衷又有什么意义？

　　深夜十一点，陈静拨通了12320北京卫生热线。
　　电话响了七八声才被接起，接电话的是个声音温柔的女孩子。
　　陈静尽可能清晰、有条理地讲述了她遇到的困境：母亲需要输注唑来膦酸，医院门诊不输液，急诊不收，住院排不上；社区医院要求必须有医院出具的“外带药输液证明”才接收；而如果没有社区医院要求的证明，医院又不会给第一次输液——这完全是个无法破解的死循环。
　　电话那头的女孩听得很认真，不时在记录：“您的情况我了解了，这个问题确实比较特殊。我会把您反映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向上级部门反映。”
　　“那我妈下周一就需要输液了，现在该怎么办呢？”陈静急切地问，“您能告诉我，像我妈这样的情况，应该去哪家医院做第一次输液吗？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女孩沉默了几秒钟：“这个……我需要帮您查询一下。请稍等。”
　　电话里传来键盘敲击声，几分钟后，女孩回来了：“我查询了现有的医疗机构名单和规定，目前确实没有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指定医院。不过我可以给您提供几家可能有肿瘤科病房的二级医院联系方式，您可以一一咨询，看看是否有解决方案。”
　　陈静记下了几个电话号码，但心里明白，这很可能又是一轮徒劳的询问。

　　果然，随后几天，她打了不下十个电话，得到的回复大同小异：门诊不输液，住院要排队，特殊情况需要特殊申请但“可能性不大”。

　　陈静也给几家条件不错的私立医院打了电话，回答都是“不接这种外带药的第一次输液”，他们也同样担心风险。

　　周末两天，陈静几乎没怎么合眼。
　　周一一早，她再次拨通了12320。
　　这次接电话的是位男性工作人员，听完陈静的情况后，表示之前同事已经记录并上报了。 “那有回复吗？有解决方案吗？”陈静急切地问。
　　“抱歉，目前还没有具体答复。这类问题需要多个部门协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时间？母亲等不起，她的疼痛等不起。
　　陈静挂断电话，感到一阵绝望。
　　她忽然想起肿瘤科医生的话，“非得把普通人都逼成专家、医生、护士吗？”
　　一个荒诞的念头闪过脑海，难道真的要去护校学习，考个护士证，自己给母亲输液？
　　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她自己否定了——即使她真的这么做，也是违法的。
　　之前查询资料时她才知道，即使是在医院工作的护士，在医院以外的地方给患者（哪怕是自己的亲人）进行静脉输液，也属于违规操作，一旦发生问题，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她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波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思考生活的其他可能性了。
　　她闭上眼睛，脑海里反复回响着那个无解的问题：医院说找社区，社区说需要医院证明，医院又不给开证明——这个死循环，究竟该如何打破？

　　窗外，城市在雨中模糊成一片灰色的轮廓，就像她眼前的困境，看不清方向，找不到出路。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新闻推送：“我国分级诊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陈静苦笑着关掉屏幕。

　　政策的宏观叙事与个体遭遇的具体困境之间，似乎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

　　她不知道这次会有怎样的结果，不知道输液这个难题何时才能解决。
　　她只知道，作为女儿，她不能放弃；作为患者家属，她必须继续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走下去。
　　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医院里，此刻正有多少个“陈静”在为了亲人的医疗需求而奔波、焦虑、无助？

　　输液难题，这不仅是陈静一个人的难题，更是一个需要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更多考虑个体差异与特殊需求的社会课题。